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四年，山东巡抚阿尔泰上奏，弹劾兖州府金乡县和青州府寿光县两任知县在任内发生库银亏空，数额竟都在四万两左右。巧合的是，最终金乡知县只是被降二级调用，而寿光知县却被拟斩立决。同样都是四万两的亏空，为何会有如此天壤之别的结局？
亏空之谜:两县数额相近，结果迥异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一纸来自山东巡抚阿尔泰的奏折，在京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奏折中，阿尔泰分别弹劾了兖州府金乡县知县王友谅和青州府寿光县知县张鹏翮，称二人在任内均发生库银亏空之事。
消息传到六部衙门，顿时引起了一阵议论纷纷。要知道，自打乾隆皇帝继位以来，他老人家就对贪墨的官员深恶痛绝，屡次下旨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这才几年的光景，居然又有两个知县犯了亏空的大忌，看来事态并不简单。
很快，六部尚书和九卿都聚齐了，商议此事的处置。大家先来看看两个知县到底亏空了多少银子。拿出阿尔泰的奏折一看，不禁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奏折中明明白白地写着，金乡县知县王友谅在六年的任期内先后挪用库银共计四万一千三百两，而寿光县知县张鹏翮的亏空数目也达到了三万九千余两，两人的亏空数额可谓是惊人地相近。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在官场上传开了。众官员纷纷猜测，这两位知县恐怕要吃不了兜着走了。要知道，就在前几年，山西太原府尹王永年因亏空两万两，就被乾隆帝革职查办，最终凌迟处死。相比之下，王友谅和张鹏翮这两位的亏空，可是足足有王永年的两倍之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想保住一条性命，怕是不太可能了。
京城里，九门提督、兵部尚书等大员，纷纷上书乾隆帝，请求从严惩处。乾隆帝龙颜大怒，当即下旨，命令刑部严查此案，秋后问斩。消息传到金乡县和寿光县，王、张二人闻讯大惊，急忙上书乾隆帝求情。然而，谁知道结果会如何呢？朝中文武百官，已经纷纷猜测他们必死无疑了。
三月后，刑部尚书范时崇将审理的结果，呈交到了乾隆帝的案头。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乾隆帝并没有直接判处二人死刑，而是下旨追问:＂王友谅与张鹏翮的亏空，性质有何不同？为何数额相近，而刑罚天差地别？着刑部细细查明，回奏于朕！＂
这道上谕，令刑部官员也大为困惑。要知道，王、张二人的亏空数目如此接近，性质能有多大差别？然而皇帝既然发问了，就不得不认真查个水落石出。于是乎，刑部派出了由刑部左侍郎宋兴诚带队的督察组，星夜兼程，赶赴山东，对两县的案件展开了调查。
三个月后，宋兴诚率督察组回到了京城，向乾隆帝呈上了一份详尽的报告。报告中，将王友谅与张鹏翮案件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解开了这个疑团。
原来，王友谅虽然亏空了四万余两库银，但这些钱，多数都用在了赈灾、修缮水利等公务支出上。金乡县连年遭灾，王友谅为了赈济灾民，先后挪用了近两万两的库银，用于发放救济粮。此外，金乡县的水利系统年久失修，河堤溃决，农田受淹。为了修复水利，王友谅又挪用了近两万两银子，组织民工，修筑堤坝。如此一来，四万两库银有去无回，王友谅只得在库账上做些手脚，权且应付。不料还是东窗事发，被巡抚察觉。
与王友谅不同的是，张鹏翮就没这么走运了。他虽然也是亏空了近四万两，但查明下来，竟有大半都被他挪作私用，拿去赌博、嫖妓，甚至还用公款娶了好几房小妾。同样是亏空四万两，人家王友谅是为民造福，他张大人却是将银子败光了，实在是罪无可恕。
揭秘真相:亏空性质有别
原来，王、张二人的亏空，虽然数额相近，性质却有天壤之别。督察组的报告，为这个谜题揭开了答案。
原来在清代，各级地方官员的亏空行为，大体可分为两类:因公亏空和因私亏空。所谓因公亏空，是指官员因处理公务、赈灾救济等原因，不得已挪用库银，造成短期亏空。这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清代州县衙门的财政，俗称＂三费＂，即正供银、耗羡银和民费。正供银是指上缴朝廷的银两，耗羡银是留作州县日常开支的费用，民费则由州县官自行筹措，作为办差、赈灾等公务开支。
然而，当时许多州县的耗羡银都捉襟见肘，根本无法支撑日常运作，一旦遇到灾荒等突发情况，官员们往往不得不挪用库银周转，这就形成了因公亏空。对于这类案件，朝廷往往会予以网开一面，允许官员设法补齐亏空，而不是严惩不贷。
而因私亏空，顾名思义，就是官员将公家的钱财挪为私用，中饱私囊。这种行为，朝廷是绝不姑息的。尤其在乾隆朝，乾隆皇帝秉持＂与民休息＂的理念，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在他的威慑下，因私亏空的案件大为减少，一旦查获，处罚也格外严厉。
