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大唐与阿拉伯帝国之间是发生过战争的，虽然中阿两国之间仅发生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军事冲突，即怛罗斯之战，但事实上，双方之间的小规模冲突也是时而发生。仅军事方面而言,两国为帮助属国而用兵,小规模的摩擦和冲突不断,怛罗斯之战只是较大规模的一次。

唐朝时期，大唐与阿拉伯帝国都处于扩张期，中亚地区成为了两国利益的交集。中亚诸国对唐帝国的强大实力心存畏惧，皆臣服于唐帝国，不敢有异心；但与此同时，随着阿拉伯帝国力量的壮大，其在中亚的影响力不断攀升，势力范围不断东移。

公元750年，由于唐将、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觊觎中亚富庶国家——石国的财富，背信弃义，对石国大肆烧杀抢掠，大发横财，这引起了中亚多国的极度不满，但由于惧怕唐帝国的强悍实力，各国都害怕落得同样的遭遇，一时间人人自危。但最终，高仙芝率先点燃了战火：

高仙芝之虏石国王也，石国王子逃诣诸胡，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胡皆怒，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馀里，至怛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馀才数千人。

高仙芝本想先下手为强，但最终却落得了战败的下场。怛罗斯之战虽敌众我寡，但大唐军队毫不示弱，奋勇杀敌，最终因大唐的联军葛罗禄部突然叛变，才导致大唐军队腹背受敌，从而战败。这次战争使得中阿双方损失惨重，数万人因此战丧生，并使得大批大唐军人成为了阿拉伯帝国的俘虏，被迫流离失所。

而这些被俘的大唐军民，虽然被迫背井离乡，但他们却把大唐的技艺与文化带到了西域。因为在这些俘虏中，有许多是大唐的能工巧匠，他们把自己毕生的技艺传给了阿拉伯，最后又传至欧洲，这些技术又为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添砖加瓦。”

大唐与阿拉伯帝国经此一战，双方损失惨重，但双方关系却并没有因此而急转直下，两国的通使次数不仅没有减少，在安史之乱爆发后，阿拉伯帝国还应中方之请派兵平叛。虽然怛罗斯之战没有使大唐与阿拉伯帝国结仇，但这次战役却使中亚地区的势力格局发生了变化。怛罗斯战役的失败,损失的不仅是数万军队,更致命的是,大唐在中亚的影响力降至冰点,也意味着丝路贸易路的主动权不复存在。

在此战爆发之前，中亚诸国臣服于大唐皇帝，丝路贸易的主动权也牢牢把握在唐帝国手中，由于高仙芝对石国的错误策略和行动,使唐王朝失信于中亚诸国,许多亲附唐朝的国家都转而寻求大食的保护。随着唐帝国势力在这一地区的衰弱，阿拉伯帝国随即填补了这一地区的势力真空，其势力范围得以东扩，成为了这一地区的新霸主。怛罗斯战役后,大食势力进入中亚，在丝绸之路上可以和大唐平起平坐了,后期甚至代替大唐成为中亚的领头羊。

反观唐帝国经此一战，已经力不从心，逐渐退出了中亚地区，国际影响力衰退，但阿拉伯帝国却高歌猛进，改变了这一地区原有的政治格局，也为伊斯兰文化的传播扫清了障碍。就客观结果来看，阿拉伯帝国在中阿的较量中取得了切实的好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取得好处就是阿拉伯人与华交往的重要动机，两国间的纵横捭阖正是阿拉伯人如何看待大唐地位的真实反映。

对大唐的勃勃野心与不安焦虑也是促使阿拉伯人与华交往的重要原因，是牵制阿拉伯人行为的重要内在动力。对阿拉伯帝国来说，大唐既是一个经济富庶的国度，同时也是一个称霸一方的军事强国。

在怛罗斯之战前，中阿两国都处于扩张期，大唐的影响力早已突破本土，日益向西域拓展，而阿拉伯帝国也有意向东拓展势力范围，这就必然导致两国的利益出现交织纠葛。然而，中阿两国间仅有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就是怛罗斯之战，且此战对两国及双方关系的影响非常有限。但之所以中阿两国没有直接上场争个你死我活，主要在于一些客观条件的牵制，而并非是双方统治者皆无征服之心。

唐朝时期，大唐的影响力日益西渐，而阿拉伯帝国自建立以来也在不断开疆拓土，但由于两国相距甚远，在短期内对对方构不成威胁。但随着两国势力的日益逼近，冲突的危险也与日俱增，最终在怛罗斯引燃了战火。虽然怛罗斯一战并非直接源于两国的扩张意图，而是由于第三国的原因而被迫上场交战，但对于两个急于拓展势力的大帝国而言，这场战争必然隐含着深层的政治意图。

从唐帝国的角度来说，这场战争源于唐帝国欲征服西域小国而引得中亚诸国不满，且这次战争也是中方先行出兵，最终也因中方失利而结束，可以说，唐帝国的扩张意图贯穿于此战的始终，这场战争本身就是唐帝国意图西扩的重要表现。

