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邱晋龙
作者按：本文所用史料文献均来源于中央档案馆和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共同整理、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整理本）》（全编），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整理、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整理本）》，以及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撰、中央文献出版社和江西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所摘录的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资料处藏件，并参照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的《红色中华（1982年影印）》。
在苏区票证领域的收藏和学术界，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以下简称“经济建设公债”）发行量的问题，多数采用“三百万元”的说法。但是实际发行量是多少，缺乏系统研究和严谨考据。本文秉持“就史论票、以票述史”原则，依据原始的历史资料，结合丰富的藏品实物和扎实的收藏实践，通过“二重证据法”较为系统全面地认证了经济建设公债的实际发行量是五百余万元。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丰富了苏维埃票证领域学术研究成果，为收藏实践提供了客观严谨的理论参考。本文不拘于形式而服从于内容，分为“前期筹备及第一阶段发行情况”、“突击运动及第二阶段发行情况”、“经济建设公债券实物解读”等三大板块开展。
发行背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了发展苏区经济贸易、调剂市场粮食价格、保障红军粮食供给而决定发行经济建设公债。该公债是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由中央财政部联合国民经济部共同发行，财政部主导发行的计划、推销和归集，国民经济部则主导资金的使用方向、分配比例和后期跟踪。
发行量：不是三百万元而是五百余万元。据最新的学术研究和多年的收藏实践发现，经济建设公债五种面额债券存世实物的目前最小数字编号是叁元的“000995”，每种面额债券的最大编号分别是伍角“509473”、壹元“300694”、贰元“691354”、叁元“470348”、伍元“357601”。从最大数字编号来看，发行量从小到大依次为壹元、伍元、叁元、伍角和贰元，共计232.95余万张，合计513.72余万元。这与中央苏区28个县自认推销的任务总数515.15万元基本吻合。
时间脉络：1933年5月瑞金县查田试点取得成功，6月中央政府召开查田运动大会提出发行经济建设公债；7月中央政府要求财政部抓紧时间印制经济建设公债券，月底颁布了《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8月在中央苏区正式发行。截止1933年12月底，历时五个月的发行情况不是特别理想。中央政府决定从1934年2月至3月15日为期一个半月，突击开展“经济建设公债与征收土地税”，购买债券方式从“交谷交银听其自便”改为“以收谷子为原则”。1934年5月，中央政府现银紧张却面临兑付已经延期一年还本付息的二期革命战争公债，所以财政部准许群众用革命战争公债购买发行量较大、债券总量较充裕的经济建设公债。
主要人物：1933年2月，时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邓子恢兼任了国民经济部长，负责正式成立国民经济部之前的筹备工作；4月28日，中央政府正式颁布国民经济部暂行组织纲要，林伯渠出任部长，财政部长邓子恢不再兼任国民经济部长；8月9日，国民经济部长林伯渠兼任了财政部长,原财政部长邓子恢改任副部长。1933年7月11日，吴亮平任命为国民经济部副部长，10月底任国民经济部代部长，1934年2月3日任命为国民经济部长。1934年2月3日，陈潭秋任命为粮食部长。彭二星时任财政部公债管理局局长。
珍稀的票证，弥足珍贵。中央红军长征之后，绝大多数的债券被销毁殆尽；少量的债券被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密藏于极易被火烧、水浸、虫咬的房梁上、树洞中和土墙里。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公布并实施了经济建设公债兑付办法，群众手里的债券得到兑付并加盖了付讫公章，也有群众出于红军情结而没有兑换选择自己留存。收藏实践发现，少量债券幸免于难而得以留存下来，大多数品相偏弱，中品不多美品珍稀；壹圆的发行量和存世量最少，伍圆的发行量和存世量仅略高于壹圆而且品相难度最大，壹圆和伍圆是收藏经济建设公债券的“筋票”。
历史的见证，传承血脉。经济建设公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行的两种公债之一（另一公债是《革命战争公债》），更是中央苏区时期眷印毛泽东主席私章的两种票证之一（另一票证是《中央红军临时借谷证》其中的一个版别），与革命战争公债、红军临时借谷证、借谷票和米票等票证组成了中央苏区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红色票证。经济建设公债使用苏区自产毛边纸、石印板单面双色，票面幅度很大、整体设计精美，主图寓意鲜明、息票简单明了；债券中央眷印了展现石板印刷术最美风采的经典朱砂红的“财政人民委员部”公章。经济建设公债券，承载了红色血脉、蕴含着丰厚史料，见证了苏区百姓艰苦奋斗、支援红军，苏区干部坚定信念、清正廉洁，军民团结建设和捍卫苏维埃政权；是庚续红色基因、追寻红色印记的载体，是一幅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谋生存、为国家谋出路、为中华谋复兴而领导苏区人民建设苏维埃政权的壮美画卷，是讴歌岁月、传唱经典、颂扬旗帜的完美诠释！
前期筹备及第一阶段发行情况
一、成立国民经济部及设立粮食调剂局
（一）邓子恢筹备成立国民经济部
1933年2月2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36次常会，“议决呈请中执委批准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并委任邓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创办粮食调剂局”。3月4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39号命令，“为调节民食接济军粮”，“设立粮食调剂局”。（《红中》第58期）