报告中显示，金乡县知县王友谅的亏空，几乎都用在了赈灾、修堤等公务上。金乡县地处黄河下游，水患频仍，民不聊生。王友谅几年间多次动用库银赈济灾民，银钱去而不返。此外，王友谅还耗资修缮水利，重修溃堤，均是动用了库银。查账时，这些钱都入不敷出，统统算在了王友谅的亏空账上。
而寿光县知县张鹏翮，原本是个颇有政绩的官员。初到任时，张鹏翮颇费心力，兴修水利，开发盐碱地，深得民心。然而，张鹏翮为人好色，嗜赌成性。查明此案时，督察组发现，张鹏翮竟将公款挪为己用。为了挥霍享乐，张鹏翮常年占着库银不还，导致账目出现巨大窟窿。更有甚者，张鹏翮居然用公款娶妾，在寿光县的青楼书寓间，养了七八名女子，日日声色犬马。这些女子，有的原本就是青楼女子，有的则是被他用银子从良家硬拉过来的，来历不明。督察组的报告中，详细列举了张鹏翮的种种劣迹，乾隆帝看后，勃然大怒，当即下旨，褫夺张鹏翮的官职，押赴京城，交由刑部严惩不贷。
而王友谅虽然也犯了亏空大忌，但所亏银两，均是为了赈灾救灾，兴利除害。况且，王友谅平素为人清廉，并无贪墨之嫌。督察组在金乡县调查时，当地百姓纷纷为他求情，都说王知县是个好官。乾隆帝看了报告，认为王友谅虽然亏空在先，但居心尚可恕，遂下旨免其死罪，仅降二级调用，以示惩戒。
看似相近的两起亏空案，在揭开真相后，却呈现出了惊人的差异。性质恶劣的因私亏空，自然要杀一儆百，而因公亏空，情有可原之处，则得到了仁慈的皇帝网开一面的恩典。
制度根源:财赋体制弊端
王友谅案和张鹏翮案，看似是两起普通的亏空案件，实则折射出了清代州县财政管理中的诸多弊端。这些弊端，既是清代财赋制度的必然产物，也与地方官吏的贪婪与无能密不可分。
清初，在顺治、康熙年间，由于国家财政极度匮乏，朝廷不得不将地方税收的大部分收归中央。雍正年间，随着＂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户部集权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大量的财政收入被上缴国库，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财力急剧萎缩。据史料记载，康熙后期，地方上缴户部的银两，竟占到赋税总额的80%以上。
如此一来，留给地方政府的耗羡银，实在是少得可怜。许多州县衙门入不敷出，连日常开支都难以为继，更遑论应对赈灾、修堤等突发公务。于是，部分还算尽职尽责的地方官员，只能通过挪用库银的方式，来周转款项，勉强支撑政务运转。久而久之，挪用公款，亏空银两，竟然成了地方政府的＂潜规则＂。
王友谅之所以挪用库银赈灾、修堤，很大程度上就是迫于无奈。金乡县是个穷县，库银少得可怜，而水患频仍，民穷财尽。若不是王友谅挪用库银，灾民们只怕早就饿死了。正如王友谅在供词中所言:＂若非于库银内权且挪借，民间焉有余钱可赈？＂
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还公然侵吞挪用库银。他们打着赈灾的幌子，从库银中挪借巨额银两，大肆挥霍。 甚至还勾结胥吏，伪造账目，大做假账，使得地方财政混乱不堪，亏空屡禁不止。
康熙帝在位时，曾经有过放宽管制的想法。他曾下谕，要求酌留州县银两，以资周转。然而，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抛诸脑后，此后历朝历代，都对地方财政大加控制，使州县库银捉襟见肘的局面愈演愈烈。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助长了州县亏空之风，那就是地方官员的贪污腐化和监管缺失。在清代，知州、知县虽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但大多是些贪得无厌之辈。他们仗着财政大权在握，肆意挥霍，中饱私囊。有的甚至还勾结上司，玩忽职守，对属下的贪腐行为视而不见，使得腐败盛行，民怨载道。
像张鹏翮这样的贪官污吏，在当时可谓比比皆是。他们仗着职权，肆意挥霍挪用库银，却不思悔改，终致亏空败露，身败名裂。张鹏翮因私挪用三万余两库银，声色犬马，最终锒铛入狱。然而，像他这样的人，在当时恐怕还大有人在。
两朝政策:康熙隐忧，雍正乾隆避而不谈
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帝称病不出。群臣们都很担心，纷纷上书问安。康熙帝虽然身体欠安，却仍挂念着国事。他下旨，要求群臣认真讨论:＂天下赋税钱粮，除京师及盛京等处存留外，其余俱解到内帑。这样一来，各省无余钱，将来必生事端。此事当从长计议，钦此。＂
这道谕旨，道出了康熙帝对清代财政制度弊端的忧虑。他深知，户部对地方财政的过度集权，必然会导致亏空频发，民怨四起。然而，这个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
然而，就在康熙帝谕旨发出不久，康熙帝便驾崩了。新皇雍正帝继位后，对这个问题也是心知肚明。他在《大义觉迷录》中曾说:＂国家财用，皆取之于民，民之膏腴，国之根本。但闻聚敛之繁，不闻省费之令。＂