而从阿拉伯帝国的角度来看，这次战争是阿拉伯帝国主动介入的，且就战争的结果来看，阿拉伯帝国通过这次战争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它抓住了中方失利这一时机，填补了中亚地区的势力真空，客观上实现了势力范围的东扩，所以将怛罗斯之战解读为阿拉伯人觊觎大唐之心的一次显现也未尝不可。

之所以阿方没有趁中方败军之际乘胜追击，并不在于两国无对抗之心，而是一方面源于两国受到了国内事务的牵制，另一方面是由于阿拉伯帝国对大唐的军事实力有所忌惮。首先，两国对这场战役的重视程度及这次战役的规模都十分有限。

虽然这场战争中方也损失较大，但对于四面征战的唐帝国来说，这次战役的规模很小，难入大唐统治者之眼，且这次战争发生于边境地区，参战的士兵都是由边关将领调配调遣的，唐政府既没耗费太多精力，也没投入太多心血。而另一边，阿拉伯帝国也并没有对这次战役投注全部精力：

“助石国王子攻高仙芝于怛罗斯者，乃呼罗珊驻军之一支队，必非其大也”

主要原因在于：“怛罗斯之战前后,阿拉伯帝国处于政权更替之时,是多事之秋,无暇东顾。”两国的统治阶级都没有对这场战争赋予太高的期望，因此也就没有因为这次战役的得失而过分迁怒于对方。

怛罗斯之战后，阿拉伯帝国忙于内政，疲于对外扩张，而大唐也逐渐失去了中亚地区的主导权，加之后来大唐国内的内乱纷争，继而导致中阿两国的精力都被国内事务所牵制，客观条件限制了两国把战争打下去的能力。

其次，通过这次战争，阿拉伯帝国也对大唐的军事实力有了更清晰直观的了解，也更清楚了直接攻打大唐的危险性。这次战争的真实伤亡人数已难以统计，按照一种说法，“（唐军）重创了阿拉伯主力军团。最终唐军阵亡1万多人，敌方阵亡人数超过3万”。中方参战及伤亡人数更少这一点是学界普遍认同的。与大唐作战的惨痛代价也使阿拉伯帝国认清了大唐的实力，从而对向大唐发起全面进攻心存顾忌。

作为一个渴望开疆扩土的后起之秀，对外征战一直是阿拉伯帝国的传统，而它选择介入大唐与西域小国石国的冲突，除了道义的考虑，也还是会有扩张的考量，即对大唐“地盘”的觊觎。然而，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及对中方军事实力的忌惮，阿拉伯人没能把战争打到大唐腹地。但从这次战争的客观结果来看，阿拉伯帝国借此战填补了中亚的势力真空，拓展了影响，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阿拉伯帝国参与此战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驱逐大唐势力，从大唐手中抢夺地盘。

唐朝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东方大国，阿拉伯人对大唐疆域之辽阔有过多次记述。虽然受制于落后的技术条件，阿拉伯人难以对唐代大唐的疆域面积作出精准的描述，但他们在字里行间却饱含着对大唐国土面积辽阔这一事实的肯定。“

大唐海疆的长，即从艾尔玛碧勒起始，终至另一端有两个月行程……大唐的疆界起始于海洋，经吐蕃、突厥，终至西面的印度。”

与此同时，城市数量也可作为衡量国土面积与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大唐印度见闻录》中记述到：“据说，大唐有二百个府城”。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邦国志》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全大唐有300座人口稠密的城市，其中较为著名的有90座。总的来说，虽然阿拉伯人难以踏遍大唐的每一寸土地，但他们已经对唐代大唐疆域之辽阔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

在阿拉伯人眼里，大唐是一个物产丰富、经济富庶的国度，阿拉伯人对中华大地的丰厚物产有着详细的记载。《大唐印度见闻录》对唐代大唐的物产进行了详细记述：在蔬果方面，阿拉伯人认为大唐的水果种类非常丰富，有西瓜、香蕉、苹果、葡萄、桃子、李子、丫梨、甘蔗、黄瓜、无花果、扁桃、核桃仁、甘露椰子果、枸椽果实、百籽石榴、睡莲、黄杏、榛子、黄连木、黄楸核等。

而在动物方面，尽管大唐没有阿拉伯马和大象（这是一种误解），但却有很多别种的马以及毛驴和双峰驼，此外大唐的犀牛、狼和虎也很多。而在其他物产方面，大唐的黄金、白银、珍珠、锦缎和丝绸都非常丰富，而这些物产在阿拉伯人眼里都是财富的象征。

《道里邦国志》中也提到，阿拉伯帝国会从大唐进口丝绸、花缎、貂皮、宝剑、麝香、沉香、肉桂、围巾、斗篷、披风、陶瓷等。相比身居干旱少雨之地的阿拉伯帝国，大唐的水资源在阿拉伯人看来也是十分充裕的，很多河流都比他们的大，而且降雨充足。

