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野上下,莫不知晓宋朝那个年代是物阜民丰、民富国强的黄金时期。可就在这个国力昌盛的朝代,卻发生了一件令人咋舌的怪事——猪肉竟然不值钱,便宜到了"价贱如粪土"的地步!

话说宋朝建都汴京(今开封)的时候,城中的朱雀门外、南薰门一带可谓是热闹非凡。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是这般描述当年的景象:"南去即南薰门……唯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十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

每日万头猪群从南薰门涌入京城,可见宋朝时汴梁城中消耗猪肉那是何等巨大!这自然也造就了一个极为兴旺的猪肉市场。临安城内外更是肉铺林立、品种丰富,饱受城民们的青睐。著名文人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记载:"坝北修义坊,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数百口。又各铺悬挂成边猪,不下十余边。每日午前,几已尽空。"

从临安这个省会大城市的情况可见一斑,整个宋朝时期肉类消费之旺盛。然而就这等兴旺的猪肉市场,仍旧被著名文人苏东坡瞧不起,嫌其"价贱如粪土"。东坡公在被贬黄州期间,曾亲眼目睹当地猪肉价格之低廉。于是他打油诗一首《猪肉颂》,毫不客气地将黄州的猪肉贬为"如粪土"一般贱贱价。

黄州地处偏僻,人口稀少,而养殖业却相当发达。由于供远大于求,造就了猪肉泛濫成灾、无人问津的奇景。除卖不出去的猪肉外,就连被屠宰的猪命运也无人重视,一头活生生的猪只值区区1000文钱。相比之下,宋朝时一匹良马却能值25到50贯银子,也就是说一匹马足可换来25到50头猪了!

朝野达官贵人显然对这等"猪贱伤车马价"的怪事深感无奈。宋廷甚至命令御史臬武放下体面,亲往黄州查访缘由。经臬武的详细调查,终于揭开了黄州猪肉"价贱如粪土"的源头——原来那里自古就是畜牧业大县,又恰逢当朝经济大开发、商路畅通,前来谋生的商贾不绝,生意无往不利。但农村穷人日渐贫困,反倒无力购买物美价廉的猪肉,致使黄州这么近在眼前的"猪肉粮仓"竟成了一个巨大的闲置资源。

宋朝猪肉价格之所以低廉,背后原因实与当时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自唐朝中期起,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不断增长,加之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宋代的京城汴梁人口超过百万,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每天万头猪群从南薰门涌入城中,足见当时汴梁城对肉类尤其是猪肉的巨大需求。与此同时,临安城内外的肉铺也林立于街头巷尾,种类丰富多样。

当时的都市生活节奏加快,住在城里的人们无法像乡间那样自给自足。为了满足庞大的人口对肉食的需求,宋朝政府不得不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猪肉价格之所以低廉,也跟农村地区养猪业发达有着密切关系。

除京城汴梁、临安之外,许多中小城市的繁华景象也折射出肉类消费的高涨趋势。据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所载,大理城中非常热闹,"闻犬吠声、鸡鸣声,亦闻彭彭铺户声,肆肉腌菹之声"。足见城市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肉品的供应。

与此同时,朝野文人也热衷于描写民间"烹杀猪肉相聚野外"的盛况。当时最著名的诗文描写,当属柳永笔下的这两句:"去年元夜时,人面桃花盛开了。恰似轻罗小扇,展将千朵万朵。"从中可窥见当时民间对于烧猪肉做年夜饭的热闹景象。

总的来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居民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人们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受到极大冲击。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肉类需求,宋代政府不得不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造就了猪肉价格低廉的大好形势。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有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我们祖先视猪为家户财富的象征,死后更要将猪的遗骸随葬入墓。这一现象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地区就已经出现,直至秦汉时期仍沿袭了下来。

最早的考古发现显示,在距今约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经发现了大量家猪的骨骼遗存。比如位于河北省磁县的磁山遗址和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就包括家猪、家狗和家养鸡的遗骨。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秦汉时期的一些墓葬中,随葬品里还出现了大量的猪下颌骨。根据1975年公开发表的《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报告,在永靖地区46座墓葬中,竟发现了高达430块猪下颌骨的随葬品!

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古人如此崇尚猪肉、将其视为重要的财物呢?据当时考古学家的分析,这一方面是由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原地区居民已广泛饲养家猪,猪肉成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另一方面,也与古代人的宗教信仰有关——当时存在着祭祀猪的习俗,所以死后才将猪的遗骨随葬。

随着时代的推移,古人对猪的重视程度并未减弱。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时期有位名叫闵仲叔的节士,年老得病在家,买不起猪肉,只能每天购买猪肝充饥。然而当时一些居心不良的屠夫,竟然还存有戏弄他的小人嘴脸,对他"不愿轻与"。可见,哪怕微不足道的猪肝,在闵仲叔眼中也是难能可贵的财富。

