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官儿做大了，未必是好事。

广明元年（880），黄巢大军兵临长安城下，唐僖宗丢下百官，仓皇出逃四川。长安城破后，起义军“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对滞留城内的官僚也毫不留情。史载，包括宰相豆卢瑑、崔沆、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在内的百余名高级官员相继被杀。一时间，“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仅仅二十多年后，历史重演。

天祐二年（905）六月，包括尚书左仆射裴枢、右仆射崔远、吏部尚书陆扆、工部尚书王溥、兵部侍郎王赞等人在内，唐朝数十名高级官僚受命聚集于滑州的白马驿。如此场面，以往只有在帝都才能见得到。然而，这次“集合”实际上是一场血腥骗局。不多时，随着朱温的一声令下，毫无防备的唐廷大员们悉数被杀害。

此时，一个名叫李振的幕僚觉得仍不解气，他对朱温说：“这些人向来以清流自居，应该把他们扔进黄河里，跟浑水永远混为一体。”（此辈尝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为浊流也。）

朱温命人照做。顷刻间，三十多名官员的尸首被投进黄河，一众“清流”消失在了浑浊的河水之中。由于事发白马驿，后世便将这场政治屠杀称为“白马之祸”。

历史的巧合总是在延续。提议弃尸黄河的李振，与黄巢一样，也曾屡试不第。他们对于权贵的恶意，也在延续。

▲黄河壶口瀑布。图源：摄图网

一个人想要在唐代靠科举入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任何制度在初创阶段，通常都不能称之为完美。在历经千年的科举史中，唐代科举的录取人数明显偏少。

唐代科举主要分为常科（科目、考试时间固定）与制科（科目、时间均不固定），其中常科主要包括明经与进士两科。有人做过统计，在唐朝统治的289年时间里，科举取士共8341人，其中进士6773人。偌大的王朝，平均每年录取的进士仅有二十多人。

针对这一现象，开元年间的国子祭酒杨瑒曾经吐槽道：“省司奏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窃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余人，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

为了通过这座窄小的独木桥，学子们皓首穷经。46岁的孟郊在考中进士后难掩喜悦之情，写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狂喜之句。而与孟郊命运相反的，是一批又一批名落孙山的考生。

他们中的多数人会反思自己的不足，少数人会象征性地发一下牢骚。但像晚唐时期这样，接二连三出现落榜士子肇发事端，不可谓不诡异。究其原因，让黄巢、李振等人如此愤怒的，不是录取名额数量的限制，而是录取过程中存在的不公。

科举制的诞生，是君主集权的结果。此前，无论是汉代察举制，还是魏晋九品中正制，选官的权力事实上一直为各级世家大族所把持，导致皇权孱弱。为将这项权力收归中央，实现集权，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七年（587）实行分科举士，之后唐承隋制。然而，被夺走权力的世家大族们又岂会甘心？在唐朝实行科举、普选人才的过程中，皇权与门阀的较量未曾停息。

▲唐承隋制，以科举作为选拨官员的手段之一。图源：网络

唐朝科举中普遍存在“行卷”和“公荐”等现象。所谓行卷，就是考生将自己的作品呈送成名文人或权贵阅览，以增加知名度。而公荐，则是考生依托有名望之人向考官举荐自己。行卷和公荐发展到最后，甚至能取代考场上的答卷，成为决定士子能否入榜的关键性因素。在此背景下，即便再努力的士子，也敌不过人情与关系网络。现实往往是“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故者以情托”，以至于科举走后门、入仕靠关系的现象公开且合法。

此种现象的持续泛滥，使得新、旧豪门逐渐把持了唐代科举，以致“榜出率皆权豪子弟”。这也暴露了唐代政治中非常尴尬的一个现实：原本用于剥夺门阀选拔人才权力的科举制，又逐渐被世家大族加以利用，为自己的亲族好友大开方便之门，最终“每岁策名无不先定”。

对于这等不公现象，许多晚唐学子愤恨不已。诗人杜荀鹤曾作《投从叔补阙》：“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直言晚唐科举选人唯亲，毫无公平性可言。

时代不公投影到李振身上，或许就是他“自以咸通、乾符中尝应进士举，累上不第”的缘由，也是他对豪门权贵“尤愤愤”的原因。

科举原本向底层才学之士敞开了入仕大门，现在却砌起了一道高高的栅栏，里面的风光虽然可以看得见，但栅栏外的人却总是够不着，很难不让他们产生怨恨之心。

前途阻塞，有人止步不前，有人另辟蹊径。

落榜士子不仅要面临名落孙山的失意，有时还要为生计问题而烦恼。晚唐人孙樵就曾记录自己落魄时的窘态。他长年在长安寓居备考，一连考了十年，却都屡试不第。由于一门心思地投入科举，不事生计，导致囊中羞涩，白天饿得头昏眼花，晚上冻得难以入眠，连朋友都尽皆离他而去，最终“悴如冻灰，癯如槁柴”。

