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子来自农村，在他拉上租来的洋车以后，立志买一辆车自己拉，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

他年轻力壮，正当生命的黄金时代；又勤苦耐劳，不惜用全部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

在强烈的信心的鼓舞和支持下，经过三年的努力，他用自己的血汗换来了一辆洋车。

但是没有多久，军阀的乱兵抢走了他的车；接着反动政府的侦探又诈去了他仅有的积蓄，主人躲避特务追踪还使他丢了比较安定的工作；虎妞对他的那种推脱不开的 “爱情” 又给他的身心都带来磨难。

迎着这一个又一个的打击，他作过挣扎，仍然执拗地想用更大的努力来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愿望。

但一切都是徒然：用虎妞的积蓄买了一辆车，很快又不得不卖掉以料理虎妞的丧事。

他的这一愿望 “像个鬼影，永远抓不牢，而空受那些辛苦与委屈”；在经过多次挫折以后，终于完全破灭。

他所喜爱的小福子的自杀，吹熄了心中最后一朵希望的火花，他丧失了对于生活任何企求和信心，从上进好强而沦为自甘堕落：原来那个正直善良的祥子，被生活的磨盘辗得粉碎。

这个悲剧有力地揭露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行。

祥子这人力车夫，代表着旧社会的劳动阶层。这些百姓虽然善良、勤奋，但大多愚蠢，经常被人欺负和作弄。

祥子希望能够买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奔向更高的财富阶层，但买到车后，他为了拉一趟佣金比正常价格高二十倍的活，他把车拉进了危险地区，车最后更被逃兵掳走。

经过那次的经历，祥子依然追着获得自己的车的理想，遂把钱看得很重。这本来没问题，但在虎妞即祥子妻子难产的时候，祥子为了省钱，没有即时把虎妞送院，反而找 “仙婆” 作法催产，最后虎妞去世了，而丧事的费用更令他人财两空。

祥子经过这次教训，本应明白做事不可以总是先考虑金钱的，但他没有醒悟。

他一味追求着富裕，却从未仔细思考过如何聪明地赚钱，如何减少财产的损失…… 他的双眼和理智给理想和无知遮蔽了。

当看到亲人需要帮助时，他为了便宜、为了金钱竟不把最好的给家人。

老舍写祥子的悲惨遭遇，希望读者能明白祥子这类的人虽会 “挨”，但他们用错了方法，结果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如果有考虑小说的时代背景，可想到老舍是希望通过文学，改善当时百姓的愚昧无知。

故事中乱兵把祥子掳走了，“乱兵” 指的是民国初期的军阀势力。

军队为了抢夺利益而发动战乱，令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生活也更加艰辛。

祥子由奋斗直到堕落的过程中曾多次挣扎，希望能重新站起来，可惜他自己也明白到自身能力有限，最后还是无法克服困难，结果步向自暴自弃。

《骆驼祥子》这小说见证着一位纯朴的乡下人，与黑暗社会对立时，无论多么努力，还是失败的，甚至产生道德的问题。

总的来说，《骆驼祥子》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暴露了当时民众的无知和社会的腐败。

而在尝试掌握小说的深层意思时，我也学习到掌握时代背景的重要性。

没有了时代背景，《骆驼祥子》表面上只描述了祥子的一生，但当把社会处境也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小说就好像多了深度，内容变得更有意思了。

祥子是一个性格鲜明的普通车夫，在他身上具有劳动人民的许多优良品质。他善良纯朴，热爱劳动，对生活具有骆驼一般的积极和坚韧的精神。

平常他好像能忍受一切委屈，但在他的性格中也蕴藏有反抗。他的发怒辞职，对车厂主人刘四的报复，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他一贯要强和奋斗，也正是不安于卑贱的社会地位，积极向上的表现。

他不愿听从高妈的话放高利贷，不想贪图刘四的六十辆车，不愿听虎妞的话去做小买卖，都说明他所认为的 “有了自己的车就有了一切”，并不是想借此往上爬，买车当车主剥削别人；他所梦想的不过是以自己的劳动求得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

他在曹宅被侦探敲去了自己辛苦攒来的积蓄以后，最关心的却是曹先生的委托，就因为曹先生在他看来是一个好人；还描写了他对于老马和小马祖孙两代的关切，表现出他的善良和正直。

他的悲剧之所以能够激起读者强烈的同情，除了他的社会地位和不公平的遭遇外，这些性格特点也起了无法磨灭的作用。

像这样勤俭和要强的人最后也终于变成了头等的 “刺儿头”，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就格外清楚地暴露出不合理的社会腐蚀人们的心灵。

