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是的，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最难能可贵的就是那些面对真相敢于讲真话的人。在真相面前，很多人选择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但也有人勇敢地站出来说真话，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加雷斯·琼斯就是这样的人，他来自威尔士，是一名年轻的记者，1933年，为了搞清楚苏联大饥荒的详情，他只身来到了乌克兰。从此以后，他的人生彻底改变了，并为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但通过他的努力，乌克兰大饥荒的内幕终于大白于天下。

事情还要从1928年说起。当时的苏联虽然经过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经济已经恢复到一战前的水平，但总体上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全国99%的耕种要靠畜力和人力完成，大工业一片空白，工业总产值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德国的一半。十月革命后，苏联一直处于帝国主义的围堵之中，为了摆脱再次被帝国主义干涉的命运，苏联就必须大力发展重工业，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于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出炉。

但要完成这么大规模的建设谈何容易，一是要有技术，二是要有资金，这两样东西苏联都没有。也该苏联命好，就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之年，也就是1929年10月，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大危机。大危机重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但也给苏联的工业化提供了良机。

经济危机期间，西方国家产品积压，为了摆脱危机，欧美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开始转移到苏联寻找出路。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技术支持下，苏联一系列的钢铁厂、水电站、汽车厂、拖拉机厂、石油、冶金等大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了起来。

1931年，苏联进口了世界市场三分之一的机器设备，到了1932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二分之一。其中，美国出口的机器设备有一半卖给了苏联，而英国有90%的机器设备卖给了苏联。西方主要大国和苏联在经济的互动下，双方关系迅速升温，许多欧美国家纷纷选择与苏联建交。

有了良好的内外环境，等到了1932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苏联已经初步建起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苏联的成就令世界刮目相看。

与水深火热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同，那时的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国。因为国家建设日新月异，苏联的形象在世人的眼中开始美好起来，甚至有10万美国技术工人选择移民到了苏联。

为了向世人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斯大林非常欢迎西方记者前往莫斯科，《纽约时报》莫斯科分部的总编辑沃特·杜兰蒂就是最著名的一个。

杜兰蒂拥有众多头衔：苏联问题专家、斯大林的崇拜者、《纽约时报》杰出记者、人们甚至还给他扣上了新闻界左派斗士的美名。

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西方人开始对这个新生而神秘的国家充满了好奇。杜兰蒂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大做文章。

从1921年开始，他作为《纽约时报》记者长驻苏联。通过对这个国家的细微观察，再加上他作为记者的敏感性，他在早期报道中成功蒙准了斯大林同志将上升到权力顶点，而托洛斯基终将被毁灭！ 后来的情况真如他所言，这确立了他的国际声誉。

1931年，杜兰蒂以《纽约时报》发表的13篇赞美苏联五年计划的系列文章，获得了1932年普利策新闻奖。杜兰蒂终于站到了一个新闻记者的最顶峰，名利双收。

正在这时，我们的主人公加雷斯·琼斯出场了。他也是一名记者，因为精通多门语言，当过英国自由党党魁劳合·乔治的外国顾问。当时苏联的经济奇迹让人们惊叹不已，但琼斯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从经济数据报表上看，苏联早就该陷入破产了，相反，他们的工业支出还在增加，丝毫没有停滞。琼斯感到很疑惑，苏联发展的资金从何而来？经济支持从何而来？

另外，琼斯还零零星星地听到了有关在苏联乌克兰发生饥荒的事情。于是，带着种种疑问，经过层层安排，琼斯申请到了媒体签证，以一名记者的身份来到莫斯科。

1933年3月5日，28岁的琼斯抵达莫斯科。他去找了《纽约时报》莫斯科分部的总编辑杜兰蒂，但与杜兰蒂几番接触后，琼斯迅速摸清了令人震惊的事实。

他发现这里的记者全都处于被监视与禁足的状态，不仅不能离开莫斯科，还受到神秘跟踪。同僚之间的交流，几乎到了缄口不言的地步。

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记者们也对真相一无所知。他们要么成为官方的喉舌，要么干脆放纵自我混日子，整日沉溺于纸醉金迷的享乐中。

