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闲谈》创作于1925年4月22日，发表于4月24日《莽原》第1期，后收入鲁迅的文集《坟》中。

这是鲁迅的一篇随笔，文章中鲁迅运用细腰蜂和青虫的传说来揭示出中外古今的统治者，妄想永远作威作福、奴役人民，采取了种种禁锢和麻痹人民思想的统治方法，对文化专制制度予以无情揭露和辛辣嘲讽。

专制统治者们一边通过严刑峻法给民众以震慑，一边又以蜜糖来麻痹人们，给你一点甜头，总之就是恩威并施、刚柔相济，儒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民众进行全方位的文化专制、意识形态的控制、思想的麻痹和精神的奴役。让人们永远安逸于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任劳任怨为统治输送统治的脑力和劳力。

鲁迅写这篇文章是1925年，实际上，大革命已经过去十几年了，新文化运动也已经过去几年了，但是当时社会似乎仍然找不到新的思想和文化，而以封建军阀为主的专制势力，他们为了对抗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于是在思想文化战线提倡“尊孔读经”，说白了复古、复辟，从亡魂中找到思想来对民众进行统治，以封建专制思想文化对民众进行统治。

因为这些军阀本身就是专制统治，只不过是没有皇帝的专制，但本质上还是专制，所以只能从古代中来寻找亡魂，因为古代有一套成熟的专制控制体系。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军阀要走这一条路的原因所在。

他们为了实现专制统治，就必然要从古代的思想中来寻找到“专制的精髓”，当然，为了显得自己时髦和与时俱进，他们通过一些出过洋留过学的人，打着学贯中西的旗号，对专制思想重新进行包装，换上一个华丽的外表，皮衣来妄图麻痹民众。而鲁迅早已看穿了他们的伎俩，小把戏，所以给予无情的揭露和讽刺。

鲁迅就是针对这股倒退逆流写下了这篇文章，告诉统治者们：别以为你们的伎俩我看不透，我就是要揭穿你们的本质。而鲁迅要揭示的就是专制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控制和精神奴役。

其实，在漫长的历史中，虽然我们的王朝更新了很多次，但是每次大革命之后，农民起义之后，建立的还是以前的模式和套路。

农民起义胜利之后，无论是刘邦还是隋文帝，还是朱元璋，甚至后来的清王朝。他们首要的事情就是确定主子，也就是确定了新的奴隶主。确定之后自然就是如何称颂，如何纳贡，如何跪拜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专制。

这就是君主专制，这是每次大革命之后最先做的事情，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称帝、确定专制制度，是根本，之后就是围绕君主权力绝对权威而设计的专制理论，就自然提升为一种同样具有绝对权威的国家意识形态。

这一系列的专制体系构建中，根源于君主制度的确立，所有的一切都是君主制度的产物。君主专制的正式确立，使得一系列观念成为不证自明的基本公理。君主等于国家；君主和君权几无可分；尽管君主不等于天下，但天下属于君主。君主绝对拥有一切可能拥有的权力。君主手中的权力过大和过多的问题，即君主的权力从制度、法律和理论上皆不存在有任何限度的问题。任何人皆不可能从制度、法律和理论上找到限制君主权力的合法依据。

其中文化专制又是重中之重。比如清代前期是古代王权的极盛时期，也是思想专制最为严厉的时期，其手段之高，法网之密，禁锢之酷，为祸之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清廷一方面施行霹雳手段，屡兴文字狱，乃至大臣不敢以文字示人，知识分子纷纷埋首考据，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任何对君主以及君主所提出或推行的法令、政策、文化思想的思考和质疑，都失去了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法理依据。凡是君主所推行的一切，都是必须执行的东西。人们对君主、对各级官吏，除了任其役使、歌功颂德,再没有任何思考的权利。这就是彻底的思想文化专制。

本文参考文献：

鲁迅.《坟·春末闲谈》

李振宏.《“天高皇帝近”：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史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