对于唐朝的士子而言，需要理想，更需要直面生活。许多人在多次落榜之后，为生计和前程所迫，不得不开始寻求新的出路：

其一是隐居，其中以郑云叟最为突出。郑云叟自幼勤奋好学，“为文敏速遒丽”，尽管如此，这位大才子在唐昭宗时期参加进士科考试，却名落孙山。性格“耿介不屈”的他潇洒地留下一句“用浮名之撄我心，使郁郁然若是耶”，便不顾家人反对，隐居少室山去了。妻子来信劝其归家，他将信件“悉投于火”。好友给他介绍工作，他也是“拒而不诺”，全然一副看透世俗的心态。

其二是造反，当以黄巢最为盛名。黄巢年轻时试图用知识改变命运，但“屡举进士不第”，最终将失意的怒气转化为政治报复，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反唐起义，为晚唐敲响了丧钟。

其三是便加入藩镇幕府。中晚唐时期，唐朝中央衰微，地方藩镇林立。各地节度使宛如土皇帝，不仅手握财权兵权，并且开设幕府，吸纳人才为自己服务。

科举入仕的失意，同样改变了李振对前途的选择。他最终放弃科举道路，改走军功入仕路线。多年之后，他晋升至金吾（卫）将军，正当朝廷改命他为台州刺史时，命运却跟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史载这一年“盗据浙东”，当地发生了严重的割据叛乱，受此影响，李振赴台州任职一事也化为了泡影。

向西折返的途中，李振路过开封。

当时，开封是宣武节度使朱温的地盘。深感前途迷茫的他尝试着毛遂自荐，求见朱温。史载，李振见到朱温后，“以策略干太祖（指朱温），太祖奇之，辟为从事”。从此投入朱温帐下，成为其幕僚。

在朱温帐下从事日久，李振的心态悄然发生了转变，他不再以唐廷中央为尊，而是着眼于现实，尊幕府而弃朝廷。

当然，李振的心态转变并非个案。朱温帐下的敬翔、张策与苏楷等人，都是放弃向体制内发展，通过向幕府投简历，而成为朱温事业发展的左膀右臂。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对此解释道：“足不涉天子之都，目不睹朝廷之法，知我用我，生死以之，而遑问忠孝哉？”

晚唐士人的心理转变，多少带点实用主义精神。

黄巢之乱后，唐朝已然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但朱温篡唐需要一个过程。

当时，但凡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意识到，唐朝灭亡的形势已经不可逆转。于是，有人试图加速这一进程。

光化三年（900），神策军左中尉、宦官刘季述等人觉得唐昭宗“严急”，并不是个安分、好控制的主儿，一番权衡之下，便有了另立幼主之念。

如今是地方节度使的时代，废帝一事，自然还需考虑节度使们的态度。最起码，他们的行动至少需要得到一个实力派的支持。刘季述第一个想到的，是朱温。

▲唐昭宗画像。图源：网络

朱温通常都不驻留长安，而是由李振往来京城，代其处理事务，沟通唐廷中央。所以，刘季述派人跟李振搭上了线。怎料，话一出口就遭到了李振的痛斥：“百岁奴事三岁主，乱国不义，废君不祥，非敢闻也。”当场替朱温拒绝了这项合作。

李振之所以反对废黜皇帝，并非心恋唐廷统治。在他看来，朱温尚未积累足够的政治声望，此时并非代唐上位的最佳时机。

刘季述寻求支持未果，决定孤注一掷，于当年十一月发动了政变，将唐昭宗软禁，废为太上皇，并伪诏禅位于年幼的太子李裕。与此同时，刘季述也做了另一手准备，派人拿着假的禅让诏命到开封拜会朱温，称唐朝想让国于朱温。

为此，朱温的幕僚们分成了两派。以刘重楚（刘季述之兄）和张浚为首的一派极力怂恿朱温接受宦官的提议，荣登大宝。而从长安归来的李振则坚决反对，建议朱温举兵勤王讨贼，诛杀宦官，并声称“行正道则大勋可立”。

朱温一听，恍然大悟，遂派李振再入长安，联合时任宰相崔胤救出唐昭宗。

经此一事，唐昭宗得以复位，朱温也因救主获封东平王。事后，朱温开心坏了，拉着李振的手坦白道：“卿所谋是吾本志，穹苍其知之矣！”

李振的一番布局谋划，让“王”与“皇”之间的距离又近了一步。此后，他在协助朱温篡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天祐元年（904），朱温将唐昭宗和朝廷从长安强行迁至洛阳。同年八月，朱温派朱友恭等人闯宫，杀死了唐昭宗。然而，在面对弑君的恶名时，朱温却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这时，李振提醒他：“昔晋司马氏杀魏君而诛成济，不然，何以塞天下口？”

成济，三国时期的魏国将领，同时也是司马昭的心腹。甘露五年（260）五月，魏帝曹髦不甘做傀儡皇帝，为司马氏一族所摆布，决意反抗，结果被成济当众杀死。事后，司马昭为平息众怒，并撇清其中关系，下令将成济诛杀。

