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39年，47岁的范仲淹见到了年仅12岁的雏妓甄金莲，倾心不已。身边好友都劝范仲淹把甄金莲收为妾室，却遭到了他的严辞拒绝。 三年后，他纳甄金莲为妾时，不但没被骂反而被传为一时佳话。 那一晚的酒席散得很慢，范仲淹却并不贪杯。范仲淹心里清楚，真正让范仲淹难以安静的，不是歌声，也不是席间的热闹，而是那种又熟悉又刺人的感觉：人在半生以后，突然看见一件自己不该伸手的东西。 范仲淹听完劝说，脸色沉下去，话说得很重，连陪坐的人都不敢再多嘴。 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西夏建立。宋夏对峙一下就变成实打实的战事，边关的战报像雨点一样往汴京送。到了1039年前后，西北战局让朝野紧张，许多大臣都怕担责，互相推诿。 范仲淹却不太一样，范仲淹一贯的性子是“能扛就扛”，哪怕吃亏也愿意顶上去。 到了1040年，宋仁宗康定元年，西夏扰边更急，范仲淹被调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直接站到了前线最紧的地方。延州就是今天陕西延安一带，是宋朝西北防线的要害之一。 范仲淹到了延州以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写文章表忠心，而是抓军务，盯训练，改旧制，把散乱的兵重新整合起来，分部轮训，轮流御敌。 范仲淹还推动修筑城寨，比如青涧城等据点，加强防线，稳住军心民心。西夏那边虽然凶，但也不敢随便硬碰。 这时候如果把范仲淹放回那场花楼相遇里，就能看明白了：范仲淹不是在“风流”，范仲淹是在极累极烦的时候，忽然被一个无关战报、无关公文的人打断了心绪。 甄金莲的出现，让范仲淹短暂地从那条紧绷的路上喘了一口气。 可喘气归喘气，范仲淹还是把路往前走。 延州的事做得好，朝廷就更离不开范仲淹。范仲淹在西北的名声，慢慢压过了许多只会坐在殿上讲话的人。范仲淹也不是只靠一腔热血，范仲淹懂得把“治民”和“治军”放在一起想：军队要吃粮，百姓要活命，边地要稳，不能只靠砍杀。 后来很多人读到范仲淹的边塞词，会觉得悲凉。 可那份悲凉不是矫情，是范仲淹知道边地的苦是真的苦，死的人也是真的死。范仲淹的沉稳与硬气，都是在这种地方磨出来的。 也正因为如此，当朝廷终于在1043年决定起用范仲淹入中枢时，范仲淹的态度非常明确：要做事，就不能只做表面文章。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以参知政事身份向宋仁宗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庆历新政”的开端。 范仲淹在奏疏里谈的，不是某个局部的小改小补，而是一整套治国的办法：整顿官吏升迁考核，限制恩荫与侥幸入仕，重视学校与教育，慎选地方长官，减轻徭役，修武备，落实法令。 这些话写在纸上看着规矩，其实每一句都是刀，切的都是官场肥肉。 范仲淹推新政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人唱独角戏。欧阳修、韩琦、富弼等人都参与其中。可真正扛着压力往前冲的，还是范仲淹。 改革一动，受影响的人太多了，那些本来靠关系、靠门路升官的人自然不服。朝廷开始出现“朋党”流言，说范仲淹结党营私。范仲淹明白这是套路，却没退。 这时就能看出范仲淹的脾气有多直。史书里有一句话后来常被引用，大意是范仲淹说过：宁可一家哭，也不愿一路哭。这种说法听着刺耳，但范仲淹讲的是现实。 官场要是任由烂下去，受苦的是天下人，不是几个被革职的官。 可现实也很快给了范仲淹一记闷棍。庆历新政推行一年多，阻力越来越大，宋仁宗态度也开始动摇。庆历五年（1045年）前后，新政失败，范仲淹被罢参知政事，外放出知地方。 范仲淹这一退，很多人松了口气，觉得“终于把麻烦人赶走了”。范仲淹自己却没怎么抱怨，范仲淹只是又回到熟悉的节奏：去地方，做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