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的翻译研究影响深远，其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他对中国翻译史与译论史进行了深入钩沉，尤其是细致梳理并详细阐释了译经时期的译论，形成的相关观点在《译事三难》《翻译术开宗明义》等文中皆有所呈现。本文摘录自《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

作者于开篇对释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一文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随后对道安提出的“五失本”进行批评阐释，一方面将其概括为梵语秦言语序不一、文质不谐以及梵语繁冗反复三类情况，另一方面旁征博引，以“失本”为线索关联其他译经话语，构筑起强大的互文效应，进一步拓展了“失本”论的话语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钱锺书先生的译论阐释打破了中外语文壁垒，实现了中西译学话语之融通。例如，在剖析梵秦二语在文质层面的异质性时，他深入至语言所赋予的“景象感受”这一认知与功能层面，并以西方译论中的对等观进行呼应。在本文后半部分论述“迻译之难，词章最甚”的翻译观时，这一中西学理互文的阐释路径更是得到了集中体现。作者频频引用中西学者或作家有关翻译的譬喻，如“被水之葡萄酒”、“投水之乳”、“翻转花毯”、“换器弹曲”等，对比分析不同比喻的隐含之意，并再度强调翻译中“失本”现象的不可避免性。

在本文中，钱先生引用多篇佛经译论，在阐释其“失本”论和“文质”观的同时，引导读者走进极具本土话语特色的传统译论世界，实乃了解中国传统译论，尤其是佛经译论的经典之作。

