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长怕死叛变，副连长突围后打游击，建国后军长务农副连长成少将

1953年的一个寒冷冬日，湖南祁阳县的一间农舍内，一位老农正在田间劳作。谁能想到，这位默默耕种的农民，曾经是威震一方的红军军长。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他当年手下的一位副连长，已经披上了将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部队。同样是革命队伍出身，为什么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是什么样的选择，让一个叱咤风云的军长沦为平凡农夫？又是什么样的品格，让一个普通的副连长最终成为新中国的将军？在那个风雨如磐的革命年代，这两个人的命运轨迹，折射出怎样的人性考验？

一、红17军的崛起与辉煌

1933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刚刚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这个关键时刻，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力，巩固湘鄂赣苏区，党中央决定在湖北通山黄石洞一带成立红17军。

这支新成立的队伍，由三个战功赫赫的师合编而成。其中，赣北警卫师编为红一师，素以神出鬼没著称；河北警卫师编为红二师，擅长山地作战；而鄂东南红军主力红三师则以顽强作战闻名。三支劲旅合并，使红17军从成立之初就展现出非凡的战斗力。

张涛被任命为红17军军长，这是一个经过仔细斟酌的任命。张涛出身湖南永州，早年跟随唐生智参加北伐，在武昌战役中表现英勇。当时他赤膊上阵，冲锋陷阵，吓得敌军以为＂李逵来了＂。此后他在国民革命军第36军教导队期间，结识了同乡黄克诚，受其影响加入革命队伍。

红17军成立后的第一仗打得漂亮。8月中旬，张涛带领部队在通山县境内设伏，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营。这场胜利震动湘鄂边界，使当地民众对红军充满信心。

随后，红17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战略进军。他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先后攻克龙港、武宁等重要据点。特别是在进攻武宁时，张涛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令敌人疲于奔命。红军先是佯攻东门，待敌军主力调往东门防守时，突然从西门发起猛攻，一举拿下这个军事要地。

这些战绩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1933年10月，蒋介石专门下令悬赏张涛等红17军领导人，赏金高达5万大洋。这个数额与后来悬赏方志敏的赏金相当，足见红17军给国民党政权造成的压力。

到1933年底，红17军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展到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他们不仅打通了通往中央苏区的通道，还在当地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红17军发展成为一支拥有5000余人的劲旅，成为鄂东南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

这支年轻的革命队伍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独特的战术特色。他们善于利用地形优势，经常在山区设伏，打运动战。每次战斗都严格执行＂四不打＂原则：敌情不明不打，把握不住不打，准备不充分不打，没有完胜把握不打。这种谨慎而灵活的战术思想，为红17军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二、关键时刻的重大选择

1934年1月，蒋介石对湘鄂赣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这次进攻规模空前，敌军采用＂步步为营＂的战术，沿途修筑碉堡，稳扎稳打。面对这种情况，红17军的处境日渐艰难。

王文驿战役是红17军命运的转折点。当时，张涛接到上级命令，要求红17军在王文驿地区阻击国民党军第九路军。这是一次关键性的阻击战，如果不能挡住敌人，湘鄂赣苏区将面临被分割的危险。

战役开始前，副连长刘建民向张涛汇报了敌情：敌军不仅数量是红军的三倍，还配备了大量重机枪和迫击炮。刘建民建议采取游击战术，避免正面对抗。但张涛认为必须死守阵地，下令部队死战不退。

战斗在1月15日拂晓打响。敌军首先用炮火对红军阵地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轰击。随后，大批敌军在坦克掩护下发起进攻。红军将士奋勇抵抗，但在敌军优势火力面前伤亡惨重。

中午时分，敌军对红军阵地发起第三波猛攻。这时，一发炮弹在张涛指挥所附近爆炸。虽然没有造成任何伤亡，但这次爆炸似乎击垮了张涛的意志。他突然下令部队撤退，但由于没有制定周密的撤退计划，红军部队陷入混乱。

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刘建民带领他的连队临危受命，担任后卫。他命令战士们利用地形优势，轮流掩护，确保主力部队撤离。在撤退过程中，敌军突然从侧翼包抄，准备切断红军退路。

