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亲历丨段海洲回忆青年时代的抗战往事

义和江涛 2025-01-02 17:04:33

作者:段海洲

回首往事、思绪联翩

我过去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第三十三师师长,后来又当过九十七军副军长。1949年春,我看到国民党加速了崩溃的过程,濒临覆灭的命运,人民渴望结束战乱,实现和平。在这种形势下,我尽自己的可能组织了一部分旧部在湖北监利县起义。

解放后,我在四川省万县市政协当常务委员。这些年来,我受到党的关怀和教育,特别是亲眼看到解放前曾是千疮百孔,多灾多难的祖国,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起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不断的向着经济繁荣,国势昌盛,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方向迈进。当前举国上下,同心同德,为祖国的四化而献身。展望未来,前程似锦。这一切生动的事实,发人深思,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党。作为一个人,在党领导下从事工作,生命才最有意义。

有感于此,使我思绪联翩,常常引起我对青年时代一些往事的回忆。

我从十八岁起,到北平入了民国大学,开始接受一些新思潮。现在还清楚记得两件事:一件是在我们学校四周墙壁上,不时地看到用粉笔写的“打倒刮民党”的标语。感到这个“刮”字用得形象化,使我产生很多联想,起到一些启发和教育作用。觉得共产党确实富有革命精神。另一件是我们班上有两个河南同学与我相处很好,他们常常暗地里借给我有关马列主义的小册子,以及叙述井岗山红军英雄事迹的宣传品。当时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这类宣传品一般人是看不到的,所以带有神秘性。它的文字生动,思想新颖,短小精干。读起来很能引人入胜。久而久之,在我的灵魂深处,逐步播下了对共产党、对红军的爱慕之情。正是在上述思想影响下,1937年“七七”事变后,使我有缘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之下,从事这一段时间的抗日工作。

那是我青年生命迸发的火花,饱含着热情和真挚。这段往事,过去四十多年了,但回忆起来,一幕幕情节,还映现在眼前。现在趁着我的记忆还许可,愿意写成资料,作为个人的历史教训;另一方面从侧面给当时的河北农村在一个角落上,留下片断的投影。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37年7月7日晚10时左右,驻丰台日军一部分在我芦沟桥驻军附近进行夜间演习,我驻龙王庙警戒部队的哨兵发了几响警告性的枪声,因此,日军向我芦沟桥驻军提抗议,并于翌日晨派一个大队向我龙王庙攻击。从此,在芦沟桥附近的中日两国军队进入了交战状态,点燃了抗日战争的烽火。

日本自成为帝国主义之后,它的侵略矛头,早已指向中国大陆。这时候,他们认为芦沟桥事件是他们扩大侵略的借口,遂于7月28日晨,以优势兵力向我南苑的二十九军一三二师,以及北平郊区我国驻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占领了平津之后,分兵几路沿平绥、平汉、津浦三路进犯。“八一三”,开始了淞沪之战。至此,日军对我国的侵略规模,成为全面作战,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我的家乡河北安平县位于冀中区。国民党部队屡战屡退的消息传来,使我感到家乡一带已处于危险的边沿。在这个紧迫的情况下,我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几经商议,一致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袖手旁观。决定在家乡一带组织义勇军抗击侵略者。

参加这一决定的包括我在内共有六人。他们是乔式模,安平县张淌村人,小学教员,共产党员;王国瑞,安平县长屯村人,律师,无党派;张国法,安平县后辛庄人,小学教员,当过旧军队小军官;刘风林,河北省大城县人,无党派、国术教师;郑宝华,河北省遵化县人,国民党员,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小军官。

从头开始

最初的组织活动。我们把准备组织的队伍定名为“青年抗日义勇团”,大家推我为团长。

第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分头找枪。首先乔式模从他们村里一个地主家里要来了一支步枪,我和王国瑞一道去饶阳县北齐村他的亲戚家(也是一家地主)要来了三支步枪;王国瑞又去义门村一家亲戚那里要来了一支步枪,我们本村(长屯村)一家姓许的自动送给了一支步枪。这样就有了六支枪。

