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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70年代抢军帽严打运动的真实见证人，本文真实揭秘当时坏人抢军帽有多么恶劣与疯狂。

1973年冬天，我从陕西入伍到新疆，行军路上有几个新兵冬天皮帽子被人抢走了。

说起来有人可能不敢相信，接兵的列车是新疆拉牛羊的蒙罐子货车，一股牛粪味儿，车里没有厕所，大便在木桶里，臭味同牛粪味儿混合了，撒尿就拉开一扇车厢门缝，站着往外边排泄，列车风驰电挚般朝前狂奔着，疾风一吹给门口睡觉的士兵吹溅一头的尿水。

一个闷罐子车厢里睡一个排共36个人，我是新兵队伍第一班班长，兼任临时副排长，其实也是个新兵蛋子。就因为我当兵前，是县农委农村工作队月领33元工资的粮票干部，所以新兵连让我协助接兵的王排长带新兵到新疆，通铺谁睡在门口那里，夜里常常被尿水弄醒，我是副排长，自然要睡在门口管理新兵安全，是怕有新兵掉下车出了事故，夜里有人撒尿我都起来在后面拉着胳膊。

有个新兵叫黑娃，个子比我还高半个头，黑娃同我一起上学时，一直是崇拜我的忠实粉丝，他就自告奋勇，晚上把他的铺盖搬到我跟前，要求睡在门口第一个位置上来保护我，同学情分又加入了战友之情。有了黑娃帮助我，我夜里就同他换着保护新兵的安全。

第二天晚上天黑前，列车到了甘肃省会兰州市，车停靠在市郊兵站上加水和吃晚饭，我集合带着一个排的新兵，班长们手里都拿着两个脸盆当饭盆，一把长铁勺子，一起去兵站上大食堂里打饭。我们正在铁轨间走着，后面突然大喊呼喊起来:“坏人抢军帽了!”

部队的新兵们立即一阵骚动惊鸿，纷纷用手拉住自己的帽子，生怕被坏人给抢走了。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发枪，我在队伍旁边走着带队，就大声命令说:“大家不要怕，我在旁边看着，有人敢抢咱们军帽，就用脸盆和铁勺子往他们头上招呼！”新疆还远着哩，我们绝对不能把帽子丢了！我让班长们把四个脸盆给后边的新兵也拿一个，四个铁勺子也让新兵分别拿着，这是我们唯一的防护武器了。

抢军帽的都是团伙分子作案，他们骑着自行车，飞快地从路边呼啸而过，瞅着机会就一起动手，一把夺走新兵帽子逃之夭夭。军车随时都会开走，所以战士们也不能去追，就是追也根本追不上。被抢走军帽的新兵只能自认倒霉，自己一路上挨冻了。

吃过晚饭后，天已经乌黑乌黑地了，没有了太阳，塞北的冬天很是寒冷，部队发的军大衣穿上都感觉冻得发抖，新兵们拥挤在大饭堂里烤炉火，食堂里有二十几个废大油桶，里面烧的是无烟煤炭火，新兵们围在一起等待命令来了再出发。

有个新兵出去到外面铁轨旁边撒尿，结果皮帽子被隐藏的坏人又给抢走了，后来，还听说有几上结伴上厕所里去的新兵，正蹲着茅坑，皮帽子被人闯进来突然扒走了。后来听说，一路上还有个撒尿落单的新兵，军大衣也被坏人扒走了，真是太惨了。

我们王排长看上去很是威武，他是火箭炮排长，长着一脸大胡子，说话嗓门浑厚，声音很大，自带着喇叭扩音器，是标准的陕西兵马俑。

王排长很信任我，他给我说，兰州是个贼城，让我一定要注意管好大家。还说后面到了张掖、武威、酒泉、敦煌停车吃饭，都要十分小心，甘肃的贼娃子贼多!