虽然困难重重，琼斯还是想方设法私下采访了一些外交官和记者。他们偷偷告诉琼斯“不只是乌克兰，很多地方都在饿死人... ...”。为了了解真相，五天后，深思熟虑的琼斯悄悄乘火车前往乌克兰。

在大雪纷飞的乌克兰，琼斯在斯大林诺镇下了火车，步行偷渡过境。在沿途没有监督人员的陪同下，他看到了黑暗森林中的一切：他第一眼就看到瘫倒在雪地上的人；琼斯的粮食包撒在了地上，群众如饿狼般涌上来争抢；这里到处都是饥寒交迫，民不聊生，雪地上都是尸体，分不清是冻死的还是饿死的；这里还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吃人肉的事情。

琼斯在日记里写到：

“我走过了12个集体农庄，哭声无处不在... ... 没有面包，我们没有面包超过两个月了。农民正在吃牛饲料，只剩下一个月的供应。他们告诉我，很多人已经死于饥饿，很多人都快死了！” “有好心的农民提醒我，晚上千万不要出门，因为已经有太多被饿到绝望的人了... ...他们很容干出绝望的事... ...”

面对像人间地狱似的乌克兰，琼斯一边啃着难以下咽的树皮，一边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切。

琼斯的采访行为终于暴露了行踪，他在乌克兰境内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出境。

3 月29 日，琼斯在回到柏林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如实发表了文章，大标题为：“饥饿主宰下的俄国”。此后，包括《伦敦标准晚报》、《纽约晚报》、《芝加哥每日新闻》、《伦敦早报》等十多家西方主流媒体刊登了琼斯的文章，在欧洲与美国引起轰动。

有人会问，当年的乌克兰到底经历了什么？琼斯的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下面我们就拨开历史的迷雾，看看当时的苏联经历了什么？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从理论上证明了能够在苏联一国首先建设成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让苏联短期内变成一个工业强国。这对一个长期积贫积弱的农业大国来说，谈何容易？

但斯大林有办法。1928年，他在中央全会上说：“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依靠掠夺殖民地取得工业发展资金，没有可能也不愿意举借奴役性的外债，而只能依靠内部积累。”

如何内部积累?途径之一是实行“剪刀差”政策。也就是由国家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向农民出售工业产品，即农民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为国家的工业化交纳贡赋。

也就是说，为了得到发展重工业所需的资金，就用“剪刀差”的方式掏空农民的裤兜，以此完成原始积累。1923年同1913年相比，农民需要相当于原来2.8倍的农产品才能换到等量的工业品。此后，剪刀差越来越厉害，1940年同1926—1927年相比，工业品价格提高5．5倍，而农产品价格只提高2．32倍，“剪刀差”扩大95．8％。

与这种思想相辅相成的，是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当时为解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的粮食和原料不足问题，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苏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集体化运动。

但苏联开展工作的方式简单粗暴，结果招致以富农为代表的农民的反抗，苏联政府把他们当作阶级敌人进行了镇压。

另一方面，苏联为换取工业生产设备而加紧出口粮食，过度提高产粮区的粮食征购量，而集体农庄为完成粮食征购任务采取了非常手段，征粮队成了抢粮队，把农庄农民家里仅存的一点救急用的口粮也收走了。

最后，发生饥荒后，苏联为了维护自己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对饥荒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并且严令禁止人们外出讨饭，这种画地为牢的政策导致饥荒情况雪上加霜。

于是，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产生了叠加效应，致使乌克兰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饥荒。据统计，总死亡人数在300万到700万之间。

苏联当时发生大饥荒的地区不光是乌克兰一地，在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北高加索、中央黑土区等地都发生了程度不一的饥荒。苏联当局不希望让消息透漏出去，认为那样会影响苏联的形象，也会影响西方国家对苏联的经济援助。西方国家当时对苏联正有好感，双方打得火热，他们也不相信苏联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对苏维埃“伟大的社会实验”怀着无比美好的憧憬，琼斯抖出来的猛料冒犯了他们的理想，因此他们拒绝承认琼斯的报道，并且发起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

