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八岁的贝勒爷瘫痪在床，按理说早就无力再管家务，也无精力操心后宅的纷争。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宠妾的怂恿下，一道命令将妻子打死于杖责之下。
事情传出时，整个京城都震动了。
事情要从一口腌菜缸说起。那年秋天，贝勒府打算腌一批秋菜。负责采买和搬运的王得禄发现缸子不够，就想到吴氏院里还有几口闲置的。吴氏是府中年纪最长的一位妾室，早年为贝勒爷生过女儿，也曾长年照顾瘫痪在床的主子，是院中当之无愧的“老人”。
她虽不是正室，但因照顾主子多年，又兼理家多年，早就养成了说一不二的性子。王得禄本是被她赶出府门的下人，这回回来当差，表面恭顺，心里却早埋下怨气。
缸子借口腌菜，实则是一次有意安排。王得禄照着灵儿的话去试探吴氏，果然被顶了回来。吴氏不愿给，说缸里还有半缸菜，未及腌成。两人当时并没吵起来，王得禄只是冷着脸回去复命。
到了灵儿那儿，事情就换了个说法。她添油加醋地将吴氏的反应讲成了“当众辱骂”“抗命不从”，甚至还捏造了一句：“她说，‘我早不是伺候人的命，谁也别想指使我！’”
这几句话一传到瘫痪在床的贝勒爷耳中，立刻点燃了怒火。他这人一生讲究脸面，年轻时虽无官职，但身份尊贵，不容人冒犯。吴氏当年服侍他多年，如今却不买账，他感觉自己成了笑话。于是吩咐下人：“不论她说了什么，既然不听话，就打她。”
这句话出口的当时，贝勒爷并未想到会闹出人命。但问题就出在这府中风气上。一句话传下去，再加上灵儿一再煽风点火，王得禄领命时眼睛都亮了。
王得禄不是一个人去的。他带上宋石头、保祥、王照芳，三个早年跟吴氏有过过节的下人。再加上门房张顿，还有吴氏院中两个丫头，被强行命令协助捆人。
吴氏刚开始还想讲理，结果被推倒在院子中间，绑了手脚，嘴被塞住。王得禄动手最重，木棍是厨房劈柴用的，长约三尺，粗如儿臂。几十棍下去，吴氏就不再挣扎了。其他人轮流上阵，一边打一边看灵儿脸色。
有人打累了，就想停，灵儿在旁说：“贝勒爷说了，不打到她认错不罢休。”
直到傍晚，吴氏浑身青紫，被拖回房中，锁在屋内。门锁灌了锡汁，意图让她“老实反省”。可惜这一夜，她连水都没喝上一口，第二天早上，被丫鬟发现气绝身亡。
消息一出，府中乱作一团。灵儿先是慌了，随后对外说是“病死”。她叫来王得禄，让他去通知吴氏的弟弟续兴，说是因病突然去世，家属可以来见最后一面。
续兴到府时，棺材已经封好。他看不见尸身，只能从仆人的只言片语中猜测出异常。有人私下透露，说前一晚打得太狠，吴氏一直没吭声。
续兴不是个好惹的。他早年做过书役，懂律法，也认得刑部的人。他知道此事若不上告，姐姐的命白死。他写状子递交都察院，要求开棺验尸。
道光帝听说后震怒，亲自下旨：开棺，彻查，不得偏袒。
宗人府与刑部联合办案，验尸结果令人心惊：全身共计淤青伤痕三十余处，脚踝处有深深勒痕，生前被锁、被捆、被殴。调查逐步展开，王得禄首先被扣押。随后几名参与者陆续落网，个个供认不讳。
关键的问题来了——是谁指使的？
按照大清律，若是下人私自伤人，主人并不担责。但若是主子发令，哪怕没有亲自动手，也要承担“致命之罪”。
审问中，王得禄说：“是贝勒爷发话让我打的。”灵儿则供出：“是我把话带给王得禄，但贝勒爷的意思我不敢添一句。”
胖儿虽然没参与打人，但她捆人、传话，也属帮凶。张顿则说自己只是送锁链，不知其后果。
关键证人，是吴氏生前身边的两个丫鬟。她们说了句关键话：“吴氏临死前，说了一句‘她们想让我死’。”
宗人府提出两点异议：第一，贝勒爷瘫痪多年，是否有意谋害？第二，吴氏虽为包衣出身，但毕竟多年主事，是否能按“奴婢”身份定罪？
最终刑部判决如下：
王得禄，主打凶手，斩立决；
宋石头、保祥、王照芳，协从打人，充军三千里；
胖儿、大麻子、玉环，协助捆人，杖责八十，流放；
张顿，传送锁链，鞭责六十；
灵儿，教唆致命，原拟流放，道光帝亲批，加刑十年牢；
贝勒永珠，虽未亲自动手，但多次授意，革去贝勒爵位，永不复封。
永珠听闻判决时，已是暮年。他知道这事闹大了，朝中不少人都在等着看这位“康熙曾孙”的丑事如何收场。他躺在床上，听着旁人读完诏书，长叹一声，说：“我老了，死得也值。”
这一年，他七十九岁，不久后病死家中，棺木连宗谱也没写进，归于平民之列。
永珠这一脉，从此沉寂。
吴氏尸骨归乡，续兴亲自主持葬礼。她的女儿，曾是“二格格”，此后也失去身份，被迫移居外省，从此无声无息。
整个案子，从一口菜缸起，到一命归西，牵出十余人。看似家中小事，实则人心深重。宠妾一句话，足以要人命；主子一句令，能毁掉一家。
旧京城里，关于这桩案子，多少年后仍被人提起。因为这是清朝晚期最典型的一件“后宅干政”的真实事件，也是宗室家法崩坏的警钟。
贝勒府的大门，后来换了主人，再也不曾传出消息。门前的石狮子也被扒了去，最后连门楣上“诰封”的匾额也一并撤下。
府里人都说：从吴氏那天死后，这门就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