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的工作变动
回到总部，杨立三通知我去搞电台，这是红军的最新工作。第一次反“围剿”,我们首次激获到敌人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俘虏了敌人的电台报务人员。经过教育和争取，他们愿意参加红军。总部抽调一批高小程度以上的青年战士，来跟他们学习无线电收发技术，办起无线电训练队。
我的工作是翻译电报，参谋刘伟彦负责教我，把四个阿拉伯数字一组的电码，对照电码本，译成一个个的汉字。我很快就学会了，做起来也不觉困难。后来，我又努力用加强记忆的办法，尽量不去查对电码本而直接翻译，加快了译电报的速度。
两个多月后，又调我去总部交通大队当政治委员。交通大队也因为打 “ AB 团”给搞得七零八落，干部战士情绪动荡，问题成堆。我去后同队长欧致富同心协力，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充实人员机构，使它又有了一个崭新的面貌，重新成为团结战斗的集体。
一九三一年三月八日， 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召开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到会好几千人，大多是各地妇女协会和妇女赤卫队的队员。她们个个戴着斗笠，腰间别着毛巾，学着红军的样子，整整齐齐地聚集在会场上。 一部分妇女赤卫队还拿着梭标。她们也像红军一样，彼此拉唱革命歌曲和江西山歌。
这次还请朱老总到会给大家讲话。他号召更广泛地开展妇女工作，组织妇女积极参加土地革命和生产劳动，支援红军，准备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这次会上听到了许多妻子送丈夫、母亲送儿子当红军，妇女支援前方的动人故事。使我认识到妇女工作的重要。
这时，交通大队奉命从白区那边，经过闽粤赣军区接来几位从上海来的人。他们有的头戴礼帽，身着西装，脚穿皮鞋；有的长袍马褂，还戴着眼镜；有的穿一身笔挺的中山装。
这在红军中还极少见，战士们都觉得稀奇，管他们叫“洋房子先生”,免不了有几分怀疑和看不惯。听说也是来干革命的，先就有几分瞧不起，他们能吃苦耐劳吗?能跟红军一样去打仗吗?只怕他们受不了这份“罪”,还得回“洋房子”去。
可是过不多久，发现他们一个个脱去西装革履、长袍马褂，穿上红军的军装，处处跟红军一样行动，这才渐渐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原来他们是党中央从上海派来的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同志。为避免沿途敌人的怀疑，有意化装成有钱的阔老。
这时，已经开过了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他们是被派来贯彻王明的“左倾”路线，纠正苏区的“右倾错误”的。可是经过他们的直接观察和亲身体验，反而认为只有朱德和毛泽东的做法是合乎实际的，是战胜敌人的有效办法。
这个时期，红军配合地方武装、赤卫队，拔除了残留在苏区中的白色据点——地主、恶霸的土围子。苏区更加巩固，我们交通大队往来执行任务也比较放心了。邓小平同志率领红六军、七军从广西来到中央苏区，大家都很高兴。
接着，红军在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的正确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攻其薄弱环节的打法，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交通大队总是随总部行动，跟在方面军总部的后尾。行军时，为防止战士掉队和走错路，我总是在队尾检查和收容掉队的人员。
有一回，行军途中， 一个老表跑来报告：前面一间破房子里藏着三个带枪的白匪军。我立即带一个班上去包围了那所房子，然后喊话，喝令他们缴枪投降。他们开始打了几枪，后来见我们的人多，只好出来举枪投降。经过审问，全是国民党的逃兵，就把他们送交司令部。
还有一次，在龙冈附近一个靠山的村子， 一个老表正在场上干活，见我带人过来，朝我使了个眼色，然后把嘴向旁边一努。这是说那边有情况。我急令队伍停止前进，带一个人过去，利用屋角掩护一看，远处有好几百敌人，正在休息。
我们人少、枪少，还带有机要文件和一部分物资，急忙派人在那里监视掩护，然后命令部队向后迅速隐蔽地撤退，摆脱了这场危险。到达驻地，我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司令部。
在交通队工作近半年，又调我去军火库工作。那里只有两个人，由我负责。另一个姓金的同志是朝鲜族。当时我们都缺少军火保管的知识，两人兢兢业业地工作两个月，总算没有出差错，也未发生事故。经过上级批准，我们还搞了射击训练，参加了两次步枪、手枪的实弹射击。我的射击技术就是在这时得到明显的提高。
每天早晚，我都要挤时间看书、写字。