“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有一些公理。” 又说：“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到野兽里去。

祥子还是在京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

老舍正是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怀着对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写下这个悲剧的。

这就使这部作品具有激愤的控诉力量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深深地烙在了读者的心坎。

作为一个没有觉悟的个体劳动者，尽管他怀有改善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却完全不懂得什么才是解放自己的正确道路，他从来没有想到应该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而仅仅是执拗地幻想凭借个人的要强和努力去达到这样的目的。

他的人生理想是狭小的，他的斗争手段更是错误的。

结果，使自己远离了周围的朋友，孤独无援，更加无力抗拒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既然 “要买下自己的车” 成了他奋斗向上的全部动力，以至于成为他生活在世上的唯一目的，那么，在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实现这样的要求以后，他失去的就不单是一个理想，而是生活的全部意义，从而必然陷于精神崩溃的境地。

盲目的个人奋斗，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失败命运，正像作品中所比喻的，好像是拉洋车为了抄近道，“误入了罗圈胡同，绕了个圈儿，又绕回到原处”。

这就更加增添了他的不幸并且给人以沉重的窒息之感。小说的末尾，明确指出祥子是 “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在深切的惋惜之中包含了批判。

整部作品，在控诉旧社会吃人的同时，也宣布了企图用个人奋斗来解放自己的道路的破产。这就比之一般的暴露黑暗现实的作品具有更深一层的社会意义。

作品还通过一个饱经人生沧桑的老车夫的口，意味深长地指出：“干苦活的打算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看见过蚂蚱吗？独自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叫小孩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

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光，谁也没法儿治他们！”

在围绕着祥子经历的描写中，作品也写到了别的一些人物和当时社会的畸形面貌。车厂主人刘四的残忍霸道，大学教授曹先生和他所受的政治迫害，二强子的欲起又落的经历，老马小马祖孙两代的凄凉光景，小福子的一步一步走向毁灭，以及大杂院、“白房子” 等处的残酷景象。

由此交织而成的生活画面，作为整个故事发生的社会环境，突出地表现出了祥子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虎妞对祥子的引诱，一时间满足了他的欲望，他们的结合，一度也给了他一个家，但这却不是祥子所想要的家。

祥子的不喜欢虎妞，除了其老、丑、凶悍、耍心眼、剥夺他的自由、伤及他的尊严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嘲弄了他的理想。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存在于祥子和虎妞之间的问题，除了年龄上的差异，更重要的还是他们不同的人生态度。

婚后的祥子仍然想拉车，想做一个体面的洋车夫，而虎妞则尖刻地嘲弄这一切。

这嘲弄最终的指向，正是作为进城农民的祥子一度所曾秉持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理想与勤劳致富的人生观。

作为车厂主的女儿，虎妞比祥子有钱，社会地位也高一些，但无论是她父亲还是她自己，都还算不得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他们身上其实都比祥子有着更多的游民习气。

在整个作品的前半，祥子都在努力挣扎，以抵御游民生活对自己的诱惑。

就是虎妞对他的性诱惑，也不过是这一诱惑的组成部分而已。

祥子对虎妞的拒绝，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其实也是对她所体现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拒绝。

他对小福子的好感，除了她年轻力壮、能洗能做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她能够使他实现他一直所做的农民式的生活梦想。

从祥子的悲剧，人们很容易推导出有关社会革命必要性的论证，“老舍的时代是中国必须革命的时代，外部的压力和自身的发展决定了中国别无选择。

写作《骆驼祥子》之前，对于 “革命”，老舍一度曾抱有颇为消极的观感，就是在《骆驼祥子》中，通过对阮明这个人物的剖析，老舍仍然不忘对存在于革命之中的机会主义给予尖利的讽刺。

从作品的后半部分看，面对着祥子 “想以最大的代价和最低的条件求生存而不可能” 的现实 ，他的思想还是止不住地要趋向社会革命。小说的最后部分，借着死了孙子的老车夫的口，作者告诉祥子：

正是在听了老车夫这番话之后，发现小福子已经死去的祥子，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挣扎，从而陷入更深的人生泥淖当中。在小说的最后，作家用一种颇含轻蔑的意味讲到：

老舍显然已经认定，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要改善无产阶级的处境，就得要集体行动；如果这个阶级有人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求发展，只徒然加速他自己的毁灭而已。

