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饶事件”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首次重大冲突。关于此事件的传播细节，因资料匮乏等因素，过往文献与书籍鲜有深入探讨。最近问世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六卷，公布了一批相关历史资料，填补了现有公开信息中的空白，使得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高饶事件”传播过程的基本框架。
【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从10个方面揭露了高岗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关于巩固党内团结的决议》，该决议间接地对高岗与饶漱石进行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谴责。四中全会闭幕后，遵照中央书记处的安排，分别组织了两个会议，专门讨论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会上对两人的阴谋活动进行了举证和揭露。
高岗事件研讨会议由周恩来负责主持。在2月25日的研讨会上，周恩来汇总了43位与会者的陈述及他们所提供的材料，并据此发表了总结性讲话。其讲话要点从十个维度揭示了高岗企图分裂党的阴谋行为：“首先，高岗在党内散播诸如‘军队创造党’等谬论，作为分裂党组织和攫取领导权的手段。其次，他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第三，他散布谣言，利用一切机会制造党内矛盾。第四，他推行派系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私自对干部许以官职，以扩大个人影响并试图赢得他人信任。第五，他将所管辖地区视为个人领地。第六，他假托中央之名，损害中央权威。第七，他抄袭他人文稿，自我吹嘘，蒙蔽中央。第八，在中苏关系问题上，他搬弄是非，不利于两国团结。第九，他图谋篡夺党和国家权力。另外，高岗的个人生活也极不检点，严重违背了共产主义道德。”讲话还深入剖析了高岗错误的思想、社会及历史背景，并归纳了从高岗事件中应汲取的教训。
2月26日，在北京负责中共中央日常事务的刘少奇，就周恩来的发言稿大纲，向正在杭州休假并主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工作的毛泽东发送了一封信。刘少奇在信中提及：“这是恩来同志针对高岗问题座谈会所准备的发言稿大纲，计划发放给省市委书记及以上级别的人员，并要求口头传达给地委书记及军党委以上的干部。随信附上了一些相关资料，请主席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后回复。”2月28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及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各位同志回信：“恩来同志2月25日的发言稿大纲，已经由胡乔木、陈伯达两位同志做了一些调整，我认同这些调整，请你们酌情考虑。”当时，胡乔木、陈伯达均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们对周恩来发言稿大纲的调整，重点在于深化了对高岗所犯错误的剖析与批判，并增加了向全党高级干部通报高岗错误、公布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以及在报纸上发布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核心内容的必要性等内容。
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要点。3月3日，这份要点被中共中央分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党委书记，党中央各部门部长及主要负责人，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领导，以及军委各部门负责人和军级以上党委领导。他们被要求妥善保管这些要点，以备将来向地委书记和军党委以上级别的干部口头传达时使用。同时，他们还被告知，关于高岗错误行为的相关材料和饶漱石所犯错误的文件，将在后续逐步发布。
3月5日，即提纲发布次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2月28日致刘少奇的信件要求，向2400名参会的高级干部传达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他概述了会议概况，阐述了高岗阴谋活动的核心内容及需汲取的教训，并强调了学习全会文件的重要性。周恩来强调，四中全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借助“治病救人”的方式，促使犯错的干部醒悟；二是“提升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觉悟，以强化党的团结”。从已揭露的事实来看，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已演变为分裂党的阴谋活动，试图实现其掌控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野心。他并未提出公开的政治主张或纲领与党对立，而是妄图通过阴谋手段达成目的。尽管四中全会对其采取了治病救人、期待其醒悟的方针，并在会议及后续座谈会上，他做出了两次表面的检讨，但实际上他拒绝反省，甚至以自杀行为来断绝与党和人民的关系。“因此，对于高岗目前表达的某些悔过言论，我们仍需保持谨慎态度。”
【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对饶的问题归纳出四项结论】
