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知县买布

乾隆二十八年(1763)二月二十五日， 天气和煦， 凤翔县最繁华的东关大街像往常一样热闹。李信李掌柜的布庄迎来了大生意，一位买主挑中一卷白布后，说还要两卷同样的。

这里的“卷”，是描述布匹数量的大单位，通常一卷布有三十匹，一匹布为四丈长。寻常人家买布， 不过是以丈、尺为单位裁剪。买整匹已是少见，买整卷的，一年也不一定有一个。

这样的大买主，自然有来头。据其介绍， 自己叫孙二，是本县知县李庄的家丁，这些布是奉了李老爷之令采买的。掌柜不敢怠慢，与孙二商定好价格，每匹五钱八分，一卷十七两四钱。

这个十七两四钱， 是简单地将每匹的单价乘以三十计算出来的。但是， 严格来说， 这个计算过程有一点问题。因为当时的一卷布中，连皮的两匹尺寸并不足四丈， 整卷布其实不足三十匹。不过，一卷当三十匹论是行业的普遍情况，掌柜李信也将这一点说明清楚。

孙二选中的白布， 李信铺子只有两卷， 孙二便令掌柜随后将两卷布送到县衙， 到时给他结算三十四两八钱。

布还缺一卷， 孙二又到了街上王举元的铺子，选好布匹后，议定价格为每匹五钱六分五厘， 一卷十六两九钱五分。仍叫把布送到县衙后结算。

之后， 李信把两卷布送到县衙。孙二在验收时挑刺，说没看的那卷布织得又粗又松，质量不及看中的那卷， 要退掉。李信眼看谈好的生意要黄，也就退一步，愿意少收一两四钱， 总货价降至三十三两四钱。孙二应允，李信收钱返回。后来，王举元也送布到县，顺利领回十六两九钱五分银子。

至此， 整个布匹采购已告完成。孙二向知县李庄汇报，共买布三卷， 花费五十两三钱五分银子。

岂料一个多月后，要用布时突然横生意外。

四月五日， 准备给差役缝制号衣。知县李庄查看所买布匹， 发现每卷并不够三十匹， 叫来孙二质问。孙二解释布匹行内历来如此，当初采买时就已清楚。

李庄完全不接受这个解释，表示明明说好了按匹算钱，这一卷最多只有二十九匹， 为什么要按三十匹算钱? 这时，他不仅怀疑布庄欺诈，甚至也怀疑孙二与布庄串通好了坑他银子。

第二天， 李庄令差役传唤李信等布庄掌柜到县衙问话，恰好李信不在铺内， 差役便带了伙计曹璜到县衙。李庄看到来了个不能做主的伙计，打了他十巴掌，让他回去找掌柜的来。

第三天，李信、王举元两家布庄掌柜来到县衙， 接受老爷问话。李庄质问给县衙卖布， 居然都敢短缺数量， 要求二人退还多收银两， 并且还想治二人的所谓欺诈罪。

两位掌柜一听， 要求退还一两半两的布钱是小， 这欺诈罪可属实是冤枉。便连声解释， 这一卷布中的包皮两匹尺寸略短， 实在是布匹行历来的习惯， 除开他两家， 这凤翔县其他布庄也是家家如此。况且，当初孙二采买时，这也是说清楚了的。

知县李庄大怒：在本老爷面前，还有你们两个卖布的顶撞的道理！ 随即令差役将两人分别重打二十五大板。

挨了板子后，王举元平安回家。李信却出了事，他出县衙后，向东没走几步， 便支持不住蹲了下去， 等到天黑时死了。

李信被知县老爷活活打死了。

李信父亲李廷会立即到凤翔知府处喊冤控告。知府达灵阿闻知， 便调东邻岐山县知县孟玫来凤查验， 随后确认李信双腿有明显杖责伤痕， 确系被打死。达灵阿随即向陕西驿盐道、按察使、布政使等汇报此事。

四月二十七日， 陕西巡抚鄂弼将此事专折奏报， 请旨将徇私滥刑之凤翔县知县李庄革职， 严审实情， 从重定拟。

已经当政二十八年、阅案无数的乾隆皇帝，看到这封奏折后，依然被震惊了。他在奏折上批写“大奇之事”后，又特别下了一道谕旨。

谕旨中，乾隆帝说这事让他非常震惊， 已经不是一般的贪劣官员能比的，陕西巡抚的定性不够准确。州县官员如果在处理公事时，行事偏执，或者用刑不当，或者责罚不合法例，意外将人打死，这叫滥用刑罚。