雍正帝深知聚敛过重，势必引起民怨。然而，他在位的十三年间，却鲜有实质性的改革。相反，他在位期间，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户部集权，将更多的地方财权收归中央。究其原因，是当时清朝的统治基础还不够稳固，加之外患频仍，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放松财权，实乃不得已而为之。
乾隆帝继位后，对这个问题也是心知肚明。他在康熙帝的谕旨和雍正帝的遗训中，都看到了先帝对这个问题的忧虑。然而，在他长达六十年的统治中，也没有对此问题进行实质性的改革。相反，他在位期间，清朝的财政集权达到了顶峰。
乾隆帝在一次南巡时，曾听闻赣州府某县知县因亏空自尽的消息。他当即大怒，斥责道:＂朕南巡，所见各州县，俱有亏欠，此风殊不可长。朕若严加惩处，恐州县官吏，俱有杀身之祸。然亏欠之风不除，国之根本终难稳固。此事当细察。＂
然而，乾隆帝虽然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却也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他在位期间，虽然整顿吏治，惩治贪官，对亏空案件处置严厉，却始终没有触及财政制度改革的问题。相反，不断爆发的军事战争和奢靡的宫廷生活，使得户部的财政集权越来越严重。
还有一个因素，也是乾隆帝不愿意放宽财权的原因。那就是＂三藩之乱＂后，清朝统治者对地方势力的警惕。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位藩王拥兵自重，最终酿成了叛乱。乾隆帝对此心有余悸，他担心一旦放松了对地方财权的控制，会给地方势力坐大创造机会。因此，他始终不愿放权，使得州县财政的困境日益严重。
亏空泛滥:晚清积弊愈演愈烈
清朝中后期，随着户部财政集权的日益强化，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局面愈演愈烈。同治、光绪年间，州县亏空之风更加泛滥。这其中，既有体制之弊，也有官员腐败之过。
同治二年，山西巡抚岑春煊在奏折中言道:＂近来各州县，于钱粮出纳之间，大多挪移克扣，玩法欺心，甚或书吏胥役，亦与同流合污，习以为常。此风日盛，实堪痛恨。＂
岑春煊所言不虚。当时，山西各州县亏空之风甚嚣尘上。有的州县亏空银两竟高达数万两。更有甚者，竟有州县官串通书吏，伪造账簿，大肆侵吞库银。这些贪官污吏，仗着职权，肆无忌惮，视国法于无物。
光绪三年，署理两广总督丁日昌上奏称:＂窃查各属州县，动辄亏欠，此皆地方官苛敛无艺、挥霍滥费之故。甚或仰仗藩司，百般包庇，终亦查参不出。州县亏欠之风，由来已久，莫此为甚。＂
丁日昌的奏折道出了晚清亏空泛滥的又一重要原因——地方督抚的纵容包庇。要知道，在清朝，巡抚总督虽名为一方之尊，却也难逃州县亏欠连坐之责。一旦州县亏空案发，督抚往往会受到株连，甚至被革职查办。因此，不少督抚为了保全乌纱，对州县亏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主动包庇，给贪官污吏撑腰。如此一来，更加助长了州县官员们的气焰。
除了地方督抚的包庇，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后，清廷对地方军费的亏欠，也采取了网开一面的态度。
光绪二十六年，户部奏称:＂查军费亏欠，各省皆然。近年以来，藩司奏销者甚多，动辄十数万两。此皆因剿办太平天国军费不敷，挪移亏欠所致。朝廷亦从宽核销，未加深究。＂
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朝财政大受损失。为了补充军费，不少地方官挪用库银，导致军费亏空严重。然而朝廷却从宽核销，没有严加追究。这无疑给了地方官们错误的信号，使他们认为只要拿剿匪军费做幌子，就可以大肆挪用库银，亏欠也可不必偿还。久而久之，更加助长了亏空之风。
除了上述原因，清朝末年吏治败坏，官场腐败，也是导致亏空泛滥的重要原因。
光绪三十三年，御史黄保筠上疏言道:＂国之将亡，必出于贪。当此储蓄匮乏之秋，两京吏治，肃然可畏。然视之外省州县，贪风更炽，官箴几丧。上下交征，贻误地方，此亡国灭种之祸也。＂
黄保筠所言不虚。当时，清廷吏治腐败已达到了顶峰。许多地方官在上任之初，便处心积虑，想方设法敛财，甚至不惜亏空库银，肆意挥霍。他们仗着上司的包庇，根本无所顾忌。更有甚者，朝中权贵、皇亲国戚也成了州县官员的靠山，为其撑腰打气。如此循环往复，使得州县亏空愈演愈烈，积弊深重。
时至清末，州县亏空，俨然已成了难以遏制的顽疾。光绪三十二年，清廷决定废除丁耗，实行＂新政＂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整顿州县财政。然而，时机已晚，积重难返。州县财政的弊病，已成了压垮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