第二步,决定打出抗日义勇团的旗号,找人来参加。首先来参加的是那些在国术社学过拳术的二十多个青年农民。紧接着来了几个青年知识分子,在我记忆中,来得最早的是本村刚从师范毕业的万海亭,城西还有正在读师范的谷凤鸣。日后陆续来了几个中学生。这样凑合起来三十余人。暂时住在我村,粮食吃我家的,从此,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战争形势的发展难以预料。为了家属的安全,我一家人除了我母亲留在家里以外,,其余的人都去河南逃难了。他们走时路过石家庄,我妻李梅英在那里遇到了我的同学侯如墉。并对侯谈了我的情况,侯对她说,石家庄住有军委一个特派员,最好我能亲自见见这位特派员,可能有帮助。李梅英来信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便与张国法骑自行车到了石家庄,这时前线大概在保定一带,我们正好遇到了敌机空袭。终于在侯如墉的介绍下见到了这位特派员。他的名字叫潘佑强。发给了我们三枝小手枪,贰百元纸币,并给派了一个参谋长叫朱家凯,这是义军初建之后一个插曲。

抗日义勇团的旗号打出来了,我们的队伍初步进行了编组。卅几个战士编成两个中队,由刘风林、郑宝华分任中队长,两中队合编为一个大队,乔式模任大队长,几个知识青年当宣传员,张国法当政治主任。

早期的活动

当时的河北农村,不但没有收音机,甚至大多数的村庄都看不到报纸,教育不普及,文化落后,风气闭塞。农民们多数人常年累月都是在本乡本土来回转,很少有人谈论国家大事。又由于我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历史,多少朝代的更替,在有些农民意识中,还保留着“谁来给谁纳粮”的“顺民思想。”当异族入侵的时候,这种“顺民”思想是致命伤。根据这些实际情况,我们决定先从宣传工作做起。

秋收的季节,我们这支几十人的年轻队伍,扛着10枝枪身背大刀长矛,从我们村出发了。首先选择了那些较大的村庄和集镇,利用晚上,把乡亲们请到一块,由张国法讲述战争形势。我记得有一个晚上,他站在板凳上,讲到民族危机的时候,痛哭流涕,从板凳上跌了下来。不少听众也掉了泪。经过几天宣传,来参加队伍的人却寥寥无几。但我们这支小部队的名声可传开了。

有一天,从国民党溃散了的部队里来了七个士兵参加了我们的队伍,还带着几枚手榴弹,使我们受到鼓舞。可是在这一天也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有一个与我沾点亲戚关系的人来见我,并带来三支步枪,本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可是听他说的话,真是出乎意料之外。他说:“国民党那么多军队都打不过日本人,你们这几个人还能打日本?简直是胡闹。”又说“我看你们还是到山里去吧,在咱们地方上怕引来日本人,乡亲们跟着遭殃。”听了他的话,立即引起了我的反感,可他又是年长几岁的亲戚,我强忍了气,对他说:“抗日嘛,人多要抗,人少也要抗”,结果不欢而散。

在一个秋阳高照的下午,我们到了城西南一个大村庄,正在休息的时候,一个战士急匆匆地跑来,对我说“咱县王县长带着县政府人员和保安队刚从村西边的大道上向南逃走了,咱们把他们追上去,要他们把保安队留给我们。”这个战士的勇气和见解都不错,但是我觉得我们只有十几支枪,力量太悬殊,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我说:“让他们走吧,我们留在这里抗日。”

出平意料之外,晚上,有两个保安队员带了四枝枪来见我说:“不愿意跟着县长南逃了,家里离不开。为了对抗日尽点心,特别带回四枝步枪给你们。”我看到可爱的枪,听了他俩朴素的话,受到很大安慰,我觉得民心没有死,抗战有希望,信心更足了,我向他俩表达了真诚的谢意。

