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马路边捡到了1分钱，交到警察叔叔的手里边。”小时候，家乡陕西关中平原很穷，即使吃不饱肚子，但儿时的记忆，还是很温馨的。
一个带着红领巾的少年儿童，捡到了1分钱，高高兴兴地跑去交给了十字路口站岗的交通警察叔叔的手里面，这是多么快乐、多么温馨的美好场景呀，现在，人们却很少看到了。
正在写作业的小孙女仰头问我：“爷爷，只捡了1分钱，为什么还要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又问我：“为什么不交到银行去呀？” 我说，那时候一分钱能买两颗糖、也能买3颗红枣，或者买3个核桃。。。。。。
说起儿时的快乐情景，我满脸地自豪感。八岁的小孙女却不太相信，她笑嘻嘻说：“现在路上的零钱就没有人捡，爷爷在编故事呢！”
我说，这不是在编故事，都是真的。小孙女就问：“爷爷捡过钱吗？”我说，我小时候捡到过很多次钱，不过，爷爷小时候捡的1分钱，2分钱、5分钱，一毛钱，两毛钱，五毛钱，都是交给老师了。
捡1分钱，交给人民警察叔叔，是当时人民群众对人民警察的无比信赖。这是人民公社时候的故事了，也是中国少年儿童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和道德观。
但小时候，也有生活难过的日子。记得实行人民公社时，我五岁半了，已经开始记事，生产大队里大炼钢铁，曾经是老革命，坚信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实现的父亲，卸任了区高级社社长，调到县里担任了县水电指挥部副总指挥，正在带领大家大力兴修水利和架电线杆子。
那是个热血沸腾的年代，一天，父亲回到家里，也热血澎湃，他把家里废弃的牛马槽上的铁箍，以及家里的几口大铁锅、铁炉子、铁盆子、铁剑、铁铜锤、铁秤砣、大门上的铁环、铁饰品等等，都拿去无偿交给了生产队里去大炼钢铁了。 大炼钢铁需要大量的硬木材，村子里就大量砍伐树木，后来，村上炼出了几个很大的铁疙瘩，被市里钢铁厂拉走了。
大炼钢铁那年，生产队里开始吃大食堂 ，一开始大家都很开心，自己家里再也不用烧火做饭了！村民们都在生产队里大食堂吃，支起几口大铁锅，用压面机压出很长的面条，天天都吃臊子面，有点像现在农村红白喜事过事那样吃喝，大喇叭里天天高歌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天天过年哩！
但是好景不长，红红火火的大食堂，后来吃得没有粮食吃了。
有一天早晨，我跟着哥哥和姐姐去大食堂里打早饭，只端回来了一大盆子里面撒了一点包谷面的清汤，汤稀得能够照出人影子，汤上面飘着一些野菜叶子 ，清汤寡水的，家里6口人，一人喝一碗就没有了。母亲看着端回家的菜汤，心酸得流了眼泪。娘自己没有动手吃，她慢慢转过身去了土炕上躺下，说她肚子不饿，不想吃饭，让我们几个孩子们自己吃。
十二岁的姐姐也哭了，端着一碗稀菜汤，站在炕边上流泪，用手去拉母亲，催娘起来吃饭。可那根本就不是饭呀！我那时还小，只有不到六岁，妹妹还不到三岁，我们两个太小，都以为娘是真的不饿，可我和妹妹却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哭着围在盆子边上，狼吞虎咽喝了那些没有营养的稀汤。后来，实在太饥饿了，又跟着哥哥去挖草根，去掏老鼠的仓窝。
更严重的是，那年播种冬麦时，我们生产队仓库里的麦种子被人偷了，起因是麦子播种了一半就没有麦种子了，如果播种不上麦子，来年大家吃什么呀，社员们都陷入了恐慌！那时候，村子里的贫协主席，家里成分好，兼任着我们生产队里的保管，他拿着仓库里的钥匙，却没有发现麦种子丢了。正在一筹莫展时，贫协主席的一个小侄子说，贫协主席家里常常半夜三更里偷偷擀面条做饭吃或者烙饼子吃。饥饿的村民就闯进贫协主席家里去看，结果，发现贫协主席家里的阁楼上，竟然私藏了几袋子生产队里的麦种子。
吃大食堂的日子，是怎么熬过去的，我不知道了。那时，我身体太弱，饿得吐黄水，父亲怕我饿死，就把我带去了县上他的单身宿舍住，县政府的机关食堂每顿饭给父亲发两个混合面杠子馍，一碗米汤，父亲吃一个馍，给我一个馍，米汤父亲喝一些，给我留一些。上工地修水利时，父亲就带着我去工地上。一天下午，父亲太忙了，忘记了管我，眼看太阳落山天要黑了，父亲工地上开会还没有来接我，我就一个人趴在土城墙上哭，哭着哭着自己在城墙上睡着了，被路过的工人们看见了，才把我抱了回来送到了县上。
小孙女听着我讲这些，也泪眼婆娑，说：“爷爷，你小时候没有粮食吃，为什么不去超市里买面包吃呀！” 听了我的解释，她才知道，那时候家里已经连我姐姐和哥哥上学的学费都拿不出来了，还是当废铁卖了一个古董茶壶，才交了学费的。解放初，父亲的工资很低，钱都拿去买了黑市上的粮食救济家里度饥荒了。因为，思想很纯朴的老革命父亲，把家里解放前开药铺和做生意积攒下来的所有钱财，解放后都全部捐给了他当区里高级社长的高级社当做公务经费了。
