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渝生
五
所谓晋绥边区和军区，这个绥指的是绥远省，那里有个大青山根据地，属于120师的地盘。到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与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1942年至1943年，120师兼晋绥军区部队作战1755次，日均作战近5次。1943年的半年里，共进行大小战斗711次，主动战斗占百分之七十六，被动战斗占百分之十二。而伏击、袭击战又占主动战斗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敌我伤亡的对比是1340比825人，即敌人伤亡1•84人，我伤亡1人。
1943年下半年，晋西北根据地的人口恢复到100万人。10月4日，日军在兴县以西的小善畔村被八路军包围，双方激战至11日拂晓，歼灭日军700余人、伪军100余人，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15挺、长短枪200余支、子弹3万多发及其他军用物资。我军伤亡216人。
从1942年起，120师即组建大量武工队和民兵组织对敌作战，设法把敌人“挤出去”。就是一个个拔除敌人的据点，拔一个少一个，敌人见待不住了，就只能撤走，实为各个击破。
1943年，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两个边区，财政经济均有了很大起色。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说：特别是这一年，晋绥给以很大的帮助，送来大量特产，并由陕甘宁代销晋绥特产，抽百分之二十的贸易税，作为财政收入。其余作为财政家务之积累，这样建立了雄厚的家务，使党政军人员生活，进入相对的丰衣足食程度。
这个特产是什么东西，难道会是山西的煤炭吗？当然不是了，在这里就不明说了吧，父亲说他种过这种特产。朱德出自滇军，懂得如何养兵，当年滇军的路子是行得通的。再说特产能当药品，能治各种各样的病，并且还很见效。
1942年12月，父亲调去晋绥三所当看护员，证明人还是李四四，看来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看护员应该还是战士，做的是最基本的普通工作。脏和累是免不了的，但是很年轻啊，也才17岁，部队里还是属于小鬼兵。
有一个叫张汝光的任师卫生部医务主任，后任边区卫生部副部长。他是31年的老红军，55年的少将，总后卫生部副部长。父亲等一帮年轻人受他的领导，并逐步熟悉了工作，渐渐成长起来。
1944年5月，父亲在当兵6年之后，在晋绥卫生部转为护士，成为了基层医务干部。证明人是董炳琨。董炳琨是父亲最亲密的战友，同为老乡，同在1939年入伍，他们的岁数相差1岁半，能说在一起，干到一起。到45年3月，董炳琨又成了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我至今保存了一份用毛笔手抄的《入党自愿表》，其中的介绍人一栏中，董炳琨三个字赫然在目。
父亲的战友很多，尤其是广西桂林步校门诊部的战友，我记下了30多个人名，居家的左邻右舍也都是门诊部的人。但是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的战友，我一无所知。董炳琨后来去了朝鲜战场，回国留在了北京，最后任协和医院副院长。算来今年有一百多岁了，愿他老人家健康平安。
六
八路军120师是个冷门部队，在军事文学作品中不大怎么宣传他们。在河北邯郸涉县129师司令部旧址，是个著名的4A级旅游景点。而山西的兴县晋绥军区所在地，虽然也是4A级旅游景区，但是去的人并不多。
兴县属于吕梁市，马烽、西戎所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就是晋绥军区领导的民兵组织。抗战时期，晋西北尤其是吕梁地区，由于人口稀少、负担能力低，坚守晋绥的八路军120师发展不大。1937年8月红军整编时，120师为1.4万人，其中8218人东渡黄河开赴前线，其余部队留在陕甘宁，被划入八路军留守兵团，到1940年部队发展到55890人。后来历经数次精简，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时，部队总数仅为4.5万余人，比红军整编时扩大3倍多。同期，八路军从4.6万人发展到102.9万人，扩大22倍多。
从部队的数量看，1940年后，120师几乎没有扩展，但作战次数与歼敌人数均超过两位数。累计作战次数占八路军作战总数的10.1％，累计毙伤敌军占八路军毙伤总数的14.1％。