到了唐宋时期,这种重视猪肉的风气已经根深蒂固。尤其是在宋朝,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大规模养猪业的兴起,普通百姓更是喜欢"烹杀猪肉相聚野外"。当时的文人学士也对此现象有着生动的描述,比如柳永的名句"去年元夜时,人面桃花盛开了;恰似轻罗小扇,展将千朵万朵"。

总的来说,自新石器时代起,猪肉就成为了中原地区居民的主要肉食来源。由于猪在农耕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其视为家户财富的象征。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了几千年,直到宋代城市化进程的推动,才使猪肉在普通老百姓中变得更加平民化和大众化。

虽然宋代普通老百姓因为猪肉价格低廉而得以饱餐猪肉,但这一情况却引发了贵族阶层的强烈不满。当时的朝野文人和达官贵人对于猪肉"价贱如粪土"耿耿于怀,认为这严重伤了其身份地位的尊严。

苏东坡就是当时最著名的反对者之一。这位才高气傲的文人公子,在被贬黄州期间亲眼目睹了当地猪肉价格之低廉。一头活生生的猪竟然只值区区1000文钱,令他大为震惊。东坡公遂作《猪肉颂》一诗,将黄州的猪肉贬为"如粪土"般贱贱价。

与东坡公同时代的另一位文人欧阳修,也对宋代的猪肉价格大加指责。在他的《朝野佥载》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自郢(郢州)而北,至臬武(御史),皆多生猪而贱。一头猪直千钱,良马二十五贯。"欧阳修深感当时猪肉低价已"伤车马价"。

除文人公子外,身居朝野要职的士大夫官员们也对此耿耿于怀。据宋臣王溥所载,御史臬武曾奉旨亲赴黄州查访缘由。经臬武详细调查,最终揭开了黄州猪肉"价贱如粪"的根源。

原来黄州自古就是畜牧业大县,加上宋朝商路畅通、经济大开发,商贾云集、生意红火。但农村穷人日渐贫困,无力购买物美价廉的猪肉,致使这里成了一个巨大的"肉粮仓"而无人问津。臬武将这一发现呈报朝廷后,宋室终于有了定论。

面对这一怪状现象,当朝达官贵人们也曾设法加以纠正。据《梦溪笔谈》载,有一次北宋皇帝曾将宫中所余的猪肉分给宦官,想借此拉抬猪肉价格。但结果不仅没能奏效,反而引起了满朝文武的哗然。

事实上,从宫廷到朝野,自上而下都对猪肉价格走低深感不安。他们认为这一现象已严重伤及其身份地位的象征意义。当时虽有御史臬武调查过此事,但终究未能彻底解决。直至北宋灭亡,这一怪状现象仍未曾消弭。

所以在整个北宋时期,贵族文人和达官显贵们对猪肉价格贬低耿耿于怀,极力想扭转这一局面却力不从心,着实可谓是宋室的一大憾事。

回顾宋代猪肉价格之所以低迷,其中暗含着当时社会的一个重大矛盾——就是贫富悬殊日益加剧,导致庞大的"肉粮仓"无人问津。

首先,我们不难发现,当时朝野上下对于猪肉价格走低存在着明显的阶层分歧。一方面,文人达官视之为伤风败俗、有损身份地位;另一方面,普通老百姓却因此得以饱餐肉食,过上了比往昔更加美好的生活。

其次,在那个物阜民丰的黄金时代,为什么却会出现大批农村贫民无力购买猪肉的怪状?这正是宋代社会贫富悬殊的最好注脚。当时的农村贫苦百姓,每天33时濒临饥饿边缘,哪里还有余钱买肉充饥?反观城里的富人、权贵,他们早已享尽了丰衣足食的優渥生活。

第三,宋代的社会矛盾还表现在商业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上。尽管宋室大力推动经济开放和商路畅通,但巨大的财富红利仍被资本家和官僚垄断,并未惠及底层民众。黄州就是这一矛盾的缩影——商业极为发达、商贾云集,但贫民仍无力购买当地的物美价廉猪肉。

除此之外,宋代的佃农制度加剧了地主和佃户之间的矛盾对立。地主靠剥削佃户的残酷手段而致富,而佃农群却遭到了压榨和苛捐杂税的双重困扰,生活环境每况愈下。这无疑也是造成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宋代猪肉价格之所以走低,背后折射出的正是当时社会的一个重大弊端——政治上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存在着利益分歧,经济上贫富悬殊加剧,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这一切,都为北宋王朝的覆灭埋下了致命的祸根。

最终,贫困人口日益增长、猪肉滞销成为常态,城乡矛盾空前激化,在诸如蔡京叛乱、靖康之难等一系列社会动荡中迎来了北宋的覆灭。南宋建立后,时人也认识到了社会矛盾的严重性,於是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张举复兴黄白律民田制度、王安石变法等,试图化解社会积弊。但历史征程却已命定难以回转,矛盾终将在元世祖征服中国大地时彻底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