饶漱石相关问题研讨会议由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陈毅及谭震林共同负责。会议历经七场次，前四场主要聚焦于核实饶漱石所犯错误的各项事实。随后的第五场和第六场，与会人员纷纷揭露饶漱石的错误行为。在第七场会议上，饶漱石本人进行了自我反省。会议尾声，邓小平和陈毅发表了总结性讲话。
3月1日，邓小平、陈毅及谭震林就座谈会情况向中央提交报告，针对饶漱石的问题，得出了以下四点总结：一、饶漱石本质为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野心勃勃，且野心持续膨胀。其最为严重的罪行，为1953年与高岗联手策划分裂党的活动。二、饶漱石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具有特殊性。他擅长伪装，长期以守法自律的形象在党内暗中策划阴谋，争权夺利。他只在关键时刻出手，且常以虚伪面目示人，通过各种手段利用他人为其效力。饶漱石从根本上否认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指导下的统一革命政党，视党为派系纷争的集团，认为通过投机钻营、玩弄手段即可凌驾于众人之上。三、饶漱石在党内争权夺利的斗争中，采用了与党的优良作风背道而驰的手段，将这些卑劣的权谋引入党内。四、饶漱石对于自身所犯错误，至今仍未能彻底承认。此外，报告还指出，在揭露饶漱石错误的过程中，党应吸取相关教训。
3月12日，毛泽东对报告作出指示，要求将第四页中的“毛主席”修改为“毛泽东同志”，并表示对其他内容无异议。三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邓小平等人提交的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汇报。紧接着，中共中央把这份报告传达给了各地，传达的范围及附带的指示，与先前转发周恩来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发言概要的要求一致。
可以观察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初期处理“高饶事件”时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周恩来在针对高岗问题的座谈会所准备的发言要点，以及邓小平等人就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所提交给中央的报告，仅被转发至省（市）委书记及相应层级的党内高层领导，并要求他们亲自保管。对于地委书记及军党委以上级别的干部，则仅通过口头形式进行通报。考虑到高岗、饶漱石在党内原有的特殊地位以及他们所犯错误的重大性质，中央在事件初期将“高饶事件”的通报范围限制在一定层级内，这种做法是合理的。这有助于尽可能降低该事件在党内引发的政治波动。随后，根据局势的变化，中央又适时地对“高饶事件”的通报范围进行了扩展。
【“高饶事件”在党内的传达范围由省军级干部扩大到县团级干部】
中央将周恩来的讲话要点及邓小平等人的报告分发后，各地随即遵照中央的部署着手进行传达工作。
3月24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高饶问题传达计划的报告。该报告的核心要点概括如下：一、传达对象：各省委、市委需将信息传达至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及以上级别，或与这些职位相当的干部。在军队系统中，传达对象为正、副团级及以上干部。二、传达方式：首先，省、市委需组织召开全体委员会扩大会议，参会人员包括省军区党委负责人及部分地委书记。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信息的传达与讨论。
省委与市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紧接着，省委组织了一次会议，参会人员包括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及以上级别的干部，相当级别的官员也被邀请参加。同时，省军区内正团级和副团级以上的干部也参与了此次由省委主持的传达会议。接下来，各军区首先举行军党委的扩大会议，会议结束后，军党委直接召集正团级和副团级干部进行传达。此外，报告中还提及，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行为的具体资料，希望能够尽快下发，以便各省市委、军党委的领导同志在向下级传达时有一个统一的依据。
中共中央华北局所规划的传达内容，超出了中央既定的传达界限。在收到华北局报告的当天夜里，毛泽东、刘少奇与周恩来进行了商议，他们决定发出电报，但对于中央直属机关如何进一步传达，将另行规划。3月25日，中共中央把华北局关于高饶问题传达范围的报告转发给各地党委以供参考，并强调：周恩来在高岗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概要以及邓小平等人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汇报，这两份材料应分发给各地委、县委书记以及军队中的师、团党委书记，并由他们转达给相应的党委成员。在城市、机关和学校中，也应向相应级别的党内干部传达，但在县团级干部层面，应以高饶问题为背景，重点传达和学习四中全会的相关文件。针对华北局希望尽快下发高岗、饶漱石反党罪行的具体材料的请求，中央明确答复：目前不打算发布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其他文件。由此，中央关于高饶问题的传达范围已正式延伸至党内县团级干部。
