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6日的外滩峰会上，人民银行前行长易纲表示：“我们面临内需疲软的问题，尤其是在消费和投资方面。现在应该把重点放在抵挡通缩压力上，广泛的价格衡量指标连续几季呈现负值，目前的重点应该是在未来几季让GDP平减指数转正。中国经济仍在复苏，但相对缓慢，希望今年底前中国生产者物价指数能够趋于零左右。”
前行长提到的GDP平减指数是一个反映通货膨胀率的指标，是没有剔除物价变动前的GDP(现价GDP)与剔除了物价变动后的GDP（即不变价GDP）之商。能够准确地反映一般物价水平走向。GDP平减指数=名义GDP/实际GDP×100%。其中，实际GDP=名义GDP-通胀率=名义GDP/GDP折算系数。因此GDP平减指数本质上是一种宏观价格指数，能够全面的反映一般物价走向。
如图所示，从2023年2季度开始，国内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5个季度为负数。而上一次出现GDP平减指数为负还是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而且只有3个季度短暂为负，然后迅速回升。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相关高层政府领导部门近年来罕见的在公开场合承认当前经济面临着通缩的压力。而造成通缩的主要原因，目前来看，学界相对较为一致的观点是中国经济面临着总需求不足的局面，且该问题相对比较突出，但是同样面对需求问题，市场理解以及应对的观点措施也有分歧。
一方面，有观点认为总需求不足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经济转型意味着从过去的制造业和房地产驱动增长，转向依靠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驱动的高质量增长。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可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低速增长，这是转型的代价。正如相关文章提到的，“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当前的发展重点仍在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至于当前出现的问题，是此过程中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要“保持定力”“稳中求进”。
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当前的总需求不足需要通过政策手段来刺激和稳定。这包括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消费和投资，以及改善居民的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对此，有经济学家比喻到“经济转型就像汽车行驶在公路上，有些时候车要转弯，而转弯就相当于经济转型，转弯的时候需要减速，如果继续维持非常高的速度非常不安全，也很可能转不过去。但在转弯的过程中，尽管要减速，但如果速度太低，也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比如追尾或者干脆熄火，以至于转弯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在经济上是非常不合算的。”
回看过去三十年，易行长所说的“GDP平减指数为负”（也就是“通缩”的专业表述），在有记录的历史中也仅仅发生过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呼啸而来，国内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同时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贷款问题突出，当时按照国际标准已经属于“技术性破产”。
第二次发生在2008年底，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形成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金融危机，国内则前后面临着南方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以及512汶川大地震的袭扰。
再看看前两次我们是怎样应对的
1998年，国家大刀阔斧的开始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客观上造成了百万国企职工下岗的问题，但政府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增强银行放贷能力，最终化解了此次风险。
2008年，4万亿投资计划横空出世，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允许企业购进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金在销项税金中抵扣，减轻企业税负，最终使得全球经济危机没有在国内继续蔓延。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五千年长河中，不过微泛涟漪；在巨大历史惯性面前，更是极小概率。几十年经济飞速发展，并不是奇迹，更不是必然，而是窗口期与红利期叠加的结果。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废钢行业未来将走向何方？“保持定力”的背景下是否还能期待政策与改革？回顾9月底的商品价格，实际在计价着边际性宽松政策迟迟不推出，甚至不会推出的极度悲观预期，但目前政策框架已有所改变。换句话说，24年商品指数的绝对底部基本已经探到，虽然在政策验证期涨幅回吐（盘面短期下行压力在于产量回升），但后续仍旧值得就扩张性政策逐步开启，做乐观的多头定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