1933年3月28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38次常会，“责成国民经济部即日起草组织纲要，及目前工作方针”。（《红中》第67期）1933年4月11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39次常会指出，目前工作重心是调剂粮食、指导合作社运动、发展对外的贸易，各级国民经济部内设国民经济委员会系规划及建议的机关。（《红中》第70期）
1933年4月2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0次常会，“审查国民经济部暂行组织纲要，对发展合作社运动调剂粮食及对外贸易等工作均有详细讨论和决议”，规定了国民经济部与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各部的工作关系与职权划分。（《红中》第74期）
（二）林伯渠正式就任国民经济部长
1933年4月22日，张闻天发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我们党的任务是在集中苏区的一切经济力量帮助革命战争”，“国民经济委会员的设立，就是为得要有系统的进行苏维埃经济的组织与建设的工作，是苏维埃经济的司令部”。同期，吴亮平发表《怎样解决粮食问题》，“1933年3月才成立粮食调剂局”，“必须以区为单位立刻成立谷仓”。（《斗争》第11期）
1933年4月28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训令第十号《关于设立国民经济部的训令》），正式成立国民经济委员部，“管辖粮食调剂局、合作社、对外贸易处等（过去归财政部管辖），国家印刷厂（过去归教育部管辖），劳动威化院的制造与营业的部分（过去归司法部及省县裁判部管辖），交通行政的运输部分（过去归内务部管辖），过去的省县两级的粮食部应归并于国民经济部的粮食科”。同日，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级国民经济部暂行组织纲要》。（《红中》第77期）
二、查田运动就是查阶级也是巩固红色政权
当年中央红军的粮食供给来源于群众耕种。开展以查阶级为手段的查田运动，是为了打破旧的封建土地制度，消灭地主剥削阶段，激活农业生产活力；也是为了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筹备粮食和征收款项等工作提供扎实的群众基础和政治保证。
（一）查田试点在瑞金县云集区取得成功
1933年2月10日，《红中》第51期刊发了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的意见，“彻底进行老苏区的查田运动与新发展区域的迅速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及将其平均分配给雇农苦力贫农中农，必须要使得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在雇农贫农中农身上”。
1933年4月2日，《红中》第66期刊发了《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及任务》，要求“深入阶级斗争,进行查田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1933年4月8日，《红中》第67期刊发了《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日程》，“讨论检查土地问题,大会决定以乡为单位发起并举行全苏区查田运动”。
1933年5月19日，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出席了“春耕模范区瑞金县武阳区赠旗大会”，要求积极开展苏区夏耕运动，提高粮食耕种面积。（《红中》第83期）
（二）第一次查田运动在全国苏区深入开展
1933年6月17日，《红中》第86期刊发了毛泽东主席的《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提出“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查田运动是“是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一刻不容再缓的任务”。
1933年6月20日，《红中》第87期设置了“查田运动专号”，刊发了《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苏区中央局在听取毛泽东主席和土地部代部长胡海的报告之后，形成了查田运动的决议”，决议认为“查田运动成为发动深入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与肃清封建半封建的势力的有力的方法”。
1933年6月1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训令第十一号《实行广泛深入的查田运动》；中央政府发出《召集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会议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通告，提出“在查田运动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肃清反革命、改造苏维埃及群众团体”。
三、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与保障红军粮食供给
查田运动的深入开展，清算了农村土地存量，清查了地主和富农，农民获得了土地，农业生产得到极大促进，苏维埃红色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为全面发展国民经济广泛开展合作社、为支援革命战争经费、保障红军粮食供给，中央政府决定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以集中大额资金。
（一）酝酿过程与正式决定
1933年5月20日，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发布训令第一号《为发动群众节省谷子卖给粮食调剂局》。（《红中》第81期）
1933年5月27日，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发布训令第二号《关于倡办粮食合作社与建造谷仓问题》。（《红中》第83期）
1933年6月29日，《红中》第89期刊发了《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的结论》，“请求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三百万元”，并提出“用粮食交付”。1933年7月5日，《红中》第91期刊发了《八县查田运动贫农代表大会告苏区贫农群众书》，“响应八县区以上苏维埃人员查田运动大会向中央政府的要求发给经济建设公债三百万元来发展苏区国民经济”。
