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相忘于江湖

2005年，一部横空出世的《亮剑》，让我们认识了李云龙。

李云龙除了脑瓜子灵透会打仗，其余几乎一身全都是毛病：大字不识一箩筐，满嘴的脏话、俏皮话，三教九流无所不通，一身的痞性，还喜欢自以为是战场抗命，把独立团整成了自家的后院。

说白了，李云龙和独立团就是小范围的“山头主义”，针扎不进水泼不进。

在我军的历史上，这样的“山头主义”是不是真实存在，后来又是怎么消除的呢？

《亮剑》中的李云龙

有山头就会出现山头主义，但是在红一、红二并不很明显。

究其根源，还是人的问题：红一方面军的主席也好，朱老总也好，彭总也好，也包括陈毅，尽管大家在工作中也出现过分歧和争执，但是并没有因为个人的起起落落和得失，而让红军成为个人的武装。

但是，夏曦在洪湖的倒行逆施和张氏在鄂豫皖的独断专行，改变了红军的领导。

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有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吴光浩，红15军军长蔡申熙，红4军军长旷继勋，以及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1931年5月，张氏空降鄂豫皖苏区，逐渐让独断专行取代了红军的集体领导。

在红四方面军，张氏的“家长制”让“山头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

在鄂豫皖和川陕张氏几乎是一手遮天，陈昌浩、徐向前等人只能唯其马首是瞻。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长征会师以后，张氏的“山头主义”彻底暴露，并权欲熏心走上了南下的道路。可以说，正是张氏的“山头主义”让红四方面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南下成都吃大米失利、西征河西走廊惨败，也一度让红四将士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消除山头的影响，主席采取了几大措施。

首先是陕北红军和红25军的整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然后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重整为红一方面军。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将领，分批进入了延安抗大进行深造，实际上主要是思想教育，军事教育次之。

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对红军时期的大小山头进行了重组：

红一方面军改编为115师343旅，红十五军团改编为115师344旅；

红二方面军、陕北红军27、28军，独1、2师和赤水警卫营改编为120师；

红四方面军、陕北红军29、30军和独1、2、3、4团及红十五军团骑兵团改编为129师。

三大主力的整合既有保留也有融合，尤其是红四为主的八路军129师的师长没有启用徐向前，就是来自红一的刘伯承，政委是莫斯科归来的张浩（林育英）。由此可以看出，对红四整合的力度之大。

随后，江南八省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就成为抗战时期的第四大山头。

除了四大山头，还有东北抗联、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等相对独立的小山头。抗战胜利以后，四大山头又发展成了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中原（新四军5师）七大山头。

八路军创建敌后根据地

“七大”召开时，主席特别讲到了“山头”的危害性。

清凉山、太行山、五台山都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有了山头主义就不好。

通过延安整风和七大，我军的凝聚力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各个军区和野战军，通过政委制度和集体领导制，以及大区主官和延安派出的大批干部进入各个解放区，加速了部队的大融合。

林总一元化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就是“五湖四海”大融合的结果。

建国初期，我军形成了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和华东六大军区。

不久，又从六大军区改为十二大军区，实际上也是消弭山头主义的一大举措。

但是到了军衔评定，除了资历、军功和职务，“山头”又成为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时任总政主任罗荣桓就对王宗槐等下属谈起过：干部工作一定要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从红军来讲要照顾几个方面军；从抗战来讲要照顾各个根据地；从解放战争来讲，要照顾各个军区、野战军。

1973年12月，主席和邓公策划八大军区对调，也是怕军事主官在一个军区呆的太久。相比较八大军区还有3个任职较短的军区没有对调，包括成都军区秦基伟、新疆军区杨勇，以及昆明军区王必成。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所以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