国民是国家的分子，对一国国民的认识也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阿拉伯人也对大唐人民有过多次提及，既涉及了大唐人的外貌特征与身体素质，也论及了大唐人的精湛技艺与审美追求。在阿拉伯人眼中，大唐人不但健康，而且俊美。就身体素质来说，相较阿拉伯帝国“人多疟痢，一年之内，十中五死”，大唐人的身体则显得健康得多，很少生病，看上去也十分健壮。

在大唐，很少会看到身体残疾或失明的人，而在印度这样的人却是极其常见的。“大唐人很漂亮，高个子，皮肤白里透红。再没有比大唐人头发更黑的人了。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按照阿拉伯人的审美观，大唐人要比印度人更好看，而且大唐人的着装也与阿拉伯人有着异曲同工之美。“大唐人的礼服很像阿拉伯人衣着。

他们穿长袍，系腰带。大唐人的生活水平是比较优越的，因为大唐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能穿得上丝绸的衣服，甚至会出于避寒的需要而同时身着多件，在阿拉伯人看来这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因为对他们来说，丝绸是富贵的象征，能轻易穿上丝绸衣服的大唐人自然也就被他们看作是富贵的民族。

虽然大唐人身上有着很多优秀品质，但阿拉伯人最看重的却是大唐人的“巧手”，即那些只有大唐人才熟练掌握的精湛技艺。说到大唐人的“巧手”，不得不提的便是令大唐人引以为傲的丝织技艺。“在古代输往西方的物品中最重要的是丝绸，因为那时大唐是唯一能够生产丝绸的国家。

大唐人的丝织技艺极为精湛，制作出的丝绸衣料非常精美，阿拉伯人对此称赞有加，并将其视作财富的象征。在《大唐印度见闻录》中有过这样的记载，一位大唐宦官身着五件丝绸衣服，但其身上的黑痣仍然清晰可见，足以见得大唐丝绸的精美与出色。而在唐朝爆发黄巢起义之后，面对混乱复杂的大唐国势，阿拉伯人还不忘关心大唐的丝绸生产状况，并认为正是因为黄巢大军砍光了桑树才使得大唐的丝绸生产陷入了中断。

阿拉伯人对大唐的香料非常感兴趣，《大唐印度见闻录》中专门开辟一个章节讲述东方的龙涎香，书中还特别对大唐中原与西藏地区的制作麝香的技艺进行了比较分析。阿拉伯人对大唐的麝香制作工艺、麝香品种、麝香鹿的习性及饮食习惯等进行了细致的记述。在阿拉伯人看来，西藏地区的麝香更胜一筹，原因在于：一方面，西藏地区的麝香鹿以甘松为食物，从其身上提取的麝香质量更优；另一方面，西藏人的制香技艺更为娴熟，懂得把麝香保存在腺囊中，从而保证了麝香的自然成熟。

在《大唐印度见闻录》中，阿拉伯人对大唐的政治气象给予了高度肯定。在阿拉伯人眼里，唐政府扮演着忧民、爱民的人民利益捍卫者角色。在唐政府的领导下，大唐举国上下欣欣向荣、秩序井然。阿拉伯人对唐政府勇于保障人民利益、满足人民需求的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也对唐政府稳定物价、提供教育、赡养老人等行为大加赞赏。

不同于一些依靠剥削人民来维持宫廷享乐的暴政国家，唐政府也会向人民收税，但它却同时担负起了忧民、爱民的责任。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税收的意义并不仅仅于此，唐政府已懂得利用税收杠杆促进社会公平。

阿拉伯人在《大唐印度见闻录》中对大唐的税收政策有过记载：大唐没有土地税，而是按照人头进行收税，税收的计算是按照各家财富的多少进行按比例收取，收税的对象是年满18岁的成年男性，生活在大唐的外国人也会按照一定原则缴纳税收。

国家虽然从老百姓身上拿走了一些财富，但作为回报，国家会为国民的正常生活提供保障。首先，政府会依靠国家财政稳定物价，当生活费用上涨时，政府从库中取出一部分食物，用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因此百物昂贵的情况不会太长久。

其次，考虑到老年人的生活问题，政府不仅免除了80岁以上老年人的税赋，而且还会从国库拿钱去补贴老年人的生活，以此作为对老人为国家奋斗一生的嘉奖，这有一点现代社会的“养老金”的意味；此外，在教育方面，政府担起了国民教育的担子，阿拉伯人提到：“（大唐）每个城市有一学校，学校里有教员，对穷人及其子女进行教育。这些教员的费用由国库支付。

政府的这一行为不仅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同时有利于全面提升国民素质，以至于让阿拉伯人对大唐人有了这样的感叹：“不论贫富，不论老少，所有大唐人都学习认字、写字。”除此之外，阿拉伯人也提到，唐政府也会替个人主持公道，不让个人的财产轻易遭受损失，甚至会在个人债务无法得到偿还时由国家财政出面予以弥补。正是因为唐政府忧民、爱民，国家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唐政府才能够在广袤的中华大地树立威信，人民也由此对这个体恤民情的政府满怀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