这年十一月上旬，接到通知要我到在瑞金叶坪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去工作。
参加大会工作的女同志一共六人；贺子珍、曾碧漪、周月林、钱希钧、彭儒和我。
大会期间，有人给我们参加大会工作的六位女同志拍了一张照片。我们都很高兴。当时彭儒和曾碧漪两人正在怀孕，怕照出来，就一起坐在我们前面的草地上，贺子珍、周月林、钱希钧和我四人站着，这样反倒觉得自然。
曾碧漪（前排左一）
编者查注：
曾碧漪（1907年广东南雄——1997年3月29日北京）：毛泽东第一个女秘书。
1928年到江西寻乌任县委妇委书记、县苏维埃妇女部长。
1929年-1933年任毛泽东机要文书、秘书。并先后担任红军总前委秘书、保管科、文书科科长，江西省政府内务部秘书，中央苏区粮食部调查统计局局长。
红军长征后，她被留在中央苏区。
1949年后先后在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央组织部工作。
这时中央苏区包括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已联成一片，共有二十个县、二百五十万人口。全国共有九块革命根据地，各个苏区总人口在一千万人以上。红军已有第一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和第二、第六军团，总兵力十几万人。
叶坪南边的广场上早已搭起了一个阅兵台，用松枝、纸花扎起了雄伟壮观的彩门。红一方面军参加阅兵的部队半夜开饭，整队到达，集合在广场的东侧。叶坪的老表们听说要阅兵，半夜起来，冒着嗖嗖的冷风赶到广场的两边来看热闹。派来配合维持秩序的一连红军战士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老表们带到指定的地方。六百名代表分别站在阅兵台两边临时搭起的看台上。
东方吐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项英……许多人一起登上阅兵台，鸣放礼枪后，先由朱老总带头徒步检阅部队，然后开始部队分列式的行进阅兵。这规模虽比不上全国解放后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但同在长汀的红一军团成立时的阅兵相比，规模和气势都要大多了。
大会下午开始。毛委员代表中央苏区中央局作政治报告，朱老总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报告。经过几天大小会讨论，然后通过《告全中国工人和劳动民众书》,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六十三人。
又举行授旗授章典礼。在鼓乐声中，鲜红的锦旗授给了红一、二、三、四、六、七、十、十二、十六等九个军和红三军团，表彰他们对革命战争的贡献和功绩。
接着授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八人五星奖章，会场上爆发出一阵又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是爱戴和拥护红军的掌声，也是对他们的热烈庆贺，其中也有我的一分情意，更增加了我对老总的敬爱。
晚上举行提灯庆祝游行。万头攒动，人山人海。各式各样的彩灯把叶坪广场照得满天红光。最后举行提灯游行，一条巨大的金色长龙在叶坪一带的夜空下欢腾跳跃，摇摆飞舞，景色雄伟壮丽。
大会结束后，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任命朱德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
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也就是全国苏维埃主席，项英和张国焘为副主席。从此，对毛泽东我们不再喊毛委员，开始喊毛主席了。
当时我还看不出这里面包含着复杂的斗争。以后才知道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党中央，为了反对和阻止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红军中贯彻，采取了这个“调虎离山”的办法，把他排挤出红军，以便他们的“左”倾路线能在红军中得到贯彻。朱老总和周恩来虽曾多次提意见，请求把毛泽东继续留在红军里，都无济于事。
去起义部队演讲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参加进攻红军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多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率领下，在宁都举行起义，全部加入红军。