以大牌记者杜兰蒂为例，他早在1931年11月15日第1页的《纽约时报》上说：“只有一些农作物歉收，没有饥荒或真正的饥饿，也不可能有。”

1932年12月9日，他又在《纽约时报》第6页上说：

“敌人和外国评论家可以说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在家里疲惫和沮丧的人可能会在负担下呻吟，但苏联人民的青春和力量与克里姆林宫的计划基本上是一致的，相信这是值得支持的！”

琼斯在揭露真相后，杜兰蒂又在1933年8月23日的《纽约时报》上说：“任何关于苏联饥荒的报道，今天都是夸张或恶意的宣传。”

但就是这个在公开场合宣称苏联从来没有发生过大饥荒的著名记者，居然在1934年，在同英国大使馆官员喝酒时，无意间说漏了嘴，他表示在大饥荒中约有1000万人可能因饥饿而死亡。

这说明杜兰蒂是知道真相的！他长期呆在苏联，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乃至全苏联正在发生什么。但是他就是睁眼说瞎话，因为他很清楚，如果苏联认为某位记者的报道不够友好，就会取消他的签证，让他滚蛋。但如果他们的报道足够积极向上，记者就可以获得额外的特权，例如豪华住宅与生活特供... ...

美国联合新闻的左翼记者尤金·莱昂斯曾经描述道：“杜兰蒂先生在苏联的生活是惬意、优待的。他住在专门为他提供的宽敞公寓内，配有专车，每日享受丰盛的餐点与性感女服务生的陪伴（她是老伙计在莫斯科的情妇，同时还身兼秘书与女仆的职务）。这是杜兰蒂在西方国家工作时所无法想象的。”

就这样，双方一拍即合，杜兰蒂被苏联政府奉为座上宾，杜兰蒂也用“权威”否定了饥荒的存在，为西方媒体定下了报道的基调。

就在杜兰蒂收获广泛的赞誉，甚至在白宫享受众星捧月的礼遇的同时，人微言轻的琼斯逐渐被人们遗忘。但这并没有结束，琼斯从此登上了苏联的黑名单，被禁止进入苏联，主流的新闻媒体在苏联外交部的严重抗议下也不再敢雇佣他。

1934年，琼斯前往远东，开始了他的世界真相发现之旅。九一八事变后，使他敏锐察觉到了日本对中国与整个亚洲领土的野心，他志在写一本关于日本人在远东意图的书籍。

琼斯1935年到达中国广州，于同年6月20日在湖北汉口采访了张学良。之后他一路向北，到达北京、蒙古等地，沿途他记录了很多中国人表示坚决抗战到底的文字。

令琼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死亡正在一步步向他逼近。1935年8月，他在蒙古与满洲的边境地带被土匪绑架，而绑匪在等待赎金期间，莫名其妙的将他枪杀。这一年，琼斯刚好30岁。

当时的蒙古与满洲分别属于苏联与日本势力范围，这不由得令人浮想联翩。就像后来一位评论家说的那样：“苏联人知道他在俄国发现了什么，日本人也知道他在远东找到了什么... ...”

与琼斯的悲剧人生相比，那个假话连篇的杜兰蒂居然一直活到了73岁。而苏联通过两个五年计划，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超过法、德、英等强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也正是苏联凭借“剪刀差”和农业集体化政策打下的基础，苏联才能在随后进行的第二次大战中，战胜不可一世的纳粹德国，并在战后迅速成为全球和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

时光荏苒，琼斯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乌克兰大饥荒的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20世纪40年代中期，一些流亡到美国和加拿大的乌克兰侨民，首先提出了30年代初发生在乌克兰的饥荒问题，西方对这一事件逐渐重视起来。

特别是在80年代后期，随着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揭露“历史空白点”运动，一些与1932—1933年饥荒相关的档案逐步公示与众，这一事件已经成了公论。

2002年初，乌克兰政府解密了1000多份有关饥荒的秘密文件。乌克兰总统库奇马也签署法令，将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

而在2006年，作为乌克兰大饥荒吹哨人的琼斯，他的牌匾坐落在了英国威尔士大学。这块牌匾时刻在警示着大家：谎言最可恶，说真话是要有勇气的，让我们永远铭记那些说真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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