新中国成立后，郑位三因体弱多病，留在湖北休养治病，没有担任具体的职务。1955年，我国开始实行薪金制，毛泽东考虑到郑位三为革命做出的突出贡献，特批让他享受副总理级的待遇，他被定为行政三级，每月工资400元。

郑位三

郑位三之所以能得到这样的照顾，是因为他的功绩确实突出，战争年代，他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新四军二师、五师及中原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郑位三的家乡湖北红安，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董必武、郑位三，领导人民把身翻。”

尽管国家给予的待遇优厚，但郑位三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作风，他省吃俭用，近乎苛刻，把工资全部送给了生活困难的军烈属，红安受到他接济过的军烈属至少有几百人。

郑位三虽然没有具体工作，但他仍然积极进行调研，并为政府建言献策，他说：“我虽不执政，但我要参政。我要为党、为政府分忧解难，尽绵薄之力。”

建国初期的湖北可谓是百废待兴，省政府遇到的第一件麻烦事就是如何对待和使用解放前国民党军政机关的旧职员，当时湖北省的旧职员达4000多人，省政府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但因一时难以搞清这些人的政治面貌，所以不好安排他们的工作，有的干部主张“不接近旧职员”，有的人甚至提议“大批清洗”。

郑位三得知此事以后，亲自审阅了旧职员的档案，他经过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最后得出结论：旧职员可分为三类，区别对待。一类是家庭出身贫苦、有一定学术专长的人，他们在政治上应该受到重用；二类是和国民党联系不深的人，他们可以工作，但不能重用；三类是从事过许多反动工作的人，这类人有危险性，但只是少数。

郑位三很快向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反映了自己的想法，李先念听后笑着说：“位老，有人向我告状，说你位老不‘安分’，不好好休息，要参政。”

郑位三风趣地回答说：“先念啊，我不能只领‘朝廷’俸禄，而不为‘朝廷’出谋献策呀！”

郑位三和李先念

最后湖北省委完全接受了郑位三的意见，妥善地为这些旧职员安排了工作，这对稳定当时湖北的政治局势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一些自己了解的历史人物的评价，郑位三从不人云亦云，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主见，做到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价，高敬亭就是其中一位。

高敬亭曾担任过红28军政委，在1935年至1937年的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中，他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作出过重大贡献。抗日战争开始后，高敬亭出任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因为他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认识不够，犯有错误，最后不幸被错杀。郑位三对此一直保留意见，解放后，他多次指出应重新认识高敬亭的问题。

高敬亭

1960年5月，郑位三顶着“左”倾思想的压力，再次向中央提出了自己对高敬亭的看法：

第一，他有错，错在与中央的关系上处理不好；

第二，他不是反革命；

第三，他确有大功；

第四，光第一、二、三条就决不能杀，当时对他的处理研究不够，如果把他送到延安或关起来教育几年更好些。

后来郑位三的这些意见终于受到了中央的重视，1975年12月，中央军委正式决定为高敬亭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66年的“运动”开始后，郑位三对当时的种种乱象感到忧心忡忡，他对儿子说：“这样要乱个10年！”

后来郑位三的儿子把这番话说给了他的同学胡德平听，胡德平又告诉了他的父亲胡耀邦。“运动”结束后，胡耀邦在提到郑位三时经常说：“郑位三同志对‘运动’要乱10年的预料真准啊！”

郑位三和家人

不久以后，郑位三也受到了冲击，因为他在1958年对“大跃进”中脱离实际的“左”倾冒进进行过批判。但即便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郑位三仍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1971年7月21日，郑位三在自己的《思想汇报》中写道：

对于人民公社，我有反对的感情，每谈一次，我声色俱变。我认为公社过大过早，我当时只赞成少数试验。

对万户以上的大社以及农村食堂，一开始我就不赞成。我不赞成报上登的亩产万斤的说法。

后来不少老同志曾感慨地说：“位老虽身处逆境，仍无私无畏，坚持原则，真是难得啊！”

1975年7月27日，郑位三不幸病逝，享年73岁。中组部的军代表决定：在中组部食堂开追悼会，不许通知京外亲友，在报纸上发条小消息。

邓小平得知以后，十分生气地说：“郑位三同志的追悼会一定要在八宝山礼堂开。”他还决定亲自主持追悼会，由李先念致悼词。

邓小平

有人对邓小平说：“八宝山礼堂安排满了，没有空时间。”

邓小平坚持说：“位三同志的追悼会安排在哪天，礼堂哪天就要让出来！”

1975年8月3日，郑位三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亲自主持，李先念致了悼词，悼词说：

郑位三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革命老战士。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几十年来，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