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一枪在八字桥打响。这场持续三个月的战役，投入了近百万中国军队，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首次大规模会战。然而，关于这场会战的最高统帅，历史记载却颇为混乱。有说是张治中、有说是冯玉祥，更有说是蒋介石亲自指挥。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说法？战役期间指挥权的变更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935年春，张治中正式接任京沪警备司令一职。这个任命绝非偶然，因为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正是他率领第五军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在上海城区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经过那场战役，张治中对日军的战术特点和作战方式有了深刻认识。

在接任京沪警备司令后，张治中立即着手部署防务。他将指挥部设在南京，同时在苏州设立了秘密的野战指挥所。为了掩人耳目，这个指挥所被命名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此外，他还在南京至上海之间修建了一系列防御工事，这些准备工作为后来的淞沪会战奠定了基础。

1937年8月9日，虹桥机场附近发生了日本海军少尉大山勇夫被击毙事件。这一事件迅速激化了中日双方的矛盾。8月11日深夜，张治中被紧急召见。在南京的军事会议上，他向最高当局汇报了上海地区的军事部署情况，并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术建议。

张治中的计划是这样的：以第87师、第88师为主攻部队，第36师为预备队，加上独立第20旅的火力支援，对日本海军陆战队发动突袭。这支部队被整编为第9集团军，总兵力达到4万余人，而当时驻扎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仅有4000余人。

8月13日下午，战斗在八字桥意外打响。易瑾营长率领第88师先头部队与日军遭遇，并在简短的判断后果断开火。这一枪，比原定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近12小时。张治中接到战报后，立即调整作战计划，命令各部队按照预定方案向日军发起进攻。

然而，战事的发展并未如张治中所料。日军依托租界内的混凝土碉堡顽强抵抗，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在火力配合和巷战经验上却显示出明显不足。更为关键的是，日本海军的舰队很快赶到，用舰炮火力支援陆战队的防御。

到8月18日，情况发生了重大转折。日本陆军派遣军的两个师团已经从本土启程，准备增援上海。这意味着战事即将全面升级，局部冲突将演变为大规模会战。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南京方面决定调整指挥体制，开始筹建战区制度。这一决定，也标志着张治中作为淞沪会战最高指挥官的时期即将结束。

顾祝同作为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早在北伐时期就以军事才能著称。1937年8月中旬，当张治中的第9集团军在上海城区陷入苦战时，顾祝同正在南京主持军务。作为军政部次长，他开始筹划更大规模的军事调动。

8月19日，日军第3师团在吴淞口登陆，第11师团在金山卫登陆。面对日军的迅速增援，单靠第9集团军已无法应对。顾祝同立即向最高当局建议，调集更多部队增援上海。他首先调动了第36师和独立第20旅，随后又调集了广东的第60军、福建的第55师等部队北上支援。

在调兵遣将的同时，顾祝同还负责协调各路援军之间的关系。当时驰援上海的部队来自全国各地，既有中央军系统，也有地方军阀的部队。比如广东的第60军就是由陈济棠的旧部改编而来，与中央军之间存在不小的隔阂。顾祝同通过个人威望和组织能力，逐步理顺了各部队之间的指挥关系。

8月23日，顾祝同在杭州主持军事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这个指挥机构的设立，标志着淞沪会战的指挥体系开始走向正规化。在张治中担任第9集团军总司令期间，顾祝同实际上扮演了军令传达和后勤保障的角色。

随着战事的扩大，顾祝同与张治中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原本张治中作为京沪警备司令，对上海地区的防务具有完全的指挥权。但现在，随着援军的不断到达，这种单一的指挥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战场需要。顾祝同开始逐步接管军队调动的实权。

9月初，顾祝同在南京组建了战时军需供应处，负责统筹调配各部队的弹药和粮饷供应。这个机构的设立，使得他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各部队如果需要补充弹药或其他军需物资，都必须通过顾祝同的协调。

