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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

而留守在中央苏区的部队，则肩负着策应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

他们分散突围，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

面对敌人的数次围剿，留守苏区的红军部队最后命运如何？

在异常艰难的战斗形势下，他们又是怎样苦熬过来的呢？

长征前夕，中共中央组建了以项英、瞿秋白及陈毅等人为首的中共苏区中央分局。

旨在领导1.6万名红二十四师官兵及地方武装力量，以及两万多名伤病员，共同坚守中央革命根据地。

作为留守部队，他们肩负着为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提供掩护的重要任务。

而他们将要面对的，则是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

1934年10月初，遵照中央的指令，红二十四师联合各军区的独立团，积极展开游击战术。

他们伪装成主力部队，以此来混淆视听，阻挡国民党军队的推进。

因此直到10月底，国民党北路军才逐渐意识到红军战略转移的真实动向。

11月21日，红二十四师在瑞金城南部设伏，对国民党军发动突袭。

此役重创敌军，一举消灭半旅之众，另迫使半个旅溃散。

面对中央苏区依然活跃的正规红军部队，国民党施行了战略上的调整，意图从根本上消灭红军。

国民党大幅增强了军事部署，集结了超过20个师，总兵力超过20万人，对中央苏区实施了更为密集和系统的“清剿”行动。

当时，敌我双方实力对比悬殊，条件极端不利。

在国民党的强大攻势面前，陈毅提出要尽早分散部队，依托群众基础来进行游击战。

但项英没有及时听取这个建议，过于僵化地执行了中央先前制定的方针。

他坚持采用大规模部队正面作战的方式，与敌人进行阵地战。

然而这样的“硬碰硬”，也直接导致了红二十四师等部队陷入国民党的重重包围之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至1935年1月底，局势进一步恶化，红军部队被逼入贡水以北的一片狭窄区域。

生存空间极度受限，局势岌岌可危，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尽管出现了决策上的错误，但红军留守部队仍在不断摸索、总结经验，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对抗敌人的策略。

这也是他们能冲破逆境，最终实现力量保全的一个关键原因。

遵义会议之后，新的中共中央于1935年2月两度向中央分局发出紧急电令。

电文中强调，部队应当转变为“小规模游击队伍”的形式，实行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策略，以此提高灵活性与生存能力。

同时，针对之前过于庞大的指挥机构，中央指示要求进行精简。

将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干部派遣至基层，深入地方，扩大民众武装力量。

遵循中共中央的明确指示，苏区中央分局果断做出了决策。

将红二十四师等部队分散至各根据地及其周边区域，兵分九路实施突围。

正式开启了由传统阵地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型。

然而，此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完全落入国民党军队的掌控之中。

突围行动困难重重，中央分局机关与红军部队遭遇了巨大的人员和物资损失。

诸多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包括瞿秋白、刘伯坚、贺昌、毛泽覃等，英勇捐躯，慷慨就义。

如此危急关头，项英、陈毅等人率领少数部队突破重围，分别向赣粤边界、闽西及闽赣交界地带转移。

为确保安全，避免泄露行动计划，突围部队在行动前销毁了电台设备，焚毁了所有密码资料。

至此，中央分局与党中央及各部完全失去了联系，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1935年4月，中央分局与赣粤边特委在江西大庾县长岭村召开了一次关键会议。

不仅深刻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严峻斗争形势，还明确提出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的核心方针。

与此同时，分布于其他苏区的红军部队与游击队，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也自发开始了策略调整。

他们主动分散力量，减少暴露目标，强化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困境中实现了党组织和游击队的生存与发展。

1935年春，南方的红军游击队逐渐成为了蒋介石的心头大患。

为了消除这一威胁，蒋介石开始重新调整其军事战略。

集结了数十万兵力，对南方的游击区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清剿”行动。

国民党不仅在关键通道上实施了“驻剿”，还进山“抄剿”，甚至不惜放火烧山。

而在经济上，国民党对山区实施了严格的封锁。

限制粮食、盐、油等基本生活物资的购买，控制胶鞋、电池等物资的运输，企图将红军和游击队困死在偏远的山林中。

此外，国民党还强化了保甲制度，实施联保连坐法，妄图切断红军游击队与当地民众的联系。

在政治上，他们大肆进行欺骗宣传，散布谣言。

先是制定了《共产党人自首法》，又四处张贴招抚标语，企图动摇红军和游击队的士气和决心。

这一系列的手段虽然残酷，却也可以看出红军游击队给国民党政权带来的恐慌和不安。

只是自此之后，斗争环境越发险恶，叛逃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其中“北山事件”和“梅岭事件”最为严重，使项英、陈毅身陷险境，九死一生。

1935年10月，叛徒龚楚带领粤军一部，伪装成红军游击队成员。

他们拉拢后方主任何长林，向游击队干部和后勤人员传达前往北山龙西石参加会议的通知。

在会议进行期间，龚楚突然发难，对驻扎在北山区的赣粤边领导机关进行了袭击。

得知项英、陈毅等人在该地区活动，他们便封锁山区、放火烧山，对红军游击区发起了第二轮“清剿”。

此次事件，使得地方政府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蔡会文、李乐天等多位领导人壮烈牺牲。

1936年冬，由于叛徒陈海的出卖，陈毅率领的部队被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围困在梅山。

