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治疗的第一位伤兵，伤口在肚脐以下约一厘米的地方，当时肠子流了一地，他的战友用钢盔接着他的肠子就这样送到了医院。第一次独立手术就要面对这样的重伤，说实话我心里有点打鼓。”

“1938年7月，武汉会战爆发后，我被医院派遣到江西德安地区的野战医院工作。此时，安庆已经失守，而九江也正遭受日军的包围。江西的守军是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我们于7月初出发，与我同行的还有其他医生和护士。为了确保安全，这次我们选择了陆路前往。”

“我们的野战医院设在德安县城，虽然这个县城不算大，但具有独特的风情。原本德安县城有一个第一兵团的野战医院，但那里的医疗能力和设备都不足。鉴于日军的大举进攻即将到来，我们被派往德安工作。因为我是江西人，所以也被调派到了这里。可以说，我也算是为保卫家乡贡献了自己一份力量。”

“我们刚刚到达德安，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传来了日军开始大规模进攻的消息。为了防止前线出现之前会战中的伤兵堆积问题，医院增加了大量卫生兵和担架兵的人数。”

“大约是在7月底，九江失守，日军开始进攻德安。国军在德安的外围设立了防线，驻守的部队包括第八军和六十四军。战斗一开始就变得极为激烈，而且持续了七天。与之前的会战不同的是，这七天的战斗是昼夜不停的。这段时间成为了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时刻。”

“战斗于7月底开始，一开始伤兵源源不断地送到我们这里。与淞沪会战不同，这次的伤口多数是由冷兵器造成的，因为在江西山区，日本机械化部队无法充分施展其优势，最终阵地的归属更多地依靠了肉搏战。因此，伤情相比之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我处理的第一个伤兵伤势严重，腹部被刺刀刺穿，伤口位于肚脐以下约一厘米的地方，肠子都掉出来了，他的战友用钢盔接着肠子，这样才送到了医院。面对这么严重的伤势，我心里有点紧张。在手术准备时，我默默地思考着手术方案。”

“手术开始后，第一步是消毒，不仅要对伤口进行消毒，还要对露出体外的肠子进行消毒。接着，我按照人体结构图将肠子重新放回原位，并插入引流管。最后，进行缝合。”

“手术完成后，我松了口气，第一次的手术还算顺利。只要术后感染不太严重，伤兵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这次手术持续了大约50分钟。刚刚消毒完毕后，我走出手术室，就有新的伤员被抬了过来。我回想起曾经在上海医院排班手术时的经历，当时的主刀医生们应该在抱怨我排班得太密集了吧。”

“第一天白天，我做了七台手术，长时间的高度紧张让我感到非常疲惫。最后一台手术做完后，已经是晚上八九点了。但枪炮声似乎仍在不断响起，我暗自感到不妙。”

“在这种疲惫的状态下，继续手术可能会出现失误，所以我放下了吃饭的念头，只是去用冷水洗了脸。但刚刚洗完脸，又有新的伤员被抬了过来。”

“这名伤员的伤势严重，被刺刀刺穿身体，可以说是一次透心凉。刀刺从肋部侧面穿过，从后腰贯穿，很可能伤到了肾脏。我迅速安排了手术，但刚抬上手术台，这位伤员的心跳就停止了。尽管进行了抢救，但无济于事。”

“我亲手为这位成为我手下第一个抢救失败的士兵盖上了白布。他年纪很小，大概十六七岁，没有痛苦的表情，看上去非常安详。但我内心感到有些难过。如果没有战争，他这个年龄应该还在上学，还在父母的庇护下过着快乐的生活。然而，战争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第一天晚上，我们一直在战斗中度过，没有休息。院长看到我们都坚持不懈地工作，明白这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当晚便制定了轮班值班表，并打电话向武汉陆军医院请求医疗支援。”

“尽管我们请求了支援，但新的医生和护士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赶到。在他们到来之前，我们只能依靠现有的人员坚持下去。和前线的士兵一样，他们也是通宵达旦地战斗，而我们也同样在通宵工作。”

“那个晚上，我又进行了三台手术，幸运的是，大多数都进行得相对顺利。最后一台手术非常复杂，涉及脑部创伤，我需要与脑外科专家赵主任合作。”

“手术结束后，已经天亮了。这时，枪炮声逐渐减弱。我终于可以倒在行军床上稍作休息，但没过两个小时，就有人把我叫醒了。尽管采用了轮班制，但伤员的数量太多了，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坚守。”

“那段间，我记得医院发放给我们一块印有“抗战到底”的毛巾，它成了我的得力助手。我总是把毛巾搭在肩上，每当感到疲倦时，就用冷水洗脸。”

“手术通常不会连续进行，会有其他工作需要安排，如查房、记录病历等，对我来说，这已经算是轻松的工作，因为这些工作几乎等于休息，之后我又会回到手术室，继续下一台手术。”

（根据江西籍抗战老军医王文渊口述整理。）

结语

老兵不死，只是渐渐凋零，现在还健在地参加过武汉会战的抗战老兵已然不多了，希望他们都安渡晚年！

活着，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万人敬仰！

逝去，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丰碑，永矗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