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左）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阿曼外交部长阿尔布赛义迪会晤。（法新社）
这场持续7小时的闭门磋商打破了三年来的官方对话僵局，双方同意于4月19日在卡塔尔多哈重启第二轮谈判。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会后表示，会谈“建立了技术性接触渠道”，而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奇则用“富有成果的冷静对话”形容此次交锋。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在释放谈判信号的同时保持高压姿态。特朗普总统在会谈当天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明确警告：“如果伊朗继续拖延，我们保留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选项。”
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延续了其任内“极限施压”的逻辑——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JCPOA）后，美国对伊朗实施1500余项制裁，导致伊朗GDP缩水40%，里亚尔对美元贬值超90%。
核心诉求：从“体面协议”到“技术参数”的艰难平衡
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重申三大核心诉求：
1. 全面解除制裁：要求美国取消包括SWIFT系统封锁、能源出口限制在内的所有单边制裁，恢复2015年协议框架下的经济权益。
2. 核计划正常化：坚持保留3.67%丰度铀浓缩能力（用于民用核能），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终止对阿拉克重水堆的“过度核查”。
3. 地区安全承诺：希望美方约束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空袭行动，并停止支持沙特在也门的军事行动。
美国则提出新的“分阶段方案”：首先冻结60%高丰度铀浓缩活动，将离心机数量削减至2015年协议规定的5060台以内，换取部分人道主义物资制裁豁免。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言时强调：“我们不寻求政权更迭，但绝不容许伊朗突破‘核门槛’。”这种表述被伊朗视为“承认现状换取有限让步”的策略。
政权生存压力：伊朗谈判的核心驱动力
巴黎政治学院中东问题专家比塔尔的分析切中要害：当前伊朗政权面临三重危机
1. 经济崩溃边缘：2024年通胀率达112%，食品价格飙升180%，德黑兰街头抗议活动频次较2022年增加300%，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不得不罕见发表电视讲话稳定民心。
2. 核计划瓶颈：虽然突破60%浓缩纯度（武器级需90%），但福特ow核设施的离心机故障导致产能下降40%，军事专家认为“伊朗距离初级核弹仍需12-18个月”，这为谈判留下窗口期。
3. 地区孤立加剧：以色列“严峻挑战”行动已摧毁伊朗在叙利亚70%的军事基础设施，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遇刺后，伊朗在黎巴嫩的影响力降至2006年以来最低点。
阿拉格奇在会谈间隙对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表示：“我们需要的不是施舍，而是尊重——尊重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合法权利。”这种表述暗含对美国“双重标准”的批评：美国默许以色列拥核，却要求伊朗接受最严苛核查。
美国的选举周期与战略矛盾
特朗普政府的谈判姿态深受2026年中期选举影响：
- 国内政治压力：最新民调显示，68%的美国选民认为“应避免与伊朗开战”，迫使共和党政府寻求外交突破以转移经济衰退焦点。
- 军控体系重构：美国试图将2015年协议升级为“2.0版本”，新增弹道导弹限制条款和“日落条款”永久化，但伊朗拒绝接受“额外义务”。
- 盟友协调困境：欧盟“伊核协议临时机制”（INSTEX）因美国次级制裁名存实亡，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前致电鲁哈尼，呼吁“展现灵活”，暴露欧洲对美军行动的担忧。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能源部4月12日宣布重启战略石油储备采购，间接推高国际油价至每桶85美元，这被视为对伊朗“经济谈判筹码”的削弱——德黑兰依赖石油出口换取60%的政府收入。
国际法视角与历史镜鉴
当前谈判面临三大法律障碍：
1. 《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效力：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已构成国际违约，伊朗据此恢复浓缩活动具有“对等反制”的国际法依据。
2. 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各国“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的行动”，但美国的“极限施压”被国际法院判定为“违反条约义务”。
3. 核查机制争议：伊朗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突击检查”未申报地点，声称“美国情报伪造证据”，这与2003年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查危机形成历史对照。
地区博弈：以色列“先发制人”风险升级
会谈期间，以色列空军对伊朗阿巴斯阿巴德核研究中心发动电子干扰，导致监控系统瘫痪3小时。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议会表示：“我们不会允许一个发誓要消灭我们的政权拥有核武器，不管有没有协议。”这种表态延续了以色列“独立威慑”战略——2010-2024年间，以军对伊朗核设施实施18次 sabotage行动，成功率达65%。
沙特则采取“离岸平衡”策略：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吉达会见美国能源部长时暗示，若美伊达成协议，沙方可能寻求“核技术民用合作”，这被视为对伊朗的“对冲策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4月14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伊核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中伊25年全面合作计划在2024年完成120亿美元投资，涵盖能源、5G通信和港口建设，这使中国成为伊朗“去美元化”战略的关键合作伙伴。美国财政部因此将6家中企列入“实体清单”，指控其“协助伊朗规避制裁”。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警告：“当前局势比2018年更危险——全球核不扩散体系正面临自冷战以来最大考验。”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非法核材料走私案件激增220%，黑市铀价突破200美元/磅，创2007年以来新高。
未来路径：从“危机管控”到“新协议框架”
分析人士指出，可能的妥协方案包括：
1. 临时冻结协议：参照2013年《日内瓦临时协议》，伊朗停止60%浓缩换取部分制裁解除，有效期6个月。
2. “双轨制”核查：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对纳坦兹铀浓缩厂实施每日监控，换取对阿拉克重水堆的季度核查。
3. 地区安全担保：建立包括美、俄、中、伊、土、以在内的“波斯湾安全论坛”，承诺不攻击对方核设施。
然而，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萨拉米的表态显示强硬派仍具影响力：“我们的铀浓缩能力已不可逆转，任何军事冒险都将招致‘成百上千个广岛’的报复。”这种言论与特朗普的“武力选项”形成危险的修辞对峙。
阿曼会谈标志着美伊从“对抗性遏制”转向“竞争性接触”，但本质矛盾——伊朗的地区大国诉求与美国的霸权护持——并未解决。
当特朗普政府将“快速达成协议”视为中期选举筹码，而伊朗将其视为政权存续的“氧气阀”，这场谈判注定充满“技术性妥协”与“原则性对抗”的张力。
历史或将证明，真正的和平协议不仅需要核技术参数的精确计算，更需重构中东安全秩序的政治勇气。正如2015年协议首席谈判代表阿巴斯·阿拉格奇所言：“核谈判的本质，是两个敌对国家如何学会在同一个世界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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