9月底前后,传来了保定失守的消息,几天来常常看到向南逃难的人群。

深秋,我们来到我县最北部的一个叫白沙庄的大村庄,紧靠村的南面,有一条东西流向的沙河。在这里照常做些宣传工作。住了两三天之后,看到河南岸有不少人,有时还向我们打枪,经过调查才知道是我县城北区的地主们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伙人,对我们施加压力,企图使我们离开本县到山里去,免得惹恼了日本人连累了他们。为首的人当中,就有前些天给我送三支枪的那个亲戚。遇到这个意外的情况,我们觉得既不能撤走,又不能和他们冲突。相持了几天之后,他们突然全部撤走了。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吕正操带着一个团来到了我们县里,这对我们是个好消息。

秋末冬初的时候,有十几个束鹿人参加了我们的队伍,给我们提供了情况。沧石路上的旧城镇,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他们经常三三五五的跑到周围村庄捉鸡。我们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活捉日本人。

某天,由这几个束鹿人带路,我们这六七十人的队伍出发了,我们村离旧城镇约七十华里,当天深夜,我们悄悄地到达了紧靠该镇北面的天宫营村埋伏起来。上午十一时左右,突然有几部大卡车飞快开到了村沿。几十个鬼子兵猛烈的向我们攻打起来,我们仓促应战,火力悬殊,一阵激战之后,敌人冲入村内,我们被迫撤退了。

我们撤出战斗之后,沿着老路返回我的老家长屯村。在归途中,使我记忆难忘的是,当我们路经我县西南一个村庄时,有很多男女老少乡亲们,在村边迎候,特别使我感动的是,有一位我久已仰慕的周澍老先生,也站在人群中间,用慈祥的目光露着微笑,握着我的手说:“辛苦了,你做得对”。周先生是保定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我久已慕名,今始相见。

事后不久,有深县人陈子彬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在深县搞农会工作,为人正派,以后当了我们副司令。陆续又有深县小学教员王长林,李俊民等带了几十个人和枪枝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不久,我们全部进入深县境内活动,部队日益发展起来。就在这个阶段,乔式模对我说:“县里(指我们安平县)党组织要他回县搞党内工作,因此,他必须回县。另外他还说:“据他得到的消息,聂荣臻司令员带着八路军在五台山建立了根据地,最好我们的部队去投奔聂荣臻,这是临别时他提出的建议。但在当时,铁路沿线日军防守正严,我们力量单薄,事实上难于做到,只好留待以后再说。

进入武强县

进入冬季得悉沧石路上驻武强县的日军撤走了,我们乘机进入武强县。这时候,我们发展到三四百人。首先我们建立了县政府,由王国瑞担任县长,并通过他来统一筹借军粮。我部队到达后,地方上大批青年携带武器参军,我记得他们先后带来完好迫击炮四门,轻机枪六挺,步枪更多。进入武强之后,的确部队发展很快,附近各县的人,个别的、成队的、带枪的、乘马的,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参加,冀县有个名叫金城江的,带领三四百人的武装部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我们的参谋长朱家凯带领几百人配合金城江进入冀县活动。

旧历年的时候,在武强县南门外的操场上,我们举行了一次官兵春节集会,两千多人参加,如果把驻小范一带和进入冀县的部队总合起来,已有三千四五百人。我们没有财力制购军服,官兵一律穿着各自带来的便衣,吃的是农民供给的小米,只是给每个官兵发了一顶毡帽。北方的严冬,朔风凛测,寒气通人,但是战士们精神抖擞,士气昂扬,没有人谈论薪饷。

这段时间,知识分子参军的也不少。至今还留有深刻记忆的是与陈元龙的初次见面。那天有廿多个深县青年来了,我把他们让到屋里坐下,一个个问了问他们家庭情况,陈元龙是其中的一个,他是一个文弱书生,在哈尔滨工学院读书。还有武邑县人李松霄,正在清华大学读书,说参加过民族解放先锋队,其后经常与我接近。我到冀县去的那段时间,陈元龙随时代我写函件,增进了相互了解,知道他们思想进步。后来张国法当了总队长,就由陈元龙担任政治部主任,李松霄担任副主任,还有二十来个男女知识青年组成一个宣传队。