李振此言一出，朱友恭成了翻版的成济，兔死狗烹，朱温也借此洗白脱身。

唐昭宗死后，年仅13岁的李柷被立为新君，史称唐哀帝。在朱温眼里，这个傀儡小皇帝根本成不了气候，而真正让朱温觉得碍手碍脚的，是一众唐廷官员。而这些人，也正是李振一生痛恨之辈。史载，李振“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绅之士”，将自己屡次名落孙山的原因，全部归结于当朝士大夫把持科举。

李振向朱温建议：“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且王欲图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难制者也，不若尽去之。”朱温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天祐二年（905）六月，朱温将三十多名朝臣骗至滑州白马驿，进行了一场有计划的政治屠杀，并在李振的提议下，将群臣的尸首尽数抛入黄河。

▲在李振等谋士的策划下，朱温派兵诛杀朝臣。图源：纪录片截图

白马之祸发生后，幸存的士大夫闻风丧胆，根本不敢入朝为官，朝廷中对朱温的反对之音也愈发减少。

当李振配合着做完这一切，朱温的篡唐之路已尽是坦途。天祐四年（907）四月，朱温在百官的“劝进”之声中，假惺惺地故作推辞，最终“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唐哀帝的禅让，以“开平”为新纪元，改国号为大梁。此刻，立国289年的李唐王朝正式落幕。

历史通常只会记得朱温篡唐的宏大叙事，而选择性忽视了小人物李振等人在幕后的推波助澜。自从选择跟随朱温之后，李振就逐渐活成了自己当初最讨厌的样子——他无比痛恨权贵，但当自己成为权贵时，却无比享受，毫无自省的觉悟。

据史料记载，唐王朝迁都洛阳后，李振经常作为朱温的代表入朝，一时风头无两，容人之量却越来越小。每当有官员得罪他，动辄就被罢黜贬官。许多官员私底下将其比作“鸱枭”（即猫头鹰）。

朱温篡唐后，李振官至户部尚书。不过，随着后梁乾化二年（912）朱温被弑，李振飞扬跋扈的做派也逐渐收敛。

朱温死后，先后继任的朱友珪、朱友贞和历史上大多数君主一样，对前朝老臣并不感冒。李振自然明白“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尽管头上顶着个崇政院使的帽子，但他经常托病不朝，后来更是挂职闲居，不问朝政。

后梁龙德三年（923），是权力再度洗牌的一年。这一年，沙陀人李存勖正式称帝，建立后唐政权，并于同年底攻破开封、洛阳，终结了死对头朱氏所建立的后梁政权。

每当一个政权到了覆亡的最后一刻，政治场上的众生相便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后梁大多数臣子选择了投降后唐。但对于是否“易主”这件事，李振的心里很没底。

他找到当初一同辅佐朱温的敬翔，试探性地问道：“如果唐帝有诏免除我们这些人的罪过，我们要不要一起去朝见新君（指李存勖）？”

敬翔听了便反问道：“我们两个人身为梁相，国君昏庸时不能进谏，国家灭亡时又不能挽救，如果新君问起，我们将如回答？”

听闻此言，李振已然清楚，敬翔心里不赞成投降后唐政权。

于是乎，一场关乎两人前程与命运的谈话无果而终。

在新、旧政权更替的那一刻，李振的求生欲最终战胜了虚无缥缈的气节。他选择了胜利者，一如当年朱温代唐时那样，唯强者侍之。

翌日一早，李振独自向后唐庄宗李存勖请降。

得知李振变节投降，敬翔气得破口大骂：“李振根本就不是一个大丈夫！”随后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气节——上吊自杀。

李振虽然投降了后唐，但并不意味着就能得到善待和善终。后唐重臣郭崇韬对他的变节行为极为鄙视，逢人就说：“人们都说李振是一代奇才，我看他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后梁降臣段凝也因为私人旧怨选择背刺李振，向唐庄宗进言，称李振等人是首要战犯，不可饶恕。一时间，李振在后唐的风评急转直下。

真正决定李振命运走向的，是后唐庄宗李存勖。

▲后唐庄宗李存勖是沙陀人，并非李唐皇室后裔。图源：网络

后唐虽然是沙陀人建立的政权，但在法统上试图追续李唐王朝，因此与李唐王朝在名义上“同国同姓”。李存勖自然要趁着后梁覆灭，为李唐王朝复仇，以此为自己正名，于是下诏：“敬翔、李振带头辅佐朱温，共同倾覆唐朝……一并诛灭全族。”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历史的回旋镖击中了李振。曾经一手推动灭李唐的李振，最终死在了另一个“李唐”的手里。曾经相信上流只能“物理消灭”的李振，如今成为了被“物理消灭”的对象。而李振全族被尽数诛杀的这一刻，惨状恰如当年的“白马之祸”。

屠龙者终成恶龙，恶龙终将被屠杀，历史再一次完成了血腥而残酷的闭环。

参考文献：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

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贾发义、王洋：《“白马驿之祸”与唐末幕府文人心理》，《中州学刊》，2016年第2期

姜维公、高文辉：《“白马之祸”考析》，《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黄云鹤：《唐宋时期落第士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伍纯初：《朱梁集团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