敌人每天都在山中搜查，可陈毅当时伤口化脓，连行动都非常困难。

在这种生死关头，他写下了著名的《梅岭三章》，其中有言：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足见当时艰难险恶的斗争形式，以及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

深陷崇山峻岭的红军游击队，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敌军频繁“清剿”，据点相继失守，消息闭塞，物资匮乏……

在这样几乎看不到光明的绝境中，支撑着红军战士们的，唯有坚定的革命信念。

当时，张文碧受命率领一支仅有11名战士的小分队，在浙南的密林中与国民党军队周旋。

为了不暴露行踪，五十多天里他们没有点过一次火，只靠冷食充饥。

为避免被敌人发现，他们甚至不敢正常交谈，只能借助手势交流，宛如一群遁迹山林的“野人”。

就是这样，他们仍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生理与心理极限，成功与粟裕的部队会合。

即便是项英、陈毅这样的领导人，他们的生活条件也与战士们一样，同样面临着极端的挑战。

在赣粤边区领导游击战争的两年多时间里，面对的是敌人的严密“清剿”和频繁搜捕。

他们根本无法在一个固定的地方长期居住，更不用说享受哪怕是基本的生活设施。

项英、陈毅经常需要在山林间辗转，夜宿密林，日行隐蔽，只能在野外露宿，吃冷饭、喝冷水。

在琼崖特委最为艰难的时刻，包括书记冯白驹在内的仅存二十六勇士，被围堵于母瑞山的苍茫林海之间。

那时，整个琼崖苏区部队四散，有的英勇献身，有的无奈逃离，更有甚者选择了变节。

上下级联系彻底断裂，党组织的运行濒临崩溃边缘。

长达八个月的时光里，他们没吃过一粒米，没尝过一丝油星或是盐巴的味道。

然而，他们的心中始终燃烧着不灭的信念：

“我们深信革命必将凯旋。只要持续抗争，眼前的暗淡只是短暂的，曙光终将迎来它的破晓时刻。”

谁能料想，正是这份坚定不移的信念，一直支撑他们等到了1950年海南全岛解放的那一天。

他们的英勇事迹，铸就了“孤岛奋战，红旗不倒”的传奇。

南方红军在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中顽强生存，不仅是靠战士们的坚定意志，更离不开那些无私奉献、无畏牺牲的普通群众。

项英等同志身处赣南大庾岭的崇山峻岭中，面对着敌人严密的包围与封锁。

敌人强行迁离周围居民，企图将红军困死在山里。

项英等人能够冲破绝境，全赖于民众的默默支援。

夜幕深沉，万籁俱寂之时，许多老百姓不顾个人安危，想尽办法为红军部队输送粮食。

浙南游击区的文成县岩门村，胡从点一家是名副其实的满门忠烈。

六兄弟全都参加了游击队和农协，最终皆英勇牺牲，仅留下年迈的老母。

鄂豫皖边区，一名红军战士借宿于一位木匠家中。

恰逢敌人突袭搜捕，木匠毫不犹豫地将他藏在秘密地道里。

敌人为逼供，集合了包括孩童在内的全村百姓，残忍杀害了一名村民，胁迫他们交出这名红军战士。

然而全村上下的百姓，无论老幼，无一人妥协屈服。

湘鄂赣边区最为艰难的岁月，也多亏当地民众为游击队提供物资，共度时艰。

奉新县迟源村的熊其吉，他时常悄悄地将食物和药品放置于废弃的屋舍之中，以便游击队员能安全取用。

何竹坑村，村民何保罗不顾个人安危，担任红军的情报员。

频繁穿越敌人的严密防线，利用坟茔或土地庙作为秘密交换点，隐藏信件。

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坚不可摧的军民深情，才使得南方红军能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顽强生存，迎来新生的曙光。

西安事变和平落幕后，国民党政府的策略出现转变，实施了“北和南剿”的方针。

在西北地区，国民党基本停止了对红军及边区的军事行动；

然而在南方，加强了对共产党力量的打压，力图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展开前，彻底消灭南方的红军游击队。

面对新一轮的“清剿”，红军游击队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与斗争。

幸运的是，此时的游击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

他们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磨砺出了更灵活的战略战术。

与此同时，他们的战斗意志不但没有被困难消磨，反而变得更加坚定。

不仅对敌人的大规模“清剿”进行了有力的抵抗，在思想上也开始进行重要的转变。

从“抗日反蒋”转向“联蒋抗日”，呼吁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共同对外。

经过一系列艰苦的斗争，南方红军游击队最终打破了国民党的“南剿”图谋，迫使国民党停止军事行动，并开始进行和平谈判。

在谈判中，各部皆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也成功挫败了国民党企图通过“收编”代替合作的阴谋。

1937年秋冬，各方相继达成了和平协议。

随后，红军游击队开始有序地下山集中，进行了整训和改编。

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八省范围内的红军和游击队部队，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

如凤凰涅槃般，他们以崭新的姿态奔赴全民族抗日战争的烽火前线。

回望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的艰辛历程，“苦熬”二字或许最为贴切。

这段历史，不仅是红军战士们不屈不挠、坚定无畏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地方群众巨大牺牲的沉痛铭记。

[1]贺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牺牲的著名烈士和走出的开国将帅[J].炎黄春秋,2022(10):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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