在罗店战役期间，顾祝同更是多次亲赴前线，协调第9集团军与其他援军之间的作战行动。他提出了＂以守为攻，诱敌深入＂的战术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最高当局的认可，并在后来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战事进入胶着状态后，顾祝同进一步扩大了前敌总指挥部的职权。他不仅负责军令的传达，还开始直接参与战役计划的制定。这种指挥体制的变化，为后来冯玉祥出任第三战区司令官埋下了伏笔。

1937年9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正式成立第三战区，任命冯玉祥为司令长官。这位曾在北洋时期叱咤风云的＂基督将军＂，时年55岁，此前已经淡出军界多年。他的出任，在当时引发了诸多揣测。

冯玉祥抵达上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张公洞一带设立指挥所。这个位于上海郊区的山洞，成为了他指挥淞沪会战的中枢。在这里，冯玉祥不仅处理军务，还常常写诗抒发爱国情怀。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誓守淞沪战到底，中华儿女不投降＂这副对联，被张贴在指挥所的门口。

然而，冯玉祥面临的局势异常严峻。此时日军已经增兵至15万人，并在海军的配合下，形成了对上海的三面包围之势。更为棘手的是，原本属于西北军系统的部队，在过去几年间已经逐渐瓦解。冯玉祥虽然名义上统帅全局，但实际能够直接调动的部队却极为有限。

9月下旬，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的身份，来到第三战区进行战场视察。这位被誉为＂小诸葛＂的军事家，对战区的指挥体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白崇禧认为，冯玉祥虽然威望甚高，但长期脱离军事工作，对现代战争的认识已经跟不上时代。

在视察期间，白崇禧发现了几个严重的问题。首先，各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不足。以9月23日的月浦战役为例，第55师与第57师在进攻时出现了重大失误，导致两个师分别遭到日军的各个击破。其次，战区司令部对新式武器的运用缺乏经验，尤其是在对空防御和反装甲作战方面，显得准备不足。

更为关键的是，冯玉祥采用的依托城市固守的战术，在面对日军的现代化装备时暴露出明显弱点。日军的战车部队和海军舰炮，不断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而冯玉祥却仍在强调＂固守阵地＂的传统战法，这引起了白崇禧的强烈不满。

白崇禧返回南京后，立即向最高当局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报告中指出，如果继续维持现有的指挥体制，不仅无法有效遏制日军的进攻，更可能导致整个长江下游防线的崩溃。这份报告对后来冯玉祥的去职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10月初，当日军开始对罗店发动新一轮猛攻时，冯玉祥的指挥权已经受到严重制约。各部队开始直接接受南京方面的指令，战区司令部的统筹作用大为削弱。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最终导致了第三战区指挥体制的重大调整。

1937年10月中旬，白崇禧在南京主持军事会议，针对淞沪战局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这些建议不仅涉及战术层面的调整，更包含了对整个第三战区指挥体制的重大改革。

白崇禧首先提出了＂纵深防御＂的作战方案。他认为，面对日军优势火力，应该放弃单纯依托城市固守的战术，而是建立起由前沿阵地、主防御阵地和预备阵地组成的纵深防御体系。这一建议的提出，源于他对日军作战特点的深入研究。

在具体部署上，白崇禧建议将防线向西延伸至苏州河一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中国军队被压缩在狭小的上海市区内。他还提议在昆山、太仓一带构筑第二道防线，以应对日军可能的迂回包抹。这些建议得到了最高当局的重视。

10月18日，白崇禧亲自前往第三战区前线视察。在视察过程中，他发现各部队之间的通信联络存在严重问题。于是，他立即着手改革通信系统，在各师之间建立起直接的电台联络网。这一改革大大提高了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

关于军队调动，白崇禧提出了＂机动预备队＂的概念。他建议从各军中抽调精锐部队，组成战区机动预备队，以应对日军可能的突破。这支预备队由两个师的兵力组成，平时驻扎在后方，一旦前线发生突发情况，即可迅速增援。