我怕军车上丢东西，就给王排长建议说，每次吃饭留人在列车上留守，我们带饭回去给留守的战士吃。所以，一直行军到新疆部队上，我们新兵排里也没有丢一样东西。

我们的新兵连长是团司令部军务股田士杰股长，非常有行政管理能力，所以，我们新兵连队里一路上没有一个丢东西的，但其它连队也有丢军帽的。

司令部田股长很欣赏我的责任心，也知道我在地方当干部时，有一点小写作能力，就说我是个军人好苗子。

团军务股是负责部队分兵员兵种的，一次单独聊天，田股长就笑着问我，到了部队上想干什么兵种? 我回答说，我服从命令，听从首长的分配，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心里还是很想当汽车驾驶员，像雷锋同志一样，但没有敢在首长面前说出来。一到部队上，我就照了一张同雷锋同志一样手握钢枪的军姿照。

那个年代里，社会上最时髦的四大职业，是听诊器、售货员、人事干事、方向盘。

我们新兵排的新兵们却都不含糊，胆子大得很，有几个新兵一看，新兵连长田股长在问我想当啥子兵，就赶紧凑过来要求说，他们想当驾驶员开汽车。田股长问为什么，新兵们就说，当了驾驶员，将来复员后，回去好找工作。我们是炮兵部队，团里汽车还真多得是，还有个专门的汽车连。也有的新兵说他想当卫生兵，也有的说，他想当炮兵打炮! 当时，大家也就随意说一说，没有想到的事，分兵宣布下来，这些新兵竟然都分到了他们想要去的战斗岗位上，很多人开上了解放牌新汽车，圆了当驾驶员的梦想。有三个人当上了团卫生队的卫生兵。

到了部队里，新兵营集中训练结束，我就被司令部田股长直接调到了司令部去当打字员，当年就入了党，第二年被提拔成了司令部23级军官，开启了军人生涯。

抢夺军帽的事，我在乌鲁木齐部队就更常见了，乌鲁木齐市七八十年代也是个出了名的贼城，不仅抢军帽，连军大衣、军毛皮鞋都有人敢抢，甚至于潜入军营里来偷军装，还有连队手抢也被偷走的，那时候，坏人胆大妄为十分猖狂。新疆边疆宾馆发生的轰动全国的白宝山持枪抢劫商人事件，就发生在那个动乱的特殊年代。

1979年，人称西北王的王恩茂从东北回到新疆重新执政，担任新疆党委书记，乌鲁木齐大军区第一政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一同来新疆的乌鲁木齐大军区司令员杨勇将军，向王恩茂同志说了社会上疯狂抢夺军人军帽的事。王恩茂同志非常重视，就给中央政法委汇报了，要求在新疆开展抢军帽严打运动。最后出台了严打决议，抢一顶军帽，判刑两年。对于抢军帽黑暴团伙，殴打伤害刺伤刺死反抗的解放军战士，情节恶劣，罪恶滔天的，直接判处死刑。

我那时候已经任团政治处21级组织干事，在那时候 ，乌鲁木齐还没有武警部队，我们部队上还派了一个连队，去协助公安局一起抓捕乌鲁木齐市抢军帽的坏分子。

此后发现，团伙抢夺军帽、军衣、军大衣的，往往都是混进造反派队伍里的坏人，他们出门一色的军装，横行霸道，虽然是以社会青年居多，但后面都有造反派的影子，他们污蔑军人，把解放军叫“黄萝卜”，气焰非常嚣张，我常常看到有人在大街上见到解放军，就大声呼喊“黄萝卜”! 他们认为，解放军战士津贴低，当时每月津贴只有6块钱，就很瞧不起军人。我是军官，每月57块钱，四个衣兜，穿着部队黑尖头皮鞋，在大街上走，也常常被侮辱呼喊“黄萝卜”，感觉受这些坏人的挑衅侮辱极大。

新疆反黑打黑从来都不手软，抢军帽严打活动开展了两个月，抓获了一些十分嚣张的犯罪分子，严打了一批社会混混。那些天，街道上每天都能看到游街示众的犯罪分子。

严打活动结束，社会上很快风清气正了。后来，还开展了军民团结创建活动，虽然后来也有反弹，但从此以后，新疆乌鲁木齐市再也没有敢抢夺军帽的坏分子了，小偷们在严打活动中也被抓了一批，很快就刹住了社会上的歪风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