1933年7月14日，《红中》第94期刊发了《怎样进行粮食收集与调剂的运动》，“苏维埃中央政府已决定，今年土地税收纳谷子”。1933年7月17日，《红中》第95期刊发了1933年7月11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5次会议决定，“接受八县区以上查田大会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的请求，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三百万元”。
（二）发行债券的决议和条例
《红中》第96期对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相关决议、条例和号召进行了集中报道：
1933年7月18日，张闻天提出了《收集粮食运动的战斗任务》，“彻底解决粮食问题，保障红军的给养”，“是我们党与苏维埃政府目前的战斗任务”，“各地从现在起应该立刻开始推销三百万元苏维埃经济建设公债”，“粮食调剂局需要储存25万担谷子,粮食合作社储存30万担谷子，以备明年之用”。
1933年7月2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以粮食或金钱自由交付”，“责成人民委员会督促财政人民委员部与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指导地方政府，正确迅速的发行并支配此项公债”，“责成国家政治保卫局采取必要办法，严厉镇压这些分子，以保障经济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自1933年8月1日开始执行的《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本公债发行事宜，由各级政府公债发行委员会负责，所收款项送交分支库,所收谷子则交与仓库保管委员会”。
本期“社论”刊发了1933年7月19日吴亮平撰写的《全体工农群众及红色战士热烈拥护并推销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 “这公债用米谷来交付（交钱也可以），分四批发行，8月起在瑞金开始发行”，“推销经济建设公债的工作，应该与查田运动及扩大红军的任务，密切地联系起来”。
1933年7月22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6次会议决定，“通过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并从速发行”，“值新谷登场，购买力充分，财政部须赶紧印刷公债，印出了的首先发收获较早的区域，以便群众购买。”（《红中》第104期）
四、第一阶段的发行情况
（一）设立公债发行委员会和仓库保管委员会
1933年8月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7次会议，“决定以国民经济部长林伯渠同志兼任财政部长,邓子恢同志为副部长”。（《红中》第105期）同时刊发了《怎样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此项谷子由公债发行委员会点收，支库所属之各区仓库保管委员会保管”；“在县区乡三级都须组织经济建设公债发行委员会”，“经济部长、财政部长、检察部长、区苏主席参加，以区苏主席为主任”，“准备一切技术工作以便债票一到即可立刻发行”。
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主席在“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作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一致的努力起来去推销三百万以至五六百万的经济建设公债票”。（《红中》第102期）
（二）分解经济建设债发行和筹款任务
1933年8月15日，参加“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的17个县，从8月起3个月内“推销经济建设公债353.65万元；发展合作社社员及股本110.13万”；从9月起半年内“向地主富农筹款135.8万元）”（《红中》第103期）
1933年8月23日，参加“江西闽赣两省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泰宁、南丰、崇仁因故未到）”的8个县，“推销公债161.5万元，发展粮食合作社15.2万社员，消费合作社13.7万社员”，“筹款12.4万元”。（《红中》第107期）
1933年8月28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训令：《关于推销公债的方法》，“乡政府收到布告应立即派人张贴到各村各屋子去，又发了经济建设公债的宣传大纲”，“公债交谷交钱，听群众自便，谷价由区苏按照当地市价规定，通知各乡”。（《红中》第108期）
（三）发行计划增至五百万元销完期限延至十二月
1933年9月23日，中央政府要求《纠正推销公债的命令主义》，“销完日期暂缓至12月”。（《红中》第113期）1933年10月18日，中央政府发布《为粉碎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要求“在11月开始征收土地税，在12月底完成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工作”两项工作在两个月内完成。（《红中》第123期）1933年10月24日，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认为“中央政府发行的经济建设公债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各地发行超过了三百万，大概五百万的数目是可以实现的”，“切实推销三百万至五百万的经济建设公债,为各项经济建设事业的资本”。（《红中》第122期）1933年11月29日，《红中》第130期号召《大家来帮助红军粮秣库》， “粮食的来源主要是从经济建设公债中拨给”，“党中央局已通知各级党部切实帮助总供给部迅速完成搜集粮食的数目”。
1933年12月23日，《红中》第137期报道了《迅速进行收集谷子运动》，“在各省苏区财政联席会上”，“江西全省自认247万，但现仅收谷子60万,转账40余万”，“福建全省自认66万，推销仅30余万，收谷7万元，转账11万余”，“粤赣全省自认推销63万，现已推销30.2万,收到谷子12.6万元”，三个省自认推销经济建设公债总计376万，但是直至1933年12月，仅收谷子79.6万、转账51余万，共计130.6万，距离任务数目相差很远。
原计划自1933年8月至10月三个月完成发行任务，后来增加两个月延期至1933年12月未能完成。所以，中央政府决定在“二苏大会”会议之后，集中力量开展“完成推销公债与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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