经典赏读

翻译术开宗明义

钱锺书

释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按论“译梵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全三国文》卷七五支谦《法句经序》仅发头角，《学记》所谓“开而弗达”。《高僧传》二集卷二《彦琮传》载琮“著《辩正论》，以垂翻译之式”，所定“十条”、“八备”，远不如安之扼要中肯也。严氏辑自《释藏迹》，凡琮引此《序》中作“胡”字者，都已潜易为“梵”，如“译胡”、“胡言”，今为“译梵”、“梵语”，琮明云：“旧唤彼方，总名胡国，安虽远识，未变常语”也。又如“圣必因时，时俗有易”，今为“圣必因时俗有易”，严氏案：“此二语有脱字”；盖未参补。至琮引：“正当以不关异言，传令知会通耳”，今为：“正当以不闻异言”云云，殊失义理。安力非削“胡”适“秦”、饰“文”灭“质”、求“巧”而“失实”；若曰：“正因人不通异域之言，当达之使晓会而已”；“关”如“交关”之“关”，“通”也，“传”如“传命”之“传”，达也。“五失本”之一曰：“梵语尽倒，而使从秦”；而安《鞞婆沙序》曰：“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又《比丘大戒序》曰：“于是案梵文书，惟有言倒时从顺耳。”故知“本”有非“失”不可者，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道宣《高僧传》二集卷五《玄奘传之余》：“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向此俗”；正指斯事。“改倒”失梵语之“本”，而不“从顺”又失译秦之“本”。安言之以为“失”者而自行之则不得不然，盖失于彼乃所以得于此也，安未克圆览而疏通其理矣。“失本”之二曰：“梵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卷一六六阙名《首楞严后记》亦曰：“辞旨如本，不加文饰，饰近俗，质近道。”然卷一六〇释僧睿《小品经序》：“梵文雅质，案本译之，于丽巧不足，朴正有余矣，幸冀文悟之贤，略其华而几其实也”，又《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烦而不简者，贵其事也，质而不丽者，重其意也”；卷一六三鸠摩罗什《为僧睿论西方辞体》：“天竺国俗，甚重文藻。……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则梵自有其“雅”与“文”，译者以梵之“质”润色而为秦之“文”，自是“失本”，以梵之“文”损色而为秦之“质”，亦“失本”耳。意蕴悉宣，语迹多存，而“藻蔚”之致变为榛莽之观，景象感受，非复等类（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t or approximate effect）。安仅讥“斵凿而混沌终”，亦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慧皎《高僧传》卷六《僧睿传》记其参罗什译经，竺法护原译《法华经·受决品》有云：“天见人，人见天”，什曰：“此语与西域义同，但此言过质”，睿曰：“得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辞旨如本”，“质”而能“雅”，或如卷一六五僧肇《百论序》：“务存论旨，使质而不野”，睿此译可资隅反。安《鞞婆沙序》谓“求知辞趣，何嫌文质？”流风所被，矫枉加厉，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译经篇·论》遂昌言“与其典也宁俗”矣。“失本”之三、四、五皆指译者之削繁删冗，求简明易了。梵“丁宁反复，不嫌其烦”，“寻说向语，文无以异”，“反腾前辞，已乃后说”。此如蜀葵之“动人嫌处只缘多”，真译者无可奈何之事；苟求省净无枝蔓，洵为“失本”耳。欧阳修《文忠集》卷一三○《试笔》：“余尝听人读佛经，其数十万言，谓可数言而尽”，语固过当，未为无故。安《比丘大戒序》：“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意同《全宋文》卷六二释道朗《大涅槃经序》：“随意增损，杂以世语，缘使违失本正，如乳之投水。”皆谓失其本真，指质非指量；因乳酒加水则见增益，而“约不烦”乃削减也。又按罗什“嚼饭”语，亦见《高僧传》卷二本传，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一三申之曰：“今以英法文译中国诗、书者，其失味更可知。即今中国之从天主、耶稣者，大半村鄙之民，其译新、旧约等书，亦断不能得其真意。览者乃由译本辄生论议，互相诋訾，此亦文字之劫海矣！”即所谓：“误解作者，误告读者，是为译者”(commonly mistakes the one and misinforms the other)［1］。此犹指说理、记事；罗什专为“文藻”而发，尤属知言。盖迻译之难，词章最甚。故有人作小诗，托为译诗者自解嘲云：“译本无非劣者，祇判劣与更劣者耳”(Es gibt nur schlechte Uebersetzungen/und weniger schlechte)［2］(el traducir de una lengua en otra... es como quien mira los tapices flamencos por el revés)［3］；可持较《高僧传》三集卷三：“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雨果谓翻译如以宽颈瓶中水灌注狭颈瓶中，傍倾而流失者必多(Traduire, c'est transvaser une liqueur d'un vase à col large dans un vase à col étroit; il s'en perd beaucoup)［4］；“酒被水”、“乳投水”言水之入，此言水之出，而其“失本”惟均，一喻诸质，一喻诸量也。叔本华谓翻译如以种乐器演奏原为他种乐器所谱之曲调(Sogar in blosser Prosa wird die allerbeste Uebersetzung sich zum Original höchstens so verhalten, wie zu einem gegebenen Musikstück dessen Transposition in eine andre Tonart)［5］；此喻亦见吾国载籍中，特非论译佛经为汉文，而论援佛说入儒言，如《朱文公集》卷四三《答吴公济》：“学佛而后知，则所谓《论语》者，乃佛氏之《论语》，而非孔氏之《论语》矣。正如用琵琶、秦筝、方响、觱栗奏雅乐，节拍虽同，而音韵乖矣”。伏尔泰谓，倘欲从译本中识原作面目，犹欲从板刻复制中睹原画色彩(Qu'on ne croie point encore connaître les poètes par les traductions; ce serait vouloir apercevoir le coloris d'un tableau dans une estampe)［6］。有著书论翻译术者，尝列举前人丑诋译事、译人诸词，如“驴蒙狮皮”（asses in lions' skins)，“蜡制偶人”(the Madame Tussaud's of literature)，“点金成铁”(the baser alchemy)之类颇夥［7］；余尚别见“沸水煮过之杨梅”(a boiled strawberry)、“羽毛拔光之飞鸟”(der gerupfte Vogel)、“隔被嗅花香”(smelling violets through a blanket)等品目，佥不如“嚼饭与人”之寻常而奇崛也。

钱锺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