抗战八年，在兴县发生的大小战斗共计200余次，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八路军牺牲2000余人，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120师暨晋绥军区部队平均每千人作战224次，高于八路军平均数值1倍多；平均每千人毙伤敌军2231人，高于八路军平均数值2倍多；每毙伤敌军千人自身伤亡461人，比八路军平均值低5％。我为父亲老部队的战绩感到骄傲。
1945年5月，抗战胜利前夕，父亲在晋绥卫生部三所任护士长，此时他20岁，参军7年，证明人是靳西者。到1947年7月，父亲仍然在兴县晋绥军区，入卫校成为了学员，证明人刘鲁。
刘鲁是延安卫生学校第十一期毕业生，生于1917年，山东郓城人。38年6月参加八路军，抗战时期，历任学员、教员、主治医生、晋绥卫校教育科长，西南军区后勤卫生部野战外科主任，重庆第七军医大学训练部副部长。他77年以副军职离休，86年在重庆去世，享年80岁。说来父亲在七医大上学时，刘鲁仍然是他的领导。
到1949年7月，全国解放前夕，父亲仍然在晋绥卫生部，他调去了医政科任医生，证明人刘计。随后，父亲以一个解放军的身份进入大西南四川。
自全国抗日胜利之后，1946年9月中旬，八路军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父亲的八路军身份即到此结束。但是他与120师的关系并没有结束，直到晋绥军区机关一部在重庆落脚，与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合并，成为西南军区的一员。
1958年6月，父亲再由重庆迁往广西桂林步校，归属第四野战军。1960年8月，父亲返回重庆在第七军医大学上学。他提到的证明人是祁开仁。
祁是湖北潜江人，生于1908年，1935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抗战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重伤医院上校医务主任。1939年参加八路军，曾任晋绥军区手术医院院长和卫生部副部长，这时他是我父亲的领导。
祁开仁是55年的大校，61年的少将。父亲在七医大，第二次成为他的部下。加上刘鲁，在大学里，他的熟人还是有一些的。祁于91年故去，享年84岁。
其后父亲简历中的证明人我都认识，喊他们叔叔。如孟双珠，是北碚步校和桂林步校的门诊部主任。他是河北宁晋县的老乡，38年参加129师，在二野的12军36师，后任陆军181和163医院院长。还有卫德鹏是185医院主任，也是我家的邻居。到1970年9月，父亲的军医生涯到此为止，他离休于自己的故乡。1982年6月，他摘下领章、帽徽，彻底结束了军人身份。
七
母亲比父亲小三岁，出生于1928年10月23日。籍贯河北省曲阳县产德乡北水峪村，家庭成分为中农。在8岁之前，是在家里玩的小姑娘，与所有农村长大的小女孩没有区别。不像父亲总是捡柴火，但家务事肯定是有的。
母亲的下面有个妹妹，长大后就嫁去北京。她多次搬家，竟然住在了中山公园和中南海旁边的南池子，享受远高于寸土寸金的待遇。母亲的亲戚很不少，建国之后她回老家，许多人来看她，也有许多老家的人登门探望。
母亲9岁到14岁（1937至1941年），在本村上小学。她读书的时间比父亲要多，我见她的字熟练而流畅，我当兵后都是母亲给我写信。母亲上学时，全国已经开始了抗日战争，尽管中国的河北省已经沦陷，但是曲阳县还有读书的条件。有时鬼子扫荡也去那里，听母亲说曲阳属于敌来我往的游击区。离着保定重镇180里，而著名的地道战清苑县冉庄离保定不到60里。
曲阳有十大名山，县城距北岳恒山120里，这里都是八路军藏身的好地方。保定著名的白洋淀有许多抗日的故事，孙犁写了著名的《白洋淀纪事》。而《小兵张嘎》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
曲阳盛产汉白玉，是全国闻名的石雕之乡，汉白玉雕刻无与伦比。建国之后，曲阳的工匠为北京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母亲读书的这段时间，她的证明人是刘英。后来她们一起参军，刘英与丈夫留在了北京，在电子工业部六所工作。而母亲随我父亲去了海南岛，海南虽然无法与北京相比，但是海南是个让我终身不悔的地方。
母亲在40年的8月就是预备党员了，这时她不到12岁，证明人是韩义才和葛有余。这个年纪是够小的，但是有证明人啊。在另外的一份打印材料上见到，证明人是万友余。繁体字的萬字于葛字非常相似，而北水峪村就没有姓万的人。友余和有余也是同音字，于是出现了笔误。
同为1928年出身的著名演员田华，只比我母亲大两个月，家乡唐县离曲阳70里，她在1940年12岁时参军。田华加入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走上革命道路。1944年，田华入党。