中央接收到华北局报告后的次日，周恩来在东北地区的一次高级干部集会上，传达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相关决议，以及关于高饶问题的初步分析。他详细阐述了高岗与饶漱石所从事的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内容，对他们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基于这些事实，周恩来得出结论：高岗所犯的错误，已超越了普通的政治、思想或组织范畴，更非党内的一般路线错误，而是演变成了分裂党、对抗党的行为，他实质上已成为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及“高饶事件”在党内通报的情况，同样引起了在新疆工作的苏联人员的注意。1954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向西北局及中央发送电报，内容如下：一、中苏金属公司的苏联员工希望我们向其阐述七届四中全会的主旨及相关情况。请问我们是否可以提供相关信息？若可以，应包含哪些要点？并且，这些信息应透露给哪些人员？二、新疆地区设有迪化（当时习惯称呼，现已更名为乌鲁木齐）、伊犁、塔城、阿勒泰、喀什五处苏联领事馆。若领事馆工作人员询问关于七届四中全会的情况，我们应如何回答？可透露哪些具体内容？
5月22日，中央向新疆分局发出指示：关于党的四中全会以及高饶事件，建议你们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进行交流。可以将政治局提交给四中全会的报告和四中全会的决议提供给他。同时，根据周恩来在高岗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概要以及邓小平等人关于饶漱石问题向中央提交的报告，简要阐述高饶事件的情况。对于中苏公司以及其他苏联方面的同志，你们可以请苏联总领事根据情况向他们传达相关信息，无需再单独进行谈话。此外，关于四中全会的两份文件，也同意由总领事转交给其他苏联同志阅读。
【“高饶事件”在全党范围内传达。与此同时，关于高岗自杀问题给苏共中央的通报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出】
历经党内五个多月的由上至下的层级通报后，向全党组织传达高饶事件的时机已经具备。为了更深入地开展加强党的团结的教育，并在全党揭露高饶二人反党、反中央及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中共中央于1954年8月17日发布通知，决定向全体党员及青年团员通报高岗、饶漱石的罪行。该通知规定：各级党委需立即依据四中全会的相关文件，以及《周恩来同志关于高岗问题座谈纪要》、《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报告》等中央发出的其他文件精神，在农村及城市的所有支部大会上向党员进行报告（青年团员及部分非党积极分子可列席）。具体安排由各级党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军队系统由军委总政治部统一规定，党中央各部委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则由两个直属党委负责规划。对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在机关工作的党外干部，应由党的相关负责人向他们适当通报高岗、饶漱石的问题。此通报工作需在9月底前完成，并上报结果。
考虑到“高饶事件”已在党内广泛通报，1954年8月3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陈云、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候补书记彭真发送信函，提议通过我国驻友好国家的大使，直接向这些国家的党中央核心领导传达此事。同时，信中附带说明高岗于2月17日尝试自杀未遂，历经党内半年的教育与监管，其态度未见转变，最终在8月17日再次自杀身亡。而饶漱石目前仍在接受审查并提交检讨。同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件上批示：“按此执行。”刘少奇亦表示：“同意此方案。”随后，在9月1日，以毛泽东的名义向苏共中央发送了关于高岗自杀事件的通报。
1954年8月17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向党团员通报“高饶事件”的通知。为确保该通知得到有效执行，中共中央于9月初转发了中宣部编制的《关于通报高岗、饶漱石反党行为的报告要点》。该报告要点包含四个部分：首先，概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对抗中央及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行为；其次，指出他们的反党活动反映了过渡时期资产阶级企图破坏、分裂和瓦解党的意图；第三，阐明揭露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是党的一大胜利；最后，强调全党同志需从高岗、饶漱石事件中汲取政治教训。在转发该报告要点的通知中，中央指出：“根据1954年8月17日关于高饶问题的通报要求，现将《关于通报高岗、饶漱石反党行为的报告要点》发给你们，供实际应用和参考。此要点仅供作报告的同志使用，不得刊登于党刊。同时，提醒作报告的同志，在向党团员报告时，除要点中提及的事实外，避免添加其他不适宜的内容。”这一通知和报告要点的发布，有效指导了各级党委的传达工作。经过约半年的努力，高饶问题的传达工作在9月底前顺利完成。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会上正式采纳了《针对高岗与饶漱石反党结盟的决定》，决定中解除了高岗与饶漱石的党员资格，并撤销了他们所有担任的职位。高岗与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因彻底被揭露而宣告失败，这一事件，即“高饶事件”，最终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