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岁月的长河中缓缓流淌着一段被时光轻抚的历史记忆，那是一组经过精心上色、重现往昔风华的清末老照片。这些照片，仿佛是时间的低语，穿越百年风尘，将我们引领至那个动荡而又充满变革的清末时代。
1904年，正值而立之年的贝子溥伦（图中左侧首位），身着一袭华服，于美国世博会的璀璨舞台上，与Francis A. Carl（凯瑟琳·卡尔之兄长）及黄开甲并肩而立，在特设的慈禧太后肖像展厅前留下了珍贵合影。
溥伦，作为乾隆帝的五世嫡裔，承袭“贝子”尊爵，时人敬称“伦贝子”。其人生轨迹中，曾一度接近那至高无上的皇位，然同治帝崩逝后，慈禧太后独断乾坤，择立外甥载湉为新君，即后世所知的光绪帝，此举也悄然关闭了溥伦通往皇权巅峰的大门。
而站在溥伦身旁的Francis A. Carl，其妹凯瑟琳·卡尔（Katharine Augusta Carl/Katherine Carl，1865-1938），是一位在美国乃至世界艺术与文化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女性。20世纪初，她以非凡的勇气和才华，创造了两项令人瞩目的纪录：成为首位长时间居住于中国宫廷的外国访客，以及首位为在世的中国皇室后妃绘制肖像的西方画家。
至于黄开甲，则是晚清时期中国对外交流的先驱者之一，作为首批赴美留学的幼童，他在耶鲁大学深造，对美国社会与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此次世博会，黄开甲肩负重任，先行赴美筹备展览事宜，展现了中国对于国际交流的积极姿态与开放胸襟。
参展过程
筹备阶段：
清政府为参展下了血本，调拨府银75万两用于参展。
黄开甲作为副监督，先期赴美负责具体布展事宜。在搭建“中国村”时，溥伦决定将自己府邸的客厅和卧室原样复原送世博会展出，以避免直接复制清朝皇宫的敏感问题。
赴美参展：
1904年3月4日，溥伦率代表团离开北京。
4月17日抵达旧金山，受到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次日《中西日报》刊登了他的照片，并因需求量大而加印随报附送。
4月19日从旧金山启程前往华盛顿，4月26日受到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接见。
6月初抵达圣路易斯，住在乔治·华盛顿旅馆，并出席了世博会开幕式，参加了各种庆典，并举行多场大型宴会款待各国嘉宾。
世博会影响
“中国村”内展出的溥伦贝子府的客厅和卧室，因其华丽的装饰和精细的制作工艺，引起了西方民众的广泛关注和惊奇，被媒体称为“夏宫”。
中国产品在世博会上获奖颇丰，几乎销售一空，获得了高度评价。特别是中国的红茶、绿茶获得了超等文凭（最高奖）和金奖。
溥伦在世博会期间还游历了美国各大城市，考察了美国的宪政，并与美国地方官员及华人在美的成功人士进行了交流。他的言行超出了世博会正监督的职责范畴，表现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兴趣和对国家未来的思考。
1911年的北京，一群工人以一种近乎古老而艰辛的方式，正用绳索如纤夫般拉拽着沉重的铁质压路机，在尘土飞扬中铺设着公路的基石。这样的劳动场景，既展现了工人们顽强的毅力和团结的力量，也透露出一种时代特有的艰辛与不易。然而，令人瞩目的是，这些工人大多都戴着整洁的小礼帽，这在当时或许并非普遍现象，从而让人推测他们的待遇或许相对优渥。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这样的装扮和工作场景不禁让人猜测，他们是否在为外国人工作的工程项目中效力。
1911年的北京街头，阳光偶尔穿透云层，照耀在一条相对宽敞的泥路上，路面虽不平整，但比起狭窄的小巷来说，行走起来更为顺畅。两位身着清末长袍的男子，正沿着这条路并肩前行。走在后方的那位男子，突然间，他仿佛听到了一缕细微的呼唤，那声音仿佛穿透了周遭的嘈杂，清晰地传入他的耳中。他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缓缓转身，目光在周围的人群中搜寻着，试图找到那位呼唤他的故人。