如今凤翔县知县李庄是因衙门里需要布，让县里开布行的平民办理，然后又听信家人的话，事后勒令找补， 又以要求不遂，盛怒之下将人打死。这是一开始便把县里商人当鱼肉，之后又以官威草菅人命。不但跟滥用刑罚致人毙命的科条没有关系， 也不能按照斗殴抵命的常规法条来衡量。斗殴行为是一时起了冲突，既没有勒索行为，双方又都是平民，没有官员、民众的身份差别，跟此案差别极大。

简单来说， 凤翔县知县李庄因为买布琐事，活活将人打死，已经恶劣到连乾隆帝一时在《大清律例》中都找不到对应的适用法条了。

关于对李庄的处理， 乾隆帝说： “岂缀抵监候，足蔽厥辜? ”鐶，指绞刑， 辜，就是罪责； 也就是说判处绞监候，根本也不够抵他的罪责。

既然皇帝已作出明确批示， 那么接下来的审理过程就相对清晰了。陕西布政使方世俊、按察使秦勇均， 与西安府知府、凤翔府知府、咸宁县知县、山阳县知县六人， 组成了一个跨省、府、县三级的联合专案组。

经审理， 凤翔县知县李庄，对因买布小事下令杖责布商李信致死供认不讳。李庄合依官吏挟私故勘平人致死者斩律， 应拟斩监候。

李庄的家人孙二，当初不把布的匹数规格汇报清楚，对冲突产生有一定责任，枷号两个月，期满再打四十板。

执行打板子的凤翔县那两位皂役，虽然是奉李庄的令，不得不打， 但毕竟人是他们打死的，也要各挨三十板，同时开除。

至于当天同李信一起挨了二十五板的另一位布商王举元，因为“伤已平复”， 故而“无庸议”。

至此，凤翔县知县李庄打死布商一案审理完结。

回过头重新审视这起案件。首先可以确认的是， 四月七日那天， 布庄掌柜李信在挨了板子之后死掉，显然出乎知县李庄的预料。因为他再怎么暴虐残忍， 也该知道这样把人打死是什么后果。

那么，当初李老爷究竟是怎么想的? 他是真的认为自己受了所谓奸商的欺蒙吗? 还是真的认为自己家人孙二也是串通起来骗自己的吗? 当然不是。

作为一县之主，他当然清楚自己在本县的权势，当然清楚街面上小小的开铺子卖布的商人，是无论如何不敢欺骗到自己头上的。

那是为什么

来看后来陕甘总督杨应琚汇报案情的奏折原文：

李庄讯问情由，勒令找补，并欲治欺诈之罪。李信等不服，出言顶撞。李庄气忿，令皂役王元正、王起登， 将李信、王举元各责二十五板。

知县李庄询问短缺缘由时， 一边勒令找还布钱， 一边还扬言要治他们的“欺诈之罪”。

显然， “勒令找补”只是发难的由头。因为即使按照李庄的计算方法， 三卷布一共短缺了三匹， 论货值， 拢共也不到二两银子。难道李庄传唤两个布商来， 就为了要回那一两多银子?

接下来祭出“欺诈之罪”， 才是关键。——你们两个大胆奸商，蒙骗到本老爷我的头上来了? 今个儿可就不是补个一两半两银子的事了， 老爷要治你们的罪！

按照李庄的设想， 如此一般吓唬， 两个小布商肯定是吓得连连跪地求饶， 不仅情愿退还全部布钱， 甚至再认些罚也不无可能。

这才是李庄的真实目的。

可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两个人居然如此“不识抬举”，到了他这县衙大堂， 居然还想跟自己讲理? 老爷我这一班衙役手里的板子， 是用来跟你们讲理的吗?

李老爷痛恨两人的“不懂事”，下令重打，这才有了后来的事。

知县李庄打死布商四年后， 也即乾隆三十二年(1767)，凤翔县再一次重修了县志。其中卷四《官师·秩官》记载：

李庄， 直隶永平府迁安县拔贡， 乾隆二十四年任。

对于李庄杖毙布商事件， 不书一字。

其实， 乾隆《凤翔县志》中， 对于前任知县暴虐害民绝口不提， 与县志所用体例有很大关系。

在乾隆《凤翔县志·官师》卷中， 对于历任官员分为“秩官”和“名宦”两个类目。其中， “秩官”目， 就只刊载官员的籍贯、出身、任年这些基本信息。而对于其中少数有德政的官员， 方才额外立传， 列在“名宦”目中。

也就是说， 在体例设置上， 乾隆《凤翔县志》根本也就没考虑记载贪虐官员的事迹。在清代方志中， 做出同样体例设置的， 并不在少数。

道理也很简单， 方志的主要作用之一便是教化人心， 如果都把官员如何贪虐详细记载， 岂非有损官府衙门的威严?

若非相关奏折档案留存至今， 仅仅依靠方志， 恐怕后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乾隆二十八年， 凤翔县有过一位如此疯狂的县太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