1938年3月前后,日军占领了武强县东北面的献县。经常有日军的车队往来于献县、交河之间的公路上。我们多次派出部队,埋伏在路侧村庄袭击敌人,敌我互有伤亡。后来有个叫弓炳乾的安平县人来参军,他曾在兵工厂搞技术工作多年,会翻沙,能制造地雷,手榴弹,迫击炮弹。我们采纳了他的建议,抽调了几十个人,搞起了一个小规模的兵工厂。在他的技术指导下,果然造出了地雷、迫击炮弹、手榴弹,一试验都合格。从此,我们就派出部队利用夜间在公路线上埋设地雷。但是因为物质条件差,技术不够先进,地雷的引爆需要有人拉动绳索。因此,总是地雷战与伏击战结合进行。这样一来,给敌军的车辆和人员造成不小的损失,使他们的交通经常受到意外的打击。十月份左右,日军终于被迫从献县撤走了。

有关部队动向两件事

1938年8月份前后,我曾到冀县去看我们的部队,住在城西北约八九里的一个村庄。一天下午,有一位过去在博野杨村四存中学当过职员的人来见我,他说是张荫梧派他来的。并说,张荫梧在豫北林县一带组织了河北民军,张希望我的部队也改为河北民军。我婉言谢绝了他。因为1936年我在博野杨村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当级主任的时候,张荫梧当校长,教职员中不少人是张的同乡,这些人对我很歧视,因此,我才离开这学校。从此,对他们这个集团就有了隔阂。

另一件,是1937年旧历年刚刚过去,我父亲和我妻李梅英从河南逃难回来了。梅英对我说,国民党政府已经委我为军委会别动总队第十五支队司令。对这件事我当时的想法,认为我们这义勇军的称号,附近各个县都知道了,时常有人自动来参加,发展很快。决定不用别动队的番号,对这件事没有宣扬出去,悄悄地过去了,干部们都不知道发生过这回事。

事后,我想这件事的发生和我们刚组织部队时,我和张国法去石家庄见那位所谓军委会特派员潘佑强有因果关系,他回去之后,可能代我们作了夸大的汇报。

参加八路军

1938年4月前后,我们听说老八路来到了南宫县,这对我们是个振奋人心的新消息。自从芦沟桥事件以后,听到的消息总是说国民党的部队屡战屡退,一溃千里,从河北退到了河南。之后,什么也听不到了。现在突然传来了八路军来到了河北平原,给河北人民带来了生机和希望,我有说不出的高兴。经过和几个主要干部商量之后,决定由我和政治部主任陈元龙一块,去南官县看望八路军。

经过大约两天的行程,我们来到了南宫县。傍晚的时候,在一个农村里,找到了八路军,见到了负责人宋任穷。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表达了欢迎八路军的心情,也把我们的部队情况作了介绍,谈得很高兴。他没有一点官架子,对人亲切热情,真像一见如故,我代表义勇军表示愿意参加八路军。宋任穷非常高兴地说:“立即给总部发电报”。第二天又准备很多菜招待我们,陈再道司令员也参加了。

宋挽留我们住了几天,大概是在第二天晚上,宋对我们说:“总部回了电报,欢迎你们参加八路军”。又说:“你们来参加真太好了,不过你们的队伍得开到这里来,能做到吗?”我说:“能做到。”一天之后,宋又对我们说:“我们给你派个政委和你一路回去,把队伍整理一下,然后就开来吧。”派的政委是李聚奎老红军。

回来之后,工作的重点是做好部队开往南官县的准备事项。在我的记忆里,是根据李政委的意见,给全体指战员赶制了一套新军服和一个新粮袋,因而军容为之一新。出发前,粮袋里每人带了三天的口粮,以便路上不再为食粮打扰老百姓。另外,因为这支部队,原系自发性组合而成,各个队的成员在年龄上有的不合条件,作为一个战斗部队来说,这是一个缺点。我记得按照李政委的意见,把一些老的弱的,不适于战斗生活的人员,劝说他们回了家,使部队变得精干了。出发前,李政委对部队讲了行军路上有关纪律和注意事项。