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的部下，北伐时，曾吸收一些共产党员在军中工作。后来冯玉祥反蒋失败，这支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二十六路军，派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围剿”。
这支军队保留着共产党的影响，有党的秘密组织。开到 江西 后，红军总部秘密派 去工作的袁血 卒( 又 叫 袁汉澄),同那里的党组织接上关系，迅速恢复了党的工作，党员又发展到二十多人，准备在适当时机组织武装起义。
十一月底， 一名党员奉调回上海路过南昌，不慎将二十六路军特别党支部名单和准备起义的材料落入敌人手中。说来也巧，敌人发给二十六路军的秘密逮捕令又落入特别党支部领导人手中。
特别支部决定乘二十六路军司令去上海治病的机会，由秘密党员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出面，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提前宣布起义，不同意的即予看押或当场处置。
袁血卒回来汇报后，朱老总立即召开中央军委会，决定给起义部队“第五军团”的番号，并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带部队到宁都附近配合起义行动。
十二月十四日，二十六路军二个师六个旅，除一个团逃走外，其余全部参加起义。十五日部队开进苏区。受到热烈欢迎。
以前，我曾不止一次在老总那里碰到袁血卒，只知他是做敌军工作的，没想到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这天，朱老总高兴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人，在宁都全部起义参加了红军。”
真是少有的大好消息，我高兴地说：“实在太好了，可该好好地欢迎和慰劳他们一下。”
朱老总笑着说：
“准备开大会欢迎他们，还要派人到他们那里去工作。”
第二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召集我们开会，宣布派我和贺子珍随同总部的宣传队到红五军团去做宣传工作。
在总政治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宣传队的负责人李伯钊、胡底和钱壮飞，宣传队一共十七人。
我们的任务是：欢迎红五军团的同志参加革命，稳定部队官兵的情绪，帮助巩固部队，使他们感到苏区和红军的温暖，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懂得为谁而战，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宣传队主要是演戏，教唱红军歌曲，开展文娱活动。
我和贺子珍两人的任务是去讲演，同他们谈话，使他们感受到红军上下一致、官兵平等；看到红军总司令的夫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夫人都一样地做革命工作；生活上也同大家一样，从而能够更好地了解红军，了解革命。
我们来到红五军团，他们的接待十分隆重，弄得我和贺子珍很不好意思， 一再对他们说，红军里大家全是一样的平等，没有这些讲究。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渐渐的又如一家人一样地随便了。通知我准备在大会上讲话，我有些紧张，怕讲不好，李伯钊帮助我准备， 一直搞到大半夜。我把讲稿反复熟悉几遍，她和贺子珍都认为可以了，我才安心入睡。
第二天开大会，讲话前，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把我和贺子珍作了介绍，立即引起雷呜般的掌声。事后听到不少人说：“你们的讲话太好了，真叫人想不到，红军里女同志都这样能干，难怪人说红军将士天下无敌。”
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在瑞金县叶坪广场上召开“庆祝红五军团成立，欢迎红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大会”。附近县区的雇农工会、贫农团、工会、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儿童团共两万多人，手执红旗，高呼口号，前来参加。
毛主席、朱老总和许多领导人亲切地接见了红五军团的领导人和军官、士兵的代表。大会上，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用生动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把苏区和白区、红军和白军作了鲜明形象的对比，说明他们起义的原因和决心。
他最后十分激动地说：“今后，我们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统一!”