1945年2月，16岁的母亲先在晋察冀边区政府工作，证明人是郭平。当时政府的所在地在保定阜平县，离曲阳有160里，是个山区县。距县城70里的神仙山，又名大茂山，曾是中国“三山五岳”中的北岳恒山，雄踞阜平、唐县、涞源三县交界处。其面积200余平方公里，海拔1870米。八路军在这个地方抗日，是非常好的根据地。
在边区政府才3个月，至4月，母亲又去了晋绥军区一所。这个地方在山西临县，与兴县一样，也是属于吕梁市。在这里，母亲的工作是看护，证明人是李淑枝。这些小姑娘与郭平一样，都是普通的小战士。
不知为什么，大概是晋绥军区三所缺人，在8月份，母亲去了晋绥军区三所，来到这里，她便与我父亲相识了。当时父亲的身份是护士长，专门管理这些小看护的。此时父亲20岁，7 年老兵，母亲17岁，参军不久，二人还都是河北老乡。在他们相识的当月，抗日战争就胜利了。大家欢天喜地，不言而喻，在心情好时，看谁都是很顺眼的。
在我的感觉里，父亲是个纯粹的技术干部，不会长篇大论，平时寡言少语，有点木讷，是个典型的老实人。他会抽烟，不会喝酒，对于醋是情有独钟。到老年时更是顿顿不离醋，并且还要拍蒜切碎泡在醋里。而母亲性格活泼，喜欢唱歌，并且音调准确，富有感染力。喜欢养鸡、养兔，种花、打太极拳。看书和杂志不少，把我写的信都装订起来保存。我觉得自己从小热爱文学，是受到母亲的影响。
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至1949年，母亲在晋绥军区第六国际和平医院，此时她18至21岁，由于工作出色，职务转为护士，不久转为医助。
这个国际和平医院位于兴县高家村镇碧村，晋绥时期这里曾是八路军120师医训队、120师卫生学校、120师卫生部，白求恩第六国际和平医院、晋西北军区卫生学校、晋绥军区卫生部、晋绥边区公安总局、晋绥新民主主义实验学校等机构驻地。1949 年5 月该院随军西进，搬迁到陕西省西安市，后来发展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说来母亲是“四医大”的老前辈了。
八
1949年初，在大西北革命11年的父亲和在大西北革命4年的母亲，分别徒步和乘车于4月来到西南军区留守处卫生处。留守处位于西安，其前提是，临汾战役于1948年5月结束，49年4月太原战役结束。处于晋西北的晋绥军区党政机关、军区机关还有各类学校紧急南下，相继通过太原迁入临汾。
晋绥军区的部队从临汾渡过黄河，一路向西进入西安。贺龙提出的要求是“开辟新区”，至于新区在什么地方，恐怕知道的人不多，应该是哪里有敌人就打去哪里，直到把他们肃清干净。
1949年5月底，中央确定了解放西南的战略方针，以大迂回动作，由二野所部插至敌后，先断其退路，完成包围，然后再打。贺龙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这样在49年11月，一野和二野发起成都战役，12月7日，成都和平解放，30日，一野18兵团入城。
父母亲入川是从西安过秦岭，男兵徒步，女兵乘车，他们先到安康、成都最后至重庆。这时候父母已经认识5年，双方的关系确定，这样在1950年11月至1953年，都在西南军区工人医院，并于1951年5月8日结婚。
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们一起再向南至广西桂林步校。工作8年之后，再向南至海南岛185医院，工作5年之后，被上级安排离休。而我走的更远，来到海南岛最南端的崖县（三亚）天涯海角之南的西岛，再往南就是西沙群岛了。
父母的军旅轨迹，从野战军算起，由一野至二野再至四野。贺龙的部队如同漂萍，谁要就配给谁。拆分部队是我军的传统，从红军时期就开始拆，通俗的说是拆东墙补西墙，哪怕东墙没有了，只要西墙结实即可。至于人员的相互调动，更是很平常了。如120师出自于红二方面军，但是三分之二的旅级干部来自红一方面军。这样的事情没完没了，不排除许多干部吃了山头的亏。
父母的军旅生涯结束于过早的离休，这个1970年的政策影响了他们的一生，也影响了我的一生。这里不细说了，我的一生在社会上算个什么，而对我个人来说却算个什么。
父母两位晋西北的老八路，决定了我的人生。在这次的写作中，我对山西兴县有了新的认识，后悔没有早去那个地方。于是决定在今年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一定要到哪里好好看看，带着对父母的感情，带着对120师、晋绥军区的崇敬，来加重生命的分量和不可或缺的价值。
（完）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石渝生，1952年生于重庆，58年在桂林，66年在海南，69年服役于海南军区榆林要塞任参谋，82年转业于河北辛集市文联。2012年退休，居住石家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