大概是1938年5月初,我们便向南官县出发了。在行军路上我几次站在路旁看行军情况,只见官兵们个个精神焕发,军容整肃,几千人的纵队浩荡前进。我想,亲爱的伙伴们,我们即将参加英雄的部队,成为光荣的八路军,对抗日救国会做出贡献,大家近年来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

两日后的上午,晴空万里,我们的部队来到了南宫县境。部队进入驻地后,有人给我们送来一封信,是从大后方来的,打开一看,是鹿钟麟给我写的。信的大意首先对我在家乡一带从事抗日活动,进行勉励;另外,说他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不久即来河北,希望来后团结抗日;还说,他派了一个专员叫邵鸿基的先来,希望予以协助。大概是这些意思,信看过之后我便放入衣袋。

李聚奎政委带我一同去一二九师师部。师部住在这个村落路北一个四合院内。我们来到院内时,宋任穷首长出来向我们热情招手,引我们到北屋,向邓小平政委和徐向前副师长作了介绍,并让我们坐下来。我立即把适才间鹿钟麟的来信交给了首长们,邓徐二位首长虽系初见,但看到他们态度那样诚恳,使我感到像在老首长面前一样,没有产生拘束的感觉。邓政委热情地拿出新打开的前门烟作招待。那时邓政委正值年富力强,看来精力充沛,英气勃勃。对徐向前首长的名字,我早已在报纸上看过多次,以为英勇善战的将军一定是魁梧奇伟,可是见到的时候,却温文尔雅,和蔼可亲。

李聚奎政委把部队情况作了汇报,我也把部队组成的经过作了扼要叙述。中午,首长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招待。这次和首长们初次的会见,那种亲切诚恳的气氛,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在邓、徐、宋首长们领导下,义勇军进行了整编,改编为八路军青年纵队。李聚奎为政委,我为司令员,部队编成三个团。各团都派了政委,营派了教导员,各连派了指导员。这三个团的团长是:朱家凯、陈子彬、张国法。司令部下面直属有一个教导大队,约二百余人,都是冀中区各县来的青年学生。另外还有一个警卫营,营长是郑宝华,一个迫击炮连,连长叫赵虎志。陈元龙仍任政治部主任。此外还选送了一部份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去陕北抗大学习。

在整编期中,曾经在我们住地附近选了一块宽阔的场所,用木板搭了一个台子,集合全体指导员,听了邓小平首长的讲话。整编过程都按领导上的安排胜利地完成了。

一天傍晚,邓、徐、宋几位首长坐在院落里谈话,我也参加了,别的话我都忘了,但我还记得徐向前首长说,过去人们总认为在山地才好打游击战,其实平原里也有“山”,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靠山,群众关系搞好了,可以起到“山”的作用。邓小平政委说:“打游击战,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鱼离开了水是难以生存的,所以军队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首长们这些话,都是我前所未闻,听起来很新鲜,意味深长,含有哲理,使我受了教育,印象深刻,至今还记在心上。

根据首长们的指示,我们的部队在冀南各县活动,有时去平汉铁路线破坏敌人交通。当时除了铁路沿线日军设有据点外,冀南内地各县还没有日军,也没有国民党部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县逐步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记得我们部队到巨鹿县那天,正遇上开庆祝县政权机关成立大会,我们部队也参加了大会。县长是个青年人,李政委和我都讲了话。被国民党遗弃了的国土和人民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李聚奎政委与我在每天行军之后,总是同住在一个院里,在一块的时间多起来了。他生活很有规律,除了有时吸点烟以外,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工作上,从不肯浪费一点时间。每天行军之后,晚上常找我谈谈第二天部队活动计划,并抓紧时间布置下去。他是久经战阵的红军,考虑问题非常周到,使我从中受到很多教育。