会后举行会餐，晚上宣传队慰劳演出。其中有个话剧《为谁牺牲》,描写一对白军士兵夫妻的悲惨遭遇。他们原以卖菜为生，男的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开到江西“剿匪”,被红军俘虏。妻子流落街头乞讨卖唱。他因惦念妻子，要求遣送回家。不料夫妻刚刚见面团聚，丈夫又被如狼似虎的挨户团抓去当兵。不久，他又在战场上被红军俘虏。这次他下决心当红军，同白匪军战斗；正巧妻子为寻找他来到瑞金，夫妻相逢，悲喜交加。
这个戏是按毛主席出的题目编的，由胡底和李伯钊主演。不少人感动得流泪。还没有闭幕，广场上就响起雷鸣般的口号声。我也被这个戏深深感动了。
红五军团经过整编和两个月的训练，很快成了真正的红军部队。
女子义勇队和红军学校
在“左”倾路线指导下，红军攻打敌军设防坚固的赣州，先后四次都未攻下，敌军援军赶到，红军腹背受敌，遭到重大损失，只好撤出战斗。这是又一次沉痛的教训。
攻打赣州时，许多青年妇女踊跃参加红军，担任支前工作。攻打赣州失利后，许多人都不愿回去，坚决要求留在红军里。经过中央军委和地方党委协商，决定把她们编入女子义勇队，培养她们成为能做地方工作又能打仗的妇女干部。
这时，调我和吴仲廉到女子义勇队工作。女子义勇队共有一百八十多人，我担任队长，吴仲廉任指导员。训练课程主要有政治、军事、队列和文化课。我负责军事和队列操练，吴仲廉负责政治课和文化课。
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同志讲军事课，课后由我给学员们作辅导。女子义勇队附属于红军学校，作为学校的一个队，先在于都，后来红军总部从于都迁往瑞金，红军学校也跟了过去。
课程增加了战地救护、急救包扎、普通医药卫生知识和伤病员护理。政治课增加了如何做农村妇女工作。
烈火炼真金，严格出精兵。朱老总常常对我说：只有严格治军，才能带出好兵。我就按这个精神严格要求她们。
不论队列训练、内务卫生、日常作息和值勤放哨，还是夜间查岗查铺，我都严格要求，不容许有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经过一个多月，女子义勇队成了一支引人注目的队伍。
队员们一律齐耳短发，头带红五星灰色军帽，身穿灰色军上衣，腰扎皮带，打着整齐划一的绑腿，脚登用旧布和麻混打的草鞋，鞋上各缀着一个大红绒球。排队走在大街上，老表们见了竖起大拇指称赞；红军学校的男学员，都投来羡慕的眼光。
学校里组织各种活动，分派下来的任务，女子义勇队总是完成得又快又好，经常受到校方领导的表扬。
大家高兴，我也感到光彩。
第一次实弹射击，我们取得总评良好的成绩。虽未达到总评优秀，对这些刚从农村出来的姑娘来说，已是十分难得了。所以又一次受到校方表扬，女子义勇队里扬起一片欢乐的歌声。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一个队员在擦拭武器时，把枪机上的撞针搞断了。女子义勇队四个人才有一支枪。这次实弹射击用的全是临时从总部特务团借来的好枪。撞针断了，就不能击发，枪打不响，连根烧火棍都不如。这起事故将会使女子义勇队在全校丢脸。 一听说这事，我就有点按捺不住，不由得火冒三丈。
班长把弄坏枪机的队员带来，那个队员手捧着放在红布上的残缺枪机和断成两截的撞针，抽咽着说：“队长，你处分我吧!”
我本想批评她一顿，但心中却仿佛被针刺了一下。霎时想到，作为女子义勇队的队长，难道我对这事没有责任吗?如果在擦拭武器前就想到这一点，告诉每个队员应当按照规定的要求，严格操作，作些预防措施，事故是可以避免的。她， 一个普通的队员，又该负多大责任呢?
于是我大声命令班长：“带她回去认真检查，然后在全班会上检讨!你们必须记住， 一个红军战士的枪，就是她的生命。”
她们走后，我主动去向红军学校领导汇报，承担这件事的全部责任，请求处分。
当天下午，红军学校校长刘伯承找我谈话，他严厉而又恳切地批评我，指出：你和女子义勇队的骄傲情绪，是产生这次事故的重要原因。
他说：“只有先严以律己，然后才能严格对人。 一个好的红军指挥员，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半点自满和松懈的情绪。有了这种情绪，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为帮助你接受这次教训，我赞成你请求处分的意见。”
愧疚之心，使我激动得流下眼泪。
过了两天，学校为这事发出通报，给我在全校通报的处分。这天，我又从修械所长那里得知，因为我们自制的撞针质量差，那支好枪配上新撞针以后，也只能当作次等枪使用了。
这件事使我进一步懂得了，必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刘校长对我的帮助，更使我由衷地感激。
女子义勇队快要结束时，通知我到红军学校第三期上干班学习。
上干班是训练营、团和师干部的，也是当时红军学校训练队中级别最高的。还在女子义勇队时，我就争取到普通班旁听学习的资格，还参加过一些考试。
不过我的试卷，教员从不打分。现在我成了上干班的正式学员，多年渴望的系统学习的机会，终于来到了。我是多么高兴啊!