刘建民当机立断，带领一个排的战士冲向敌军。他们占领了一处制高点，用机枪压制敌人，为主力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撤退时间。这个排的30多名战士，最终只有3人突围成功。

然而，更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就在部队准备向根据地转移时，张涛突然不见了。直到第二天才得知，他已经向国民党投诚。这个消息让整个红17军陷入混乱，军心动摇。

在这个危急关头，刘建民挺身而出。他召集剩余的战士，宣布成立游击队，决定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当时只有200多名战士响应他的号召，其中大部分是他原来连队的战士。

尽管张涛的叛变给红17军造成了沉重打击，但也让刘建民看清了一个道理：革命队伍需要的不是临阵脱逃的军长，而是能与士兵同生共死的指挥员。他带领游击队钻进深山，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国民党军多次对游击队进行围剿，都被刘建民带领的队伍巧妙化解。他们采取打了就走的战术，白天分散隐蔽，晚上集中行动，成功保存了这支革命武装。

三、迥异的革命道路

张涛投敌后，被安排在国民党第九路军担任上校参谋。但国民党对这位投诚的红军军长并不完全信任，派人24小时监视他的行动。在军中，张涛既不能参与重要军事会议，也不能接触关键情报，沦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闲职人员。

1934年下半年，他被调往南京军事委员会任职。表面上是升迁，实际上是将他调离前线，放在眼皮底下严加看管。在南京期间，张涛每周都要向特务机关汇报行动，连见什么人、去什么地方都要事先报备。这种被监视的生活，与他曾经叱咤风云的军长身份形成鲜明对比。

与此同时，刘建民的游击队在湘鄂边界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将200多人的队伍分成十几个小组，分散在各个山区活动。每个小组由一名党员带队，负责发展地下党组织，收集敌情，寻找补给。

刘建民创造性地开展了＂地窖战术＂。他让每个游击小组在深山中挖设多个地窖，用作隐蔽所和物资储藏点。这些地窖位置隐秘，只有相邻两个小组知道对方的地窖位置，这样即使有小组被敌人发现，其他地窖仍然安全。

1935年春，刘建民在游击区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救国会。这个群众组织以青年农民为主，成员们白天务农，晚上轮流站岗放哨，为游击队提供情报和物资支援。短短半年内，类似的组织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创新的群众工作方式让游击队获得了广泛支持。刘建民规定，游击队员必须帮助农民干农活，生病的群众送医送药，遇到纠纷主动调解。这种做法使游击队与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一位老农说：＂共产党的队伍就是好，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为了扩大革命力量，刘建民采取了＂三不一要＂的发展党员原则：不看文化程度，不看家庭出身，不看年龄大小，要看实际表现。这个政策为游击区输送了大批优秀的基层党员。他们中有放牛娃，有青年农民，甚至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都成为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

1936年底，游击队在湘鄂边界已经建立了三个革命根据地。每个根据地都建立了完整的地下党组织体系，形成了＂白天是国民党的天下，晚上是共产党的天下＂的局面。游击队的队伍也从最初的200多人发展到近千人。

刘建民特别重视统战工作。他多次派人与当地的进步人士接触，争取他们支持革命。在他的努力下，一些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青年也加入了革命队伍。这些人后来成为游击区的重要骨干，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刘建民领导的游击队已经成为湘鄂边界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他们不仅保存了革命火种，还在敌后建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抗战时期的不同选择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涛和刘建民再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这一次，他们的选择更加鲜明地展现了各自的本色。

1937年8月，张涛被国民党派往湖南益阳，担任抗日后方县政府秘书。这本是一个施展才干的机会，但他却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发战争财上。利用职务之便，他与当地商人勾结，哄抬物价，囤积军需物资。短短几个月，他就在益阳置办了三处房产。

1938年春，益阳县政府组织募捐支援前线。张涛被任命为募捐委员会副主任，负责筹集抗日物资。他趁机中饱私囊，将募集来的棉衣、药品转手卖给黑市商人。当地报纸曾报道一起奇怪的案件：一批写着＂益阳县抗日募捐＂字样的棉衣，竟然在长沙黑市上出现。

