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经历了颇具戏剧性的“成昆之变”，中央军委正式决定昆明、成都军区合并组建为新的成都军区，机关定点四川成都，并任命傅全有、万海峰分任军政主官。

▲傅全有、万海峰出任新的成都军区军政主官

傅全有是由第1军军长破格提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也是一位老革命，于1946年10月参军入伍，经历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任职成都军区司令员之前，傅全有率领第1军及其配属部队胜利完成了两山轮战的任务，歼敌5000余人，打出了国威军威。

相比之下，万海峰的资历更老，于1933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从土地革命一直打到抗美援朝。1955年9月，万海峰被授予大校军衔。从成都军区军政主官配置来看，实战经验确实是极为丰富，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中央军委对西南战略方向的重视程度。

9月，新的成都军区开始对云南、贵州、四川省军区及西藏军区（欠阿里地区）实施领导指挥权，机关、部队编成概况如下图所示：

▲1985年成都军区机关、部队编成概况

但是，我军体制编制的调整的脚步并没有停止。1992年9月，成都军区根据军委8月下发的《复成都军区体制编制调整精简实施方案》的文件指示精神，进行了体制编制调整精简。

诸多实施方案中，调整力度最大的莫过于成立了成都军区司令部兵种部（下文称兵种部），该部是以原军区司令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防化学兵部为基础合编而来的。

▲成都军区旧照

在笔者看来，成都军区司令部兵种部的成立，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海湾战争的爆发，充分体现了军兵种联合作战无缝衔接的重要性；

1991年1月，海湾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以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作战样式，令伊军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充分展现了军兵种联合作战无缝衔接的重要性。我军自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尤为重视军兵种联合作战，可体制编制问题还是没有彻底捋清楚。

▲海湾战争旧照

仅以总参兵种部门为例，装甲兵部、炮兵部、工程兵部、防化部是独立分开的二级部。这就完成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不能形成凝聚合力的局面，给集团军一级多兵种协同作战带来了客观上的困难。为此，中央军委于1992年9月以装甲兵部、炮兵部、工程兵部、防化部为基础，合并组建为总参兵种部。

到了大军区一级，司令部也将装甲兵部、炮兵部、工程兵部、防化部合并组建为兵种部，成都军区司令部兵种部的成立就是这一情况。经过此次调整，陆军系统最具代表性的支援性兵种领导机构整合为一个统一的部门，从体制编制上为多兵种协同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压缩员额、缩小摊子、调整结构，走“精兵、合成、高效”的建军之路；

1969年3月，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我军迅速扩军备战，以应对来自苏联钢铁洪流的战争威胁。此后，我军的摊子铺的是越来越大。至1975年，全军人数高达661万。进入九十年代，我军经历多次精简整编，摊子依然很大，存在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仅以我军当时有100多所军事院校为例，存在着结构不合理、专业设置重复、领导管理多头、工作效率低等弊端。

▲空降兵第15军某部演练旧照

再以空降兵第15军，该军是中央军委手中的战略威慑力量，却执行“军—旅—营”体制。很显然，空降兵第15军的体制编制不符合空降兵的战略定位。有鉴于此，中央军委于1992年开始了新一轮的体制编制调整，压缩员额、缩小摊子、调整结构是本轮体制编制调整的大原则。

空降兵第15军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重新恢复“军—师—团”体制，后又归军委空军建制直接领导。实际上，整个九十年代，我军都是围绕着“精兵、合成、高效”的建军思想展开了一系列的体制编制调整。这既是我军战斗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军当时的历史使命。成都军区司令部兵种部的成立，正是这一历史时期体制编制调整的缩影。

综上所述，成都军区司令部兵种部的成立，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从体制编制上解决多兵种协同作战难题，全面提升本区战斗力。与此同时，第13、第14集团军也进行了整编，并撤销了成都军区守备第1、第2师的番号，这就是题外话了。经过1992年体制编制调整，也为1998年五十万大裁军、2003年体制编制调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让成都军区战斗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成都军区某部演练旧照

不过，大军区体制下的司令部带有浓厚的“大陆军主义”，其他军兵种的占比并不大。2016年军改，大军区体制落幕，成都军区随之撤编，同期成立的西部战区则从体制编制上彻底解决了军兵种联合作战难题。西部战区联合指挥部整合了本战区的军兵种力量，依托信息化作战平台，打通了军兵种联合作战的任督二脉。百川东到海，西部战区联指的横空出世与成都军区司令部兵种部的成立，也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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