吴仲廉十分羡慕我，她不想放我走。因为我一走，队长、指导员的担子全压到她一个人身上。她上过学，文化比我高，女子义勇队的工作已接近尾声。我们两人经过一番恳谈，她终于表示了对我的支持。我也对她说，只要有可能，我随时过来帮助她。这样，我虽参加上干班的学习，经过领导同意，还是利用空隙时间，把女子义勇队的工作做到结束。
女子义勇队学习期限半年，经过毕业考试，军、政、文各项成绩都达到了合格的要求，每人发给毕业证书，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她们中除一部分分配到红军医院从事护理工作外，大部分都由江西省苏维埃分配到各县、区、乡从事地方工作，很多人不久便成了那里的工作骨干。
我在上干班政治科学习。上干班班长兼政委是董必武。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当我们的班长，大家都感到光荣和高兴。他已经五十岁，身体很好，事事以身作则，出操、集合、站队、行军、演习等各种集体活动，不但同我们年轻人完全一样，还处处走在前面。他的模范行动，给我们很大的鼓舞。那是无声的命令，比大喊大叫更能促人自觉，也使我深刻地认识到这是最好的带兵方法。
红军学校有许多很好的教员：张如心、吴亮平……甚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项英、王稼祥、刘伯承、叶剑英也都给我们讲过课。
校长上半年是刘伯承，后来他到红军总部担任参谋长，校长就由叶剑英担任。
学校设在瑞金
南门外的大庙里，只要不下雨，就在村外大树下或是村头广场上课。坐在背包上，膝盖当桌子，教员在树上挂一块黑板，就讲起课来。
军事课从单兵动作到班、排、连、营、团的进攻，防御和遭遇战。讲后就到山地、密林、峡谷演练。紧急集合、行军常常选在黑夜和阴雨天，走山间坡道、羊肠小路。
叶剑英校长常说：“艰难的环境才能锤炼钢铁般的军队，锻炼人的坚强意志。它是军事作战的需要，更是精练武艺、提高技能的好时机。”
我从学习《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中回顾过去的工作。
《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中有：“政治指导员进行政治工作，全凭本身直接接近群众和
熟识红军战士的情绪、能力、质量等，因此政治指导员必须了解全连人员 …… ”
“政治指导员不论在执行自己的职务上和个人行动上，均须做全体军人的模范，并且要在言论和事实上来表现。
这些规定，帮助我提高了对工作的认识。
我这时听课记笔记还感到困难，我不想加重别人的负担，自己想出了抄书的办法。有书抄书，没有书抄别人的笔记。上课时，集中精力听课，下课就抄。钢笔没有水，就用铅笔抄，尽力把每天教员讲的全部抄下来。越抄，越觉得这个办法好，不但可以加深理解，又可帮助记忆。上课忽略的地方，抄的时候就得到补救。遇到不认识的字、不懂的地方就请教记笔记的同学。后来我也开始记笔记，记不下来的地方，就空下一块地方，下课后再去对别人的笔记。
上干班政治科女生连我共有两人。还有一位叫梁英，是个初中学生，广东人。两人住一个房间。她在学习上给我不少帮助，我也以实际工作和战斗中的经验帮助她。
因为女生少，男同学经常照顾我们，我们不愿示弱，遇到公差勤务抢着干；夜间不让站岗，就在白天抢着补上。野外演练连排进攻，我和梁英提着枪同大家一起冲锋。
她没有经过锻炼，感到吃不消，我就不断鼓励她。可是梁英没能学到毕业，学校里有个男生犯错误，说是“反革命”,没有人敢为他说话。她同那人是同乡，肯定他决不是“反革命”,跑去对男生队队长说：“不应把他的错误夸大为反革命。”并表示愿替他担保。
队长向她发出警告，她又跑到校部为那人申诉。后来国家保卫局还是把那人抓走了。不久，她被学校开除， 一句话未说，就同我分手了。我们从此失去联系，她那时已经结婚，不知她是否回到丈夫那里去。
半年的学习，使我得到了很多收获，思想、政治、军事、文化都有明显的提高，考试取得全班第二名。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叶剑英在上干班的毕业典礼上，亲手发给我毕业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