后来，国家废除了大食堂，但粮食依然不够吃，天灾加上人祸的结果，在60年关中又爆发了三年自然灾害。记得我上小学时，春季三、四月间，青黄不接时，家里就开始断粮了，我放学回家，常常饿得背不动书包，走一走，就蹲下歇一会儿。我记得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村支书大会传达上面的话，让人民再勒紧一下裤带，省下一些粮食来，支援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除此之外，我们那里还要支援更加贫穷的陕北人民，全国人民还要给苏联偿还抗美援朝背负的巨大债务，那个年代，国家的困难可想而知。
那时候，农民最怕的事情是粮食受灾荒，也害怕阿尔巴尼亚人民、南斯拉夫人民、古巴人民、朝鲜人民、越南人民、巴基斯坦人民、菲律宾人民、非洲坦桑尼亚人民受灾，他们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好兄弟，一旦受点儿灾难，我们那里总是要动员让农民勒紧裤带把分回家的粮食再上交回去，进行国际支援，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也是我们那里农民粮食总是不够吃的主要原因。
当时，风靡全国的吹牛皮浮夸风也害苦了农民，陕西礼泉县委书记王保金，在国家头号大报纸上发表豪言壮语：“给我一锥地，我能产万斤粮！” 他组织在麦田里搭架子，拉线绳，扶持麦子生长，说能一亩地万斤高产。这雄心壮志，被大报小报广泛宣传，名声大噪，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评为了全国劳动模范。河南、山西、河北、山东的报纸上投机分子们牛皮吹得更大，亩产量更加高大上。
一锥地只够播种一粒种子，能产万斤粮，这麦粒子得有一个碌碡大！牛皮吹得也太大了，陕西农民就给王保金同志送了一个很响亮的绰号，叫“王大谝”！ 现在，人们打扑克牌有个游戏打法叫：吹牛皮！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受王保金同志的启发创造发明的。
王保金开创的浮夸风，害苦了陕西农民。我们那里，每到粮食收获前，县里乡里都会派人下来提前核定粮食产量，为了政绩，干部有意高估产量，麦收后，上面按照乡里高估定产下达的粮食征购任务征收公粮，交了公粮之后，农民的口粮就所剩不多了，粮食也就自然不够吃了，常常还要再退口粮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好大喜功的浮夸之风，也是造成农民缺粮的又一个恶果。
其实，陕西陈仓，在秦汉时期就是个大粮仓，土质肥沃，是古代兵家屯兵屯粮的地方，以此得地名：陈仓。在那个年代却成了粮食重灾区。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人们生活逐渐好转了，但到了每年三四月间，我们那里粮食还是不够吃，要吃国家的返销粮。直到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极大的释放了农村生产力，我们家乡吃饱肚子的问题才终于解决了。现在，我们家乡一亩地一季可以产1400斤左右麦子，农民种一年地，收获的粮食三年都吃不完，这样的幸福日子，过去连做梦也梦不到呀！
但是，家乡困难时期的缺粮情景，却成了我后来半生的心理阴影和潜意识障碍，至使我总会在梦里梦见家乡断粮了，我端着大盆子喝稀汤。所以心里总怕家乡再闹灾荒，总怕父母弟妹没有粮食吃了。
我长大后，在乌鲁木齐军区的部队工作，40岁以前，我一直拼命积攒粮票，家里常常省吃俭用，还自己经常买市场上的大米和面粉，结果，十五年粮本上省下结存了二千多斤粮食，家里也存了一些全国粮票，就等着家乡受了饥荒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寄给家乡去救急救灾。
八十年代后，人民生活彻底好转了，粮站上用粮本上的粮食开始兑换鸡蛋，城里很多家庭都用积累的粮食去兑换了鸡蛋吃，我却一个鸡蛋也没有敢去兑换，一直等到国家宣布废除了粮本和粮票，我无偿给国家做了几千斤的陈粮贡献，心理的障碍才彻底解脱了。
我也终于明白了，给家乡送救灾粮的这一天，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永远也不会再发生了，一切过往光影都已经成为了记忆的一抹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