“祥子们” 的悲剧，“在于想以最大的代价和最低的条件求生存是不可能的。

中国式革命的实际过程中，类似一枝竹筷和一把竹筷的比喻，一直是领导者用来发动群众革命的最有力的修辞。

老舍这里说到的一个蚂蚱和一群蚂蚱的比喻，显然也有此意味，但不同的是，除了集体力量的显示，蚂蚱的比喻显然也能给人另外的联想。

批评祥子的人，不满于他的，主要是他的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个人主义，妨碍了他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过剩的劳动阶级，没有劳动地位，或仅仅作不正规的劳动。其成分包括有兵、地棍、流氓、盗贼、乞丐等。

他们有时和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

秦始（皇）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

革命一旦成功，他们自己就贵族化了，于是再建贵族化政治，而社会毫无变更。

这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只能说是 “帝王革命”。

祥子与革命发生的唯一真实关系，就是他出卖了向他兜售革命的阮明 —— 即便在阮明死后他也承认他说的 “十分有理”。

透彻点讲，即便祥子真的参加了革命，我们也很难断定他所参加的，不会是一个阿 Q 式的革命。对此，历史已不止一次给了我们意味深长的教训。

鲁迅先生之既否定阿 Q 的不革命，又否定阿 Q 的革命 ，老舍先生对 “革命” 和 “革命者” 一度所表现出的疑虑，原因或许也正在这里。

尽管老舍在作品中，对祥子的性格缺点，诸如不合群、别扭、自私、死命要赚钱、孤独、脆弱、自欺欺人等，从一开始就有所批判，到作品末尾更给他的“个人主义”以不客气的讽刺

然而，所有这一切却都并不意味着，假如祥子的个人人格再健全一些，他的命运悲剧就会得到任何的改变。

事实上，就作品的大部分来说，作者刻意表现的其实正是祥子性格中的向上因素，但他的要强，他的爱体面、负责任，却不但不能将他从困境中救出，相反却使他沦入了更深的深渊。

老舍透过《骆驼祥子》，在思考“城市文明病如何和人性冲突的问题”并没有错，老舍说他写《骆驼祥子》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地狱是什么样子”。

“这个‘地狱’是那个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道德沦丧的社会，也是为金钱所腐蚀了的畸形的人伦关系”，更是主人公自己那业已堕落了的人心。

祥子所经历的一切，包括他的努力，他的挣扎，他的醒悟，他的复仇，他的堕落，以及他在此途中所发现的社会黑暗，与许多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描写的，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祥子的故事是一个更加绝望的故事。

在我们所熟悉的许多俄国或者法国现实主义小说中，主人公在经历了一番地狱或炼狱的痛苦之后，最终趋向的，往往是精神的净化，灵魂的升华。

祥子的故事则不然，这里只有堕落，没有救赎，比外在的地狱更为阴森恐怖的，是人心的地狱。

祥子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

细读作品，可以发现，直接导致祥子“没落”的三次事件，第一次是败兵的掠夺，第二次是侦探的敲诈，第三次则是虎妞的死于难产。这三次事件，看上去都有着某种偶然性，但仔细分析，其背后又都有某些必然的因素。

其中败兵的掠夺和侦探的敲诈，当然和特定时期社会的动荡、腐败有关，然而值得注意是，当这种动荡和腐败侵害到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时，正是这些进城不久、无地位、无恒产的农民最缺乏抵御力。

虎妞之死，看上去更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偶然的背后同样有必然。

也就是说，对于生活在都市底层的人来说，如果社会不从根本上建立起一种起码的风险保障机制，那么，任何一点意外的变故，对这些贫无立锥之地人来说，都可能造成生活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彻底崩溃。

在祥子与虎妞的关系中，不可忽视的，是他们的性关系，这既是虎妞用以捕获祥子的工具，又是像祥子这样的进城农民在城市中需要而不易得到满足的东西。

他们在城里没有家，很多正常的心理和生理需要都不能得到满足，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们的许多人生需要只能通过一种畸形的途径去得到满足。

城市生活带给祥子的最大精神危机，就在于那种伴随着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的崩溃而出现的勤劳致富的人生观的破灭。

这一点，对今天的现实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商品经济的运行，必然会瓦解那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同时，也会冲击与之相伴的勤劳致富的人生观，甚而导致稳定的人生价值观的破灭。

这也是一个转型期社会所能遇到的最深刻的危机之一。

放远点说，如果这种价值观念的破灭，一旦扩散而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就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解体。

社会如果不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吸纳机制，从物质的、制度的层面维护和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并对他们的精神生活给予适当的关注，就很难阻止他们沦为“游民”或流氓无产者，并因之给城市生活和整个社会秩序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混乱。

祥子的故事已经成为过去，但祥子的故事仍在延续。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北京满族正红旗舒穆禄氏，祖籍辽宁辽阳。 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北京人艺编剧 ，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茶馆》、《龙须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