与此同时，刘建民的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五支队第三大队。他主动请缨，带队深入湘北敌后开展游击战。在他的带领下，这支队伍创造了一个特殊的战术：利用当地特产竹子制作＂地雷竹＂。他们在竹筒里装填火药，埋设在敌人必经之路，造成了显著的杀伤效果。

1939年冬，日军对湘北发动扫荡。刘建民带领部队采取＂反扫荡＂战术，不与敌人正面交锋，而是化整为零，专打敌人的补给线。他们白天隐蔽在山区，晚上出击破坏敌人的补给线，迫使日军疲于奔命。这种战术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还给敌人造成了重大损失。

1940年，张涛因贪污案被撤职查办。但他利用在国民党军中的关系网，很快摆脱了指控。之后，他来到重庆，靠倒卖军需物资继续发财。据统计，仅1941年一年，他就在重庆银行存入了十几万法币。

与张涛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建民带领的部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日。他们经常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有时甚至要靠野菜充饥。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仍然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秋毫无犯。

1942年，刘建民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当地群众轮流把他藏在家中治疗，还组织妇女纺织队为伤员制作绷带。这种军民鱼水情，成为他领导的部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1944年，张涛因涉嫌给日军提供情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经过审讯，虽然叛国罪名不成立，但他的投机倒把行为被证实。最终，他被判入狱三年，所有财产被没收。这位曾经的红军军长，就这样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度过了抗战的最后岁月。

而刘建民率领的部队，在抗战后期发展成为一支拥有3000多人的劲旅。他们不仅打击敌人，还在根据地建立了中小学校、诊所等机构，为群众办实事。当地群众编了一首歌谣：＂新四军，好样的，打鬼子，有一套，军民情，一条心，抗战胜利有指望。＂

五、解放战争中的最终命运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涛出狱。他先是在南京游荡了一段时间，后来辗转去了上海。在上海，他靠做商业中间人为生，专门为国民党军政要员介绍商业往来。这种投机倒把的生活方式，与他昔日的军人身份形成了强烈反差。

1946年初，内战爆发。刘建民率领的部队此时已发展成一个主力团，被编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他们在湘北地区展开了一系列战斗，先后攻克了十几个县城，为解放军在湖南的战略部署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夏，张涛在上海的生意失败，欠下巨额债务。为了躲避债主追讨，他逃到了香港。在香港期间，他经常出入赌场，最后输光了所有积蓄。一位当年认识他的故人在香港偶遇他时，看到的是一个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落魄者。

同年，刘建民指挥部队参与了著名的松宜会战。在这场战役中，他采用了一个独特的战术：让部队携带简易木筏，利用当地纵横交错的水网优势，实施突然袭击。这种战术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初，张涛在香港潦倒之际，竟然收到了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的秘密联络。军统想利用他熟悉共产党的经历，派他回大陆做情报工作。张涛为了活命，接受了这个危险的任务。他化名李德才，潜入广州开展情报活动。

然而，他的这次行动很快就以失败告终。1948年5月，张涛在广州被地下党组织识破身份，当场被捕。经审讯，他交代了军统安排的所有任务。这次失败后，他被关押在一个秘密地点，直到广州解放。

与此同时，刘建民的部队在湘北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战果。他们不仅配合主力部队解放了多个城市，还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了广泛的人民政权。到1949年初，他们控制的地区已经发展成为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基地。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张涛在押期间表现还算配合，新政权考虑到他已经失去了社会危害性，决定从宽处理。他被安排在广州一家工厂做普通工人，开始了新的生活。

解放战争结束后，刘建民继续在部队服役。他所创建的游击战术和群众工作方法，被整理成教材在部队推广。他经常给新战士讲述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用亲身经历教育下一代。

1950年2月，张涛因病去世，终年52岁。他死时，身边只有几件简单的随身物品。工厂按照一般工人的待遇为他办理了丧事。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红军军长，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1962年，刘建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临行前，他特意回到了当年游击战争的地方。当地群众得知他要来，自发组织了欢迎仪式。一位老乡拿出了一面珍藏多年的红旗，那是1935年游击队在这里活动时用过的。这面历经战火的旧旗，见证了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