在装备配置方面，白崇禧特别强调了反坦克武器的重要性。他建议在各师配备至少一个反坦克连，并在适当地段布设反坦克壕沟和地雷阵。这些措施对遏制日军装甲部队的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

10月下旬，白崇禧又提出了调整炮兵部署的建议。他认为，应该将分散在各部队的炮兵集中起来，统一指挥，形成强大的火力支援网。这一建议得到采纳后，中国军队的火力优势在局部战场上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后勤保障方面，白崇禧提出了＂三线补给＂的方案。第一线是各部队携带的战斗物资，第二线是师级后勤单位，第三线则是战区统一调配的战略储备。这种补给体系的建立，使得前线部队的弹药供应更加稳定。

此外，白崇禧还特别关注伤员转运问题。他建议在苏州、无锡等地建立野战医院，并组织专门的伤员转运队。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前线将士的医疗保障条件。

对于制空权问题，白崇禧提出了＂地空协同＂的作战方案。他建议在重要据点周围布置高射机枪阵地，同时利用伪装和工事遮蔽来减少日军空袭的效果。这些防空措施虽然无法彻底解决制空权劣势的问题，但确实降低了部队的伤亡率。

1937年10月底，陈诚正式接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一职。作为蒋介石的得力干将，陈诚此前在江西剿匪战役中已经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接任后的第一个决定是重新调整防御部署，将主力部队向西收缩至苏州河沿线。

陈诚上任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会上确定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具体体现是：在日军主力压境时，中国军队采取战略性撤退，但在关键地区仍然保持强有力的抵抗。11月初的罗店反击战就是这一战略的成功运用。

在指挥体制上，陈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将战区司令部划分为作战、情报、后勤三个主要部门，每个部门都配备专职参谋。这种体制的建立，使得战区的指挥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同时，他还在各师派驻联络官，确保命令能够及时准确地传达到基层部队。

11月5日，日军在青浦方向发动猛攻。陈诚立即调集预备队迎击，并指挥炮兵部队对日军集结地实施火力打击。这次战斗中，中国军队首次尝试了＂诱敌深入、两翼包抄＂的战术，给予日军重创。这次成功的指挥，展现了陈诚灵活运用战术的能力。

在后勤保障方面，陈诚特别重视弹药补给问题。他在常州设立了战区弹药总库，并建立起完整的运输线路。为了保证运输安全，他还专门组建了护路部队，确保补给线路的畅通。这些措施为持久作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陈诚还特别注意对敌情的研判。他在司令部设立了专门的情报分析室，每天都要亲自听取情报汇报。通过对日军行动模式的分析，他准确预判了日军将从金山卫方向发动新的进攻。这一判断为后来的防御部署提供了重要依据。

11月中旬，日军开始向嘉定、青浦一线发动总攻。面对这一局面，陈诚采取了＂弹性防御＂的战术。他命令各部队在遭遇优势兵力时可以主动后撤，但必须确保有序撤退，不得造成混乱。这种战术既保存了实力，又避免了部队陷入被围歼的危险。

在战役指挥中，陈诚特别强调各兵种之间的协同作战。他要求步兵进攻时必须有炮兵的火力支援，撤退时也要有掩护部队的配合。这种严密的协同作战体系，使得中国军队即使在装备劣势的情况下，仍能与日军展开有效对抗。

11月下旬，随着战局的发展，陈诚开始考虑战略转移的问题。他在太湖以西的地区布置了多道防线，为后续的大规模转移创造条件。同时，他还安排工兵部队对苏州河沿岸的重要桥梁进行加固，为可能的战略撤退准备交通设施。

在最后的几次战斗中，陈诚展现出了出色的临机决断能力。他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调整部署，使得中国军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相当的战斗力。直到11月底撤出上海，整个撤退过程都保持着相当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