遇到空闲的时候,也常给我讲述革命故事,我还记得关于红军在井岗山时代“朱德的扁担”那个故事,是他讲的;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的战斗,他讲得有声有色;还讲过徐向前首长指挥一二九师在晋南某个山区公路线上,伏击日军一个庞大的车队,大获全胜的战绩。这些故事,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还回忆到,当部队刚整编之后,他得到了一本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小册子,特别让给我学习,我意识到他对我的学习是经常放在心上的,这种真挚的关怀,是最难忘的。

向河南进军

1938年11月前后,在首长们指示下,我们这支万余人的纵队,从河北省南宫县出发向河南北部进军了。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浩浩荡荡,向南进发,一路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行至河南道口附近,得悉有伪军扈全禄部三千人左右盘踞在这一地区,我们只派了一个团乘着黑夜,解决了他几百人。这好比一声霹雳,在豫北天空震荡,日军为之惊恐。翌日午后,日军派出三架飞机飞临我部上空侦察,但是日寇的步兵,未敢出动。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到过豫北的内黄、汤阴,滑县一带,没有遇到其他的部队。这支大军,像早晨的钟声,唤醒豫北人民起来杀敌,也像辛勤的拓荒者,在豫北沉睡的大地上,播撒一些抗日和革命的种子。

正在这时候,我突然害起了眼病,行军不能自己走路,必须坐担架,可是部队经常在行动之中,因而十分不便。在这种情况下,李聚奎政委同意我向师首长请假,回南宫县师部医治。李政委带着部队,陆续在豫北活动。

差之毫厘 谬之千里

经领导批准,我回到南官县住在师部。经过师的军医医治,眼病慢慢痊愈了。本来应当回部队去,但部队在豫北,行止不定,距离又远,回部队确实不易。我在师部医疗期间,徐向前副师长来过几次,对我的医疗及生活方面关怀备至,亲切感人,使我经久不忘。因为暂时回部队不易,我便请假回家看望。回忆当时,我没有一点不再回来的念头,万万想不到在此行中,一失足铸成了大错。

我到家之后,遇到几个和我一块发起搞义勇军的老友,他们在第二次整编时失掉了工作,认为我没有在首长面前帮他们说话,向我发牢骚。我个人水平低,没有说服他们的能力,想不出为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感到很为难。事情确实出于偶然的巧合,出了问题。

我有一个朋友叫王文瀚,是冀东宝坻县人。在1930年他与我是在石友三部军干校时的同学,感情很好。他这时在天津英租界住,专门派了一个人找到我的老家。来人对我说,王文瀚在冀东搞起了一部分队伍,他愿意把这队伍交给我。对王文瀚我相信他不会欺骗我,信以为真。王国瑞、张国法等人都劝我去。他们说,你先去看看,只要能搞,我们也去。但是我想:如果我不回八路军,实在对不起几位首长,首长对我诚恳,我不能这样做。可巧郑宝华也来了,他也劝我到冀东去。

终究由于我的个人主义,对朋友小圈子难以割舍,被他们说动了,才决心去冀东。我便给邓、徐、宋三位首长写了一封请假的信,我记得是派王树椿(安平县人)带几个人把信和我回来时的乘马五匹、警卫员的手枪四枝,一并送到南宫县师首长们那里去了。从此,我再没回部队去,走了一大段弯路,造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我国的近代史,特别是解放后三十年来的伟大实践所总结出来的结论。我爱祖国,我也爱戴祖国的恩人共产党,今后在我的有生之年,跟着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没有疑问的。以我来说,在旧社会过了半生,形成的旧思想、旧意识比较多,比较深,所以自我思想革命的任务,比较的说,更为艰巨。。

我历史上的大错,永远是我的前车之鉴,覆辙再也不能重蹈。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受到了一些改造,但是和时代的步伐相比,还是落在后面很远。为了不辜负党的关怀,必须牢记党的教导:“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万万不可在改造上掉以轻心。在自己的言与行各方面都不容许做出任何不利于党不利于人民的事情。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争取为人民、为祖国的四化,做些点点漓滴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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