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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编辑：史在没有钱
前言
在20世纪初，外蒙古的命运经历了剧烈的转变。1915年的中蒙俄条约标志着中方对这片古老土地控制权的失落，在这场持续的政治博弈中，哲布尊丹巴·博克多格根，一位被尊为“活佛”的领袖，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的努力虽推动了外蒙古走向独立，但其个人结局却颇具悲剧。这位外蒙古的开创者，他的梦想如何逐渐走向了噩梦？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在清朝时期，蒙古地区的居民面临着生活的苛刻挑战，他们通过佛教寻求心灵的慰藉，希望通过信仰找到面对困境的力量。佛教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撑，还逐渐成为了蒙古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每一个角落。由于蒙古各部落之间的长期摩擦和冲突，共同的佛教信仰成为了一种减少内部矛盾的社会黏合剂。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哲布尊丹巴·博克多格根的名望开始上升。他的政治与宗教的结合，逐步地加强了他在蒙古地区的影响力。作为一个被冠以“活佛”之名的领袖，博克多格根的权力渐渐地无人能敌。
尽管清朝中央政府试图通过政策限制宗教力量的扩张，博克多格根却巧妙地绕开这些限制，通过颁布新的法令和政策，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与历史上的其他宗教领袖相比，博克多格根的野心更大，方法也更为激进。
他的统治方式让一些忠诚的追随者和顾问感到担忧，他们试图劝导他回归佛教的初衷和节制，但他对这些劝告视而不见，甚至变得更加专横和独断。博克多格根的个人品行尤其在私生活方面，与一个“活佛”应有的形象大相径庭。
他对权力的沉迷和混乱的情感生活，最终导致他身陷各种丑闻和健康危机。他的行为最终使他身患重病，被社会边缘化，深受公众的非议。那么这个曾经崇高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博克多格根是怎样一步步登上“活佛”的宝座的呢？
1895年2月8日，在清朝统治下的蒙古地区，乔巴山出生于车臣汗部的一个放牧家庭。他的童年充满了牧场的风光，但生活条件艰苦。在他13岁时母亲将他送入了当地的一座佛寺，希望他成为一名喇嘛，这在当时的外蒙古社会中被视为一种光荣的身份，因为喇嘛不仅免除了兵役，还能避免许多世俗的责任和负担。
寺院的生活并非如乔巴山所期望的那样祥和。在寺院中，底层喇嘛常常遭受上层僧侣的压迫和虐待。他们被要求绝对服从，任何反抗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乔巴山无法忍受这种压抑和不公，因此在少年时期，他与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逃离了寺院。
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旅行，他们终于抵达了库伦，这是一个比他的家乡更开放、更具活力的地方，也是现今的乌兰巴托市。在库伦乔巴山的人生开启了新的篇章。他决定进一步接受教育，最终在伊尔库茨克师范学院附属的高级小学注册入学，那里主要培养俄文翻译人才。在接下来的四年，乔巴山学习了俄语，还接触到了许多关于文化、历史及政治的知识，这些学问为他后来的生活和职业铺平了道路。
从1900年开始博克多格根精心策划并执行了一系列政治策略，目标是解放外蒙古地区脱离清朝的控制。他巧妙地利用了沙俄的支持以及地方贵族的协助，逐步建立起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1911年辛亥革命席卷中国大陆，清朝末代皇帝退位，而远在北方的博克多格根趁机于同年11月12日宣布外蒙古独立，并自封为国家领袖，奠定了其“开国皇帝”的地位。
当时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因内战频发，资源和注意力被内斗严重消耗，对于外蒙古的分裂表达了不满，但实际上无力干预。博克多格根趁机扩大其影响力，不仅加强军事力量，还企图吞并其他蒙古部落，意图恢复蒙古昔日辉煌。
外蒙古的军事力量逐步壮大，俄国担心外蒙古的崛起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初衷是对其进行军事打击，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沙俄深陷战事，不愿意与中国产生过多摩擦。因此1915年6月7日，沙俄、北洋政府与外蒙古三方签订了《中俄蒙协约》，该协约宣布取消外蒙古独立，赋予博克多格根最高统治权并维持一定的自治权。
在博克多格根不懈的努力下，原本坚持忠于清朝的地方领袖们也开始改变立场，加入到他的独立运动中来。这些地方领袖逐渐认同并支持他的计划，共同推动外蒙古的自治与独立。
随着独立运动的不断推进，博克多格根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他日益加深与沙俄的联系，甚至不惜牺牲外蒙古的部分利益来换取沙俄的支持，这包括划定给沙俄以特权区，并允许日本也参与到这一区域的利益中。这些行为使外蒙古几乎面临被分割的命运。
