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月林曾是原8341部队一中队的队长，他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进入8341部队工作，一共在毛主席身边待了十一年。

前些年尹月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毛主席在生活中喜欢讲湖南方言，在工作时，他是将普通话和湖南方言“混用”。

许多人刚进中南海的时候，都听不懂湖南普通话。于是有工作人员悄悄地建议毛主席——在工作场合还是讲普通话为好。

结果毛主席“接受建议，但不修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依然坚持使用夹杂着乡音的普通话与大家谈工作。

这件事让听不懂方言的人觉得非常头疼，比如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时，担任毛主席翻译的唐闻生就说过，自己刚被调进中南海的时候，最紧张的就是“听不懂毛主席的湖南话”。

那么，毛主席当年为什么不愿意学习“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呢？我们都知道，中国普通话的推广，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三五年。

当时民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国语推行委员会”，旨在向全国民众推广普及“国语”。可是由于后面爆发了战争，这项工作并没有顺利进行下去。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国家才正式推广了一种以北方的方言为基础形成的“普通话”。

我们现在使用的“普通话”正式问世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五六年了，而那时的毛主席，是一位63岁的花甲老人，他早就错过了学习语言的最佳年龄。

毛主席“乡音难改”，与他正式接触“普通话”的时间太晚有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他一直在学习英语。

谈及语言学习，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前，正是中苏关系较好的时期。那时国人学习外语，首选是“俄语”，但是毛主席却独具前瞻性地选择学习英语。

为什么毛主席不学俄语，而要学习英语呢？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并不缺乏俄语人才，另一方面是主席本人非常重视对国际政治形势的研究。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来自“讲英语”的几个西方国家，所以毛主席想学好英语，以便直接阅读英文书籍与报刊，研究敌人的政策动向。

有研究表明说，人一旦过了三十岁，记忆力就开始衰退了。花甲老人的记忆力远远不如年轻人，所以毛主席想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是非常困难的。

记得国内成人教育自考曾经有过规定，当考生的年龄超过四十岁时，主考部门就不再强求他一定要通过英语测试，而是允许他另选两门课程来代替了。

毛主席平时政务繁忙，学习英语的时间非常有限。因为平时有很多重要会议要参加，回到家后，还要看大量的文件，所以他只能在旅途之中和三餐之间的休息空档，见缝插针地学习。

当毛主席乘专列到外地考察时，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檀木书箱。不过他的英文书总是直接放在衣服口袋里面，方便随时拿出来学习。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南巡的时候，曾经在专机上拍过一张非常出名的工作照。当时大家看到照片，以为毛主席是在飞机上办公。其实据机组人员说，他那个时候就是在学英语。

从一九五六年下决心学习英文起，到一九七四年患重病前后，毛主席身边出现了三位英语老师。第一位是新华社的林克，他在毛主席身边担任英语老师长达十二年。

第二位，其实不能算传统意义上的老师，因为她是毛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六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她曾陪同毛主席一起自学英文。第三位是章含之，她担任了毛主席两年的英文老师。

由于学习时间有限，毛主席学习英文的方式也和如今的学生大不一样。如今我们学英语，一般是从基础开始，先学习音标、学语法，再背一些日常用得到的短语。

但是毛主席通常是直接背诵大量与政治相关的英文单词，随后直接阅读外国新闻报道和政论文章。这样，他就能够准确地了解并分析西方的政治动向。

一九六八年，尼克松在美国竞选总统。毛主席正是通过阅读当时的英文报纸，才捕捉到了对方向中国释放出的政治信号。

后来尼克松来华访问的时候，毛主席高兴地亲自接见了他。在两人的对话中，毛主席还不时地“展示”了自己的英文。

一九七〇年斯诺访华时，某天早上，毛主席请他共进早餐。当时斯诺一坐下来，就开心地说了一句“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就笑着用英语回应道：“Long Iive Snow（斯诺万岁）！”

当毛主席和对方提起尼克松总统时，就说：“你们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Law and order吗？他是喜欢哪个Law，哪个order？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自由。这产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这一条。”

后来斯诺问毛主席，中美有没有机会建交，毛主席回答他说：“总要建交的，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Long Island（长岛）。”

毛主席讲普通话时带有家乡口音，讲英语也同样带有浓重的乡音。但是他在学习英语时，有一个优于常人的特点，那就是“自信”。

毛主席从不会担心自己的口音会遭旁人的嘲笑，每一次都大声朗读，读错了，就立即改正过来。对于毛主席的英文水平，周总理曾评价：“毛主席所掌握的英语单词，要比我多得多。”

尽管毛主席曾对基辛格表示，自己并未系统学习过英语语法，但是他却为英语贡献了一个词汇，即“Paper Tiger”（纸老虎）。他认为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并不可怕。

尹月林提到，毛主席对于旁人建议他在工作中讲“普通话”的态度是“接受建议，但不修改”。其实，毛主席并非故意不讲普通话，而是难以做到“字正腔圆”。

讲普通话时带有的浓重乡音，确实给工作带来了一些不便。但是幸运的是，当时领导层中许多首长都来自湖南、四川等地，他们对于毛主席的家乡方言较为熟悉，经过适应后也能大致理解。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喜欢动笔写文章。他每一次有重要意见或发言，都会形成文字记录下来，因此不必担心因普通话不标准而传达出错误的信息。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与语言规范上做出了很多努力。尽管他个人由于历史与时代的原因，难以讲出“标准”的普通话，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袖和思想家。

毛主席“乡音难改”的问题，让人们意识到，语言的规范与普及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他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与持续推动，推广普通话最好的办法是从娃娃抓起。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情感。因此我们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还应当思考一下，该如何保护和传承方言，让多元文化实现共存。

参考资料：

《毛泽东年逾花甲攻读英语》——《今日国土》，2011.10.25；

《毛泽东喜欢向美国人“秀”英语》——《党建》，2009.09.01；

《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记忆>》，2023.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