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一个女乞丐正要出城，日军怀疑她是地下党，竟让她当众脱下衣服，这时，女乞丐从包裹中取出一东西，竟吓得日本鬼子连连后退，一边摆手一边让她走了。这个衣衫褴褛的女乞丐，到底是不是地下党员？她拿了什么东西出来？ 定陶东门的卡口那天格外紧。日本兵把枪横在胸前，伪军在旁边吆喝，过路人被赶到一条线里，挨个翻包、摸衣角。 队伍里有个背驼、脚步拖沓的女乞丐，脸上灰一层土，破棉袄外头还缠着旧布条。日本军曹盯了几眼，没立刻放行，反倒把人叫住，示意再查一遍。 围观的人不敢吭声，风里只有火盆噼啪的响。女乞丐把包袱慢慢放地上，手指却没有抖，像是早就算过这一关怎么过。 日本军曹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人装得像，但走路稳当，眼神也不慌。伪军上前掀包，摸到一个鼓鼓的针线包，又在里头碰到几根硬家伙。 军曹皱眉，命令当众把衣服解开检查。女乞丐没争辩，反而把针线包打开，从里头抓出一把又粗又长的钢针，举到胸口前让他们看清。钢针在火光下发亮。 军曹脸色立刻变了，退了两步，手掌朝外连摆，嘴里催着“走、走”。周围伪军也跟着缩了，像怕碰到什么晦气。 女乞丐把包一背，拄起弯棍就走，走出人群时仍旧一瘸一拐，但脚下速度不慢。 党史资料提到，1939年底定陶特支就在邵楼村一带建立地下交通联络站，筹资开店作掩护，发展交通人员，在敌人控制区内刺探和传递情报。 这样的联络网络不是一天搭起来的，靠的是村庄熟人关系、靠的是能在卡口来回走的人。朱文起不识字，却有记性，手脚利索，学暗号也快，正好适合做“带路、递话、运东西”的活。 朱文起的侄子游文斋在八路军队伍里跑过线，夜里回村时把话挑明：组织缺交通员，得找个外表不起眼、能吃苦、嘴紧的人。 朱文起答应的时候，心里并不热血，更多是压着火：村里被抢粮、被抓丁、被糟踏的事见得太多，忍着只会更苦。朱文起开始按组织要求练“化装”。 乞丐、走街小贩、换针线的妇人，这些身份都能在城门口找到理由。情报怎么记？不会写字就用布条打结、用针线做暗记，鞋底刻符号，走到接头点再对暗号。做交通员的人怕的不是远路，是“多看一眼”。 所以朱文起学会了不和岗哨对视，学会了咳嗽、拖步子，学会了把急事藏在慢动作里。 那天出城，朱文起身上确实带着任务。冀鲁豫根据地频繁需要敌占区火力部署、炮楼位置、巡逻规律这类信息。 像定陶、曹县、菏泽交界一带，炮楼、据点分布密集，是敌人渗入根据地的前哨。地方史料里记载过高庄据点一类的大据点，设炮楼、驻伪军，时常趁我军主力外出“扫荡”根据地，抓捕抗日干部和群众。 对付这种据点，地图和守备情报就是命。 朱文起把纸张或图样缝进贴身衣物，再在外头放针线包作掩护。针线包里那几根粗钢针，本来就是缝厚布、挑线头用的，可在卡口前，它们还有另一个用途。 为什么日本兵一见钢针就退？这得放在当年的公共卫生背景里理解。抗战时期多地疫病流行，天花在一些地区造成恐慌，尤其在兵营里传播更快。 日军对这类传染病很忌讳，怕一染上就成片倒下。朱文起把钢针亮出来，不解释、不争吵，就是让对方自行联想到“挑脓”“接触传染”这些可怕后果。 军曹那一瞬间的退步，不是因为相信朱文起清白，而是因为不敢冒险。朱文起抓住的就是这一点：敌人不怕穷人脏，敌人怕自己生病。 朱文起走出卡口时心里也紧，背后要是有人追上来再翻衣服，一切就完了，但朱文起没回头，因为回头就露馅。 从那次脱险之后，朱文起并没有消停。交通员的日子是“今天过关，明天还得过关”。在敌占区里跑线，要躲的不只是日本兵，还有伪军、保甲长、甚至地痞。 朱文起去曹县、去定陶周边，走河堤、穿林子、钻麦地，接头点有时在茶馆，有时在村口大树下。有人把消息塞在碗底，有人用汤匙搅两下做信号。 雨天要防纸湿，雪天要防脚印。朱文起一边赶路一边算：这条路上哪个岗哨贪、哪个岗哨凶、哪条巷子能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