当民国政府坚定地宣布维护外蒙古的领土完整时，这一宣言激发了外蒙古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重新燃起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这突然的变化让博克多格根的地位变得尴尬，他由一位被尊敬的领袖变成了可能的叛国者。这种情况激发了他再次的野心，他与沙俄的合作更加密切，促使沙俄进一步介入外蒙古的政务，而清楚地告知中国政府不应在该地区驻军。
面对博克多格根的行为，民国政府发出了严厉的谴责，坚决维护外蒙古的主权不受侵犯。1919年徐树铮将军带兵进入外蒙古首都库伦，博克多格根战败，中国重新确立了对外蒙古的统治权。
博克多格根内心充满不甘，一直在寻求机会复辟。1920年，抓住徐树铮参加直皖战争回内地的机会，他向沙俄白卫军求助。白卫军迅速进入外蒙古，击溃了徐树铮的遗留部队。在恩琴男爵的支持下，博克多格根得以复辟，再次自封为“大蒙古国”皇帝，而他的妻子敦都克拉穆重返“皇后”之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蒙古的政治局势成为了中俄蒙三方协商的对象，每方都试图维护自己的利益，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平衡状态。这种微妙的平衡持续到十月革命爆发，沙俄的统治被终结，苏联成立。
苏联新政府迅速废除了与北洋政府签订的条约，但在具体实施方面却显得模糊不清。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外蒙古的动荡，使得人民生活在不安中，对未来感到绝望。在这样的背景下，博克多格根终于感受到了恐惧，他不敢与新兴的苏联政府对抗，也担忧国民政府可能的军事行动。
在1921年的历史转折点上，外蒙古宣布了独立并成立了临时政府，这是在苏联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支持下实现的。苏联击败了北洋政府的军队，还确立了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进而通过大会推动了君主立宪制的建立。
博克多格根虽名义上成为了领导人，但实际上是苏联意志的执行者，使得刚刚独立的外蒙古依然无法摆脱外部势力的控制和内部的动荡。他的政治身份更像是一个傀儡，而非真正的统治者。这种局势使得他无法进行政治上的大动作，转而沉溺于个人的奢侈享乐。
博克多格根的个人生活堕落到了极点，频繁举行的宴乐和对美色的无度追求，最终使他深陷道德和健康的泥潭。他的不检点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健康问题——一个由放纵生活方式引发的恶性循环，包括性病的侵袭，最终导致他的鼻子坏死，不久之后他的视力也迅速衰退，变成了一个几乎无法自理的人。
1923年，他多年的伴侣敦都克拉穆病逝，这对博克多格根来说是沉重的打击。他失去了再婚的意愿，但在苏联和外蒙古官员的压力下，他被迫选择了格嫩皮勒作为新皇后。
尽管身为皇后使她家族光荣无比，格嫩皮勒对于这样的角色并不感兴趣。她年轻美丽，本希望嫁给年轻英俊的男子，对于年迈并多病的博克多格根感到不满。她对宫廷生活的压抑感到厌烦，不久表达了无法适应宫廷生活的想法。尽管博克多格根同情她的处境，允许她暂时回娘家，但官员们以维护皇室形象为由，不得不将她再次召回宫中。
1924年，随着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博克多格根在政治舞台上被视为无用。这一年，他遭遇了暗杀的命运，而由苏联控制的当地党派宣布了结束活佛转世的传统，外蒙古转向了共和制的道路。
中方在这期间因国内战乱纷扰，未能有效干预外蒙的独立进程。直到1947年，在考虑了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局势后，中方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这标志着对外蒙古独立的某种程度上的默许。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中俄蒙三国在这一背景下不断加深了合作关系，从经济走廊的建设到远东计划的推进，都显示出三国间在多极化世界中追求共同利益的决心。这种合作的深化预示着三国在未来全球化经济中的地位将更加稳固和重要。
在1937年，苏联对外蒙古施加了控制并启动了一次严酷的政治镇压活动，广为人知的大清洗。在这一波政治风暴中，一位名叫格嫩皮勒的女性不幸被卷入。1938年5月，她被当局逮捕，不久之后，她遭到了执行。尽管面临如此严峻的命运，格嫩皮勒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尊严。
在最后的时刻，她并未表现出任何悲伤或恐惧的情绪。她以一种几乎是庄严的方式，为自己梳妆打扮，身着她那件精美的民族服饰，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圆满而优雅的句点。这一刻被一位在场的摄影师捕捉到，格嫩皮勒的这种优雅与坚毅被定格在了历史的镜头中。
格嫩皮勒的生活故事充满了非凡和挑战，她的命运成为了外蒙古历史中一幕令人唏嘘的悲剧。她虽然命途多舛，但她在终极考验前所展现的尊严和优雅，使她成为了一位令人敬佩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