1911年的北京城，于某幽静之处，一座雕琢细腻的石桥下此时，一位身着素雅白衣的男士悠然骑于一头毛驴之上，正缓缓行进。他忽然侧首回望，那温润如玉的面容上似乎带着一丝微笑，正与路旁一位手牵毛驴、满脸稚气的小孩交谈，两人之间洋溢着温馨而淳朴的气息。这一幕，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定格在了历史的瞬间。
袁乃宽，河南正阳人，袁世凯亲信。幼时家道中落，后投奔袁世凯，随其赴朝鲜，深受宠信。袁世凯掌权后，袁乃宽任要职，参与帝制筹备，被列复辟祸首。袁世凯死后，他一度被捕后获释，继续仕途至民国13年退出政界。袁乃宽利用职权积聚巨额财富，在北京、天津及河南有多处房产，晚年闲居北京，1946年病逝。
1908年，自六国饭店向西眺望，眼前景象颇具时代变迁的印记。近处，英使馆的院落内仍是一片繁忙的施工景象，新的建筑正逐步崛起。而再往昔的辉煌之地——醇亲王府，如今已是一片狼藉，砖石瓦砾散落各处，昔日的辉煌与精致被拆解得七零八落，只留下断壁残垣诉说着过往的故事。视线再向远方延伸，古老的城楼依旧矗立，虽历经沧桑，却依旧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
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端方身着崭新的军中将帅制服，胸前璀璨夺目，挂满了各类功勋勋章，尽显其威严与荣耀。然而，这份荣耀并未能长久维持。1911年5月18日，命运的转折悄然降临，端方被朝廷任命为川汉粤铁路督办大臣，一项决策却将他推向了风口浪尖——他强行推行政策，将四川地区民众集资修建的铁路收归国有，此举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点燃了川、湘、鄂三地民众的怒火，保路运动随之风起云涌，席卷三地。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端方及其胞弟端锦不幸成为了牺牲品，被起义的新军所捕杀。更令人唏嘘的是，端方的头颅被起义者取下，作为对清廷高压政策的控诉，被送往了武汉。时任湖北都督的黎元洪，面对这一震撼人心的场景，下令将端方的头颅公开展示，以示警戒。一时间，武汉城内万人空巷，民众纷纷涌上街头，目睹这一历史性的瞬间。
1905年9月，正值袁世凯担任新军练兵会办大臣之际，他与一众北洋新军的杰出将领及同僚铁良（时任器办大臣）共同留下了历史性的合影。在这张照片中，前排自右至左依次为王士珍、冯国璋、袁世凯本人、铁良、曹锟及言敦源，他们皆是当时军界的风云人物，共同见证了北洋新军的崛起与壮大。而在第二排，右起显眼位置站立的是段祺瑞，同样是北洋系的重要将领之一。
此合影不仅是对个人荣耀的定格，更是北洋常备军发展历程的见证。彼时，北洋常备军已初具规模，划分为两镇编制，每镇兵力雄厚，约一万二千五百人，几乎等同于现代军队的一个师级单位。至1905年底，北洋军的规模更是迅速扩张至六镇之众，除第一镇外，其余五镇均牢牢掌握在袁世凯及其亲信手中，形成了强大的军事集团。
与此同时，清朝境内的其他省份新军虽然也有所发展，但大多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指挥与协调，未能形成有效的作战体系。相比之下，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不仅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更在训练质量上遥遥领先，其士兵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劲，成为了清朝军队中无可争议的主力部队，深刻影响着当时的政治与军事格局。
这些清末上色老照片，不仅是对历史的一种记录与还原，更是对那段逝去时光的一种温柔缅怀。它们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手法，展现了清末社会的多样面貌，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得以停下脚步，回望过去，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