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陟东旭
“同志们，为什么抓我？”何鸣问。
“不但要抓你，还要杀你！”战士回答。
“我哪里做错了？”
“还在装？你是‘叛徒’‘特务’，还是‘日本内奸’，项政委已经判你死刑！”
这一幕，发生在1939年6月的新四军苏皖根据地。
1945年重庆谈判前，主席还提到了何鸣。
1950年海南解放后，何鸣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何鸣是谁？对他的评价为何会反复？
何鸣，1903年出生，原名何君熙，海南省万宁县人。
1927年12月，何鸣加入组织。
这时候，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能在革命低潮时参加革命，足见其意志很坚定。
1934年8月，闽粤边区特委正式成立，何鸣被选为常委，负责军事工作。
红军长征后，蒋军对这里进行了残暴野蛮的“清剿”和严密的封锁，红军游击队没吃没穿，被困在大山上，生存成了问题。
在极为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作为红3团团长、特委委员的何鸣，和战友们顽强斗争，依靠群众多次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这样一个意志坚定的同志，为何会被认定是“叛徒”，被新四军处决呢？这主要是因为“漳浦事件”。
“说到天边，我也不同意和蒋军谈。”
“张敏同志，不要想不通嘛，现在形势发生变化了”。
1937年3月5日，闽南苏区、红三团团部，一个身穿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人，在劝说特委代理书记张敏。
穿西装的人，是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特使（总部在港岛），他告诉张敏，西安事变发生后，要进行二次合作，口号从“反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
并且，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要接受改编。
昔日在战场上厮杀了10年，你死我活的对手，忽然成为朋友，红军还要服从其指挥，这转的弯也太大了。
对于这个180度的转变，大家想不通，张敏一时也想不通。
然而，下级服从上级，张敏最终还是服从决定，跟蒋军就改编的事进行谈判。
特委经过讨论，决定派何鸣等同志跟敌人谈判。
就这样，从4月下旬开始，何鸣等人代表闽粤边特委，同驻漳州的蒋军粤军第157师代表开始谈判。
经过两个月的艰难谈判，1937年6月26日，何鸣代表特委和157师签订了协定。
协定的签订，标志闽粤边地区革命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得到承认，也标志着闽粤边地区抗日统一战线基本形成。
根据协定，红3团1000余人改编为保安独立大队，何鸣任大队长，副大队长为卢胜。
时任红3团参谋长王胜的回忆说，他和副团长卢胜等同志都主张不能离开根据地，在没有得到明确指示之前，不能够擅自行动。
如果说红军游击队在山上是猛虎，下山之后就容易被人摆布，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何鸣坚称自己相信对方，觉得没事。
何鸣的依据是，粤军和蒋氏一直是死对头，粤军将领如陈炯明、许崇智、邓演达、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叶挺都跟蒋氏斗得你死我活，被蒋逼下野。
其中邓演达结局更为悲惨，被蒋氏杀害。
可以说，粤军跟蒋氏有不共戴天之仇。
而且在谈判的时候，粤军157师还在驻地营造抗日气氛，在大街上张贴标语，说他们支持国共合作，愿意上前线抗日。
因此，特委研究之后，还是“迁就”了何鸣，作出了下山接受改编的决定。
改编之后，部队住在小溪，暂时无事。
然而两周之后，意外发生了。
1937年7月12日，红3团（保安团）接到157师通知：离开驻地前往漳浦集训，准备抗战。
1937年7月14日，红3团来到了漳浦县城的孔庙。
次日，红3团接到通知，16日上午8时在漳浦运动场集结，给大家发军饷。
何鸣把队伍带到运动场的时候发现不妙，四周戒备森严，敌人剑拔弩张，杀气腾腾。
运动场四周，上百挺机枪已经架好，几十门迫击炮也部署在周围，枪口和炮口对准在运动场上的我红三团指战员。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何鸣下意识按住了腰间的手枪，质问157师471旅参谋主任陈英杰。
陈英杰强装镇定地说：“弟兄们一直打游击，不懂正规战术，上前线不是要先训练一下嘛，何必大惊小怪？”
何鸣哪里肯信，厉声对陈英杰说：“既然是训练，四周这么多枪炮干什么？该不是要搞事吧？”
陈英杰撕下面具说：“少废话，立即让弟兄们放下武器，接受训练，违抗命令格杀勿论。”
何鸣听后怒不可遏，指责陈英杰说：“陈主任，你这样做是破坏统一战线，我要抗议！”
这时候，红三团的副团长卢胜和参谋长王胜看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立即大声喊道：“同志们，准备战斗！”
战士们一听，“哗啦啦”全都把子弹上膛了。
这个时候157师参谋长在警卫的前呼后拥下走了过来，对何鸣说：何队长，周围我的兵力是你的5倍，火力你也看到了，希望你能对部下的生命负责，放下武器，我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
“弟兄们的命攥在你手里，是打是和，你看着办吧！”陈英杰说。
就这样，何鸣悲愤地交出了自己的手枪。
其他干部和战士见状，也只能交出了手中的武器。
最后何鸣被扣押，副团长卢胜和参谋长王胜带部分人逃出，组建了新红三团。
事件发生后，延安立即向全国通报了此事，揭露蒋军的行为。
张云逸也奉命在福建陈仪家里，和四路军总司令、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以及157军长黄涛进行交涉。
余汉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