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成立新“三人团”。由毛主席协调各方且极具领导才能的周总理，以及多次在党和红军重大抉择时刻，坚定支持毛主席正确路线的王稼祥组成，周总理担任团长，全权负责全军军事行动。
新“三人团”的成立，让军事指挥更加高效、灵活，在战争中为红军把握正确方向，也为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毫无争议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周总理则成为总理。为什么只有王稼祥职务平平？
第一个“短板”：性格方面王稼祥在诸多关键历史节点的作为与抉择，背后成因交织复杂，大致能归纳为三个主要层面。其中，最不容忽视的，是他独特的性格，1906年，王稼祥出生在安徽泾县厚岸村的一个殷实家庭。
1922年，年仅16岁的王稼祥，告别家乡，前往南陵的乐育学校深造。两年后，王稼祥转学到芜湖的圣雅阁中学。新环境里，竞争更加激烈，但他凭借扎实的基础和不懈地努力迅速适应。
这段充实的青少年求学时光，不仅让王稼祥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更磨砺了他的意志，培养了他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925年，反帝爱国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在学校里，同学们围在一起热烈讨论，王稼祥激动地说：“国家正处在危急关头，我们必须做点什么！”筹备游行的日子里，王稼祥忙得不可开交。他四处联络同学，制作标语，奔走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经过这场运动，王稼祥越发坚定了投身革命的决心。9月，王稼祥如愿加入中国共青团，他兴奋地对好友说：“终于能为革命出更多力了！”
年底，他决定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他的好友前来送行，关切地问：“此去异国他乡，你可要保重，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可王稼祥却说：“我去苏联是为了学习先进的革命理论，等我学成归来，定要为国家的解放出一份力！”1930年，王稼祥带着苏联学到的先进经验回到了中国。归国后的王稼祥没有丝毫懈怠，迅速投身工作，积极参与各项会议与调研。
随着调研不断深入，王稼祥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他不再盲目推崇从苏联带回的现成理论和模式，而是愈发坚定地认为，中国革命必须立足本国实际。
此后，他积极投入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筹备，精心规划土地分配方案，深入农民群体宣传革命思想，用行动践行着从实际出发的理念，为中国革命探寻一条符合国情的独特道路。
王稼祥从山村小镇走向广阔学术天地，虽未直接参与学潮，却见证时代风云，靠阅读进步书刊，心中燃起革命火种。他出身优渥、学识渊博，性格内敛、不善言辞，相比毛主席、周总理的平易近人，显得有些“孤傲”、不显眼、难接近。
其实他性格温和、待人诚恳，只因内向才显得低调。但不熟悉他的人很容易误解，这性格也成了他人生发展的短板。
第二个“短板”：身体方面1931年4月中旬，毛主席正全神贯注地研究作战地图，思考着即将到来的反“围剿”策略。这时，警卫员走进来通报：“主席，王稼祥同志来了。”毛主席闻声，立刻放下手中的笔，大步迎出门去。
只见王稼祥身着整洁的军装，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面容略显消瘦，浑身散发着儒雅的书生气。看到毛主席，他快步上前，“毛主席，可算见到您了，我一直都盼着能与您交流革命心得呢！”
两人走进屋内，毛主席热情地招呼王稼祥坐下，又倒了两杯热气腾腾的茶。坐下后，王稼祥诚恳地说：“毛主席，我刚从苏联回来，虽说学了不少理论知识，但对国内复杂的革命形势还得多多向您请教。”毛主席摆了摆手，笑着说：“咱们都是同志，互相学习。你在苏联的见闻和所学，肯定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路。”
随着交流的深入，两人越来越觉得彼此志同道合。毛主席感慨道：“稼祥同志，以后咱们就坦诚相待，有什么想法、意见都别藏着掖着，就算争论、吵嘴也没关系，都是为了革命事业嘛！”王稼祥点点头：“毛主席，我完全赞同！能和您一起为革命奋斗，是我的荣幸！”
1933年，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王稼祥正在指挥所内与战友们商讨作战计划，突然，敌机投下一颗颗炸弹。王稼祥躲避不及，不幸被击中，重重地摔在地上。
战友们心急如焚，赶忙将他抬到临时医疗点。然而，当时中央苏区医疗条件极度落后，药品稀缺，医疗器械简陋。医生们竭尽全力为他处理伤口，但由于伤势过重，伤口感染严重，王稼祥的病情持续恶化。
不久后，长征开始，王稼祥强忍着伤痛，踏上了长征路。恶劣的环境、艰难的行军，让他的伤势雪上加霜。在长征途中，战友们都对他钦佩不已，有人主动帮他分担行囊，有人细心照顾他的起居。
但王稼祥总是不愿过多麻烦他人，哪怕疼得冷汗直冒，也只是默默忍受。就这样，他靠着顽强的毅力，跟随大部队完成了长征。
直到1937年，王稼祥才终于有机会赶赴苏联治病。在苏联的医院里，医生们对他进行了精心的治疗。
然而，由于伤势拖延太久，尽管经过长时间的治疗，病情得到了控制，但病根却永远地落下了，身体的伤痛成为他此后一生都难以摆脱的困扰。也正是因为王稼祥的健康问题，成了他建国后不能胜任重任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个“短板”：政治关系方面由于王稼祥是留苏人员，之前的误解也到了不小的牵连。在党内的诸多事务中，他明显感觉到周围的氛围发生了变化，工作开展也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与阻碍。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选举中央委员时，王稼祥的票数未过半数，遗憾落选。
毛主席深知王稼祥在革命历程中的功绩，尤其清楚遵义会议时王稼祥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若没有王稼祥坚定支持自己，遵义会议难以顺利召开，党的命运或许会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所以，毛主席顾念往昔情谊，为了让王稼祥当选，亲自出面为他拉票。毛主席在与代表们交流时，耐心讲述王稼祥的功劳，强调他在关键时刻对革命的重要贡献，试图让大家全面认识王稼祥。
然而，尽管毛主席努力争取，最终王稼祥还是未能当选中央委员，不过在随后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中，王稼祥在毛主席的极力推荐下，成功当选。
1946年，王稼祥被旧伤的疼痛折磨得面容憔悴。毛主席一直心系王稼祥的身体状况，经过多方协调安排，决定让王稼祥再次前往苏联接受治疗。
在爱人朱仲丽的悉心陪伴下，王稼祥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旅程。抵达苏联后，他被迅速安排进当地最好的医院。苏联医生对他的旧伤进行了详细检查，制定了缜密的治疗方案，决定对外伤部分实施手术切除。
治疗期间，朱仲丽始终陪伴在王稼祥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他。
1947年5月，回到国内后，王稼祥留在哈尔滨，全身心投入到当地的工作中。他以饱满的热情和专业的素养，迅速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为当地的建设和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担任首任驻苏大使，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虽然职务不算高，但回顾历史，他在遵义会议上的“关键一票”，对中国革命走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遵义会议后，王稼祥与毛主席、周总理组成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指挥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赢得军事行动主动权，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毛主席对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贡献始终铭记于心，多次提及王稼祥在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这一票并非简单的投票，而是在历史转折关头，王稼祥凭借远见卓识和坚定信念，支持正确主张，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他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