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大院故事)我九岁那年

大院文化 2025-03-05 05:03:08

作者/北京之春

左一是我

我的九岁是在“文革”中渡过的。

因为父亲去丰台“支左”,母亲在崇文门上班,都顾不上管我,只好又把我送到姥姥家去上小学。

姥姥家在北京东城区宝钞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院子是个两进院,门房进去就是一道屏门,把院子一分为二,屏门里一棵一抱多粗的大枣树,高过房脊,春天枣花飘香,采蜜蜂鸣;秋天满树通红,一串串大枣压弯了枝头,给这小院增添了不少生机。

院里住着六七户人家,可是我这个辈分的孩子只有我这么大的一个,成天见人不是叫姥姥、姥爷,就是叫舅、叫姨的。在部队大院待惯了,来到这里真觉得憋得慌。姥姥管得我很严,下了学就不让我随便上街,说是外面太乱。在家里最高兴的事,就是到大门口看附近几个中学的队鼓队在胡同里PK鼓技。由几十个人组成的鼓队,队员们穿着各自的校服,背着大小队鼓、拿着大小镲和长短号,行进中,随着指挥的手势和他手中红缨枪似指挥棒的挥舞,鼓声突起。大队鼓擂得震天动地,小队鼓敲得清脆响亮,大小镲打得整齐悦耳,长短号吹得嘹亮动听。鼓乐节奏清晰,此起彼伏,像潮水在胡同中奔流,一浪高过一浪。几个学校的鼓队常常隔不了多远的距离,轮番上阵,让我乐此不疲,驻足观看。

我们学校草厂小学,在鼓楼附近的胡同里,大门冲着胡同的三岔路口,显得宽敞不少,侧对面一个深宅大院,一幅“打到刘宁一”(时任书记处书记)的大标语贴在外墙上,透露了院子里的秘密。学校不大一个长方形的校园,连个像样的操场都没有,每个年级也就三四个班。

学校虽小,上级也给派了军代表,海军的石连长,一身灰色军装,红色领章、帽徽,极像“洪常青”的派头。我的班主任,是个二十出头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女老师,叫程佳萍。她浓眉大眼,两条粗粗的大辫子,很喜相。

我在部队幼儿园受了学前教育,上了小学,学习很轻松,加之那时候表现欲也很强,上课抢着发言,班里有什么事都抢在前面,自习课同学们乱哄哄的,我就敢起来制止,因此很受程老师的青睐。那时的语文教材,课文不是标语口号就是毛主席语录。记着小学的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那时说不上有什么远大志向,就知道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具体的职业在脑子里一片空白。

学校搞清理阶级队伍,一位女张老师,稀里糊涂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轮流到各班接受批判,我就成了班里的主持,站在讲台上,学着社会上大人开批斗会的样子,小手一拍桌子,大喊:“把历史反革命分子张XX押上来!”两个只到张老师耳垂高的男生,一人拽着一只胳膊,做成当时最流行的“喷气式”动作,把她押了上来,同学们谁也不知道应该问什么,就是喊口号,叫她低头认罪,不认罪就叫她灭亡等等。其实那都是老师们在打派仗,我们学生却当了炮灰。

那时,唯成分论正甚嚣尘上,学生们一上学就填表,最关注的是家庭出身一栏。谁是什么出身一下大家都知道了。一位姓宋的同学,家庭出身是地主,他自己在说笑中说:“我是毛主席的儿子。”我们几个同学抓住就不放了。质问他:“你凭什么说是毛主席的儿子,你是地主的儿子,是在给毛主席抹黑。”还拉着他到他家闹,对他妈说:“你们儿子真反动,本来是地主的儿子,却想当毛主席的儿子。”大人那时真不敢惹我们这些冲劲十足的小祖宗,怕没事找事,引火烧身。只好耐着性子对付我们,说他们儿子不对,瞎说八道,请你们原谅他,我一定好好教育。我们见人家服软给了台阶下,也就顺势而下,扬长而去。

后来我在班里成了红人,被老师和同学推选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自己写“讲用”稿,并请小舅又给润色了一下,在家里好好准备了一番,把稿子念得滚瓜烂熟。后来在河北北京中学大礼堂,向全校师生作“讲用”发言,狠抓活思想,猛斗私字一闪念,以毛主席语录为论据,查问题根源,找解决办法。

第一次登台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心里一直在打鼓,上了台眼睛只是盯着字里行间,不敢抬头往下看黑压压一片人影,语速像在打机关枪,完全没有了阴阳顿挫,好在一字不错地念了下来,居然还赢得了一阵掌声。

那时候,最盼望放寒暑假,能回家在大院玩,孩子多,玩的花样多,也热闹,还能跟在哥哥屁股后面,跟着大孩子玩。哥哥他们大一点的孩子,院里面专门成立少年之家,由两个部队的女干事组织他们活动,排练文艺节目,出去游园,组织游泳,活动特别丰富。

不知什么时候,哥哥他们大孩子在院里分成了两派,原来的好朋友反目成仇。以人划线,弟弟们肯定就跟着哥哥们跑了,他们还是以文斗为主,可能偶尔也有冲突,但没有闹出什么大事 。相互都在给对方起外号,一人不落。都是根据什么电影反面人物、姓氏的谐音、长相特点等等。比如:烂鱼头、张半拉、马小辫、四和尚、蛐蛐、摇煤球等等。

哥哥和大孩子出大院玩从不带我,有时跟出去很远也被赶回大院去。只好回去找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玩,院里有个大“游戏场”:纸毛房,是一个有几百平米的简易房,大约5、6米高,里面堆放着部队印刷厂裁剪下来的边角废料,纸毛堆成了小山,我们可以用这些废纸把自己武装起来,叠手枪,编子弹袋,挂在身上也是威风凛凛;拿纸叠子弹,打弹弓仗,一攻一守好不热闹;挖地道捉迷藏;在纸毛上翻跟头,从高处往下跳练胆儿。在这里玩法翻新,乐趣无穷。

我的九岁就是在这么无忧无虑中渡过的,在动荡的环境里,不知不觉中我也干了些荒唐的事情,完全落下了那个年代的历史烙印。孩子能懂些什么,只有随波逐流,社会的洪流冲向哪里,也只好在哪里飘荡。

没想到的是,十几年之后,我却在学校侧对面的深宅大院里工作了几年,为一位德高望重的首长服务。我也曾到母校找过我的班主任程佳萍老师,一位教工告诉我她正在给学生上课,因而错过了一次再见面的机会。由于职业对我的要求,没能再去学校找她。如今这个学校已经不复存在变成了幼儿园,但我依然怀念着我的班主任程佳萍老师。

作者简介:从小在总参军训部(训练总监部)大院长大,后随父亲到陕西韩城支左,最后又随父亲离休定居河北省石家庄市。本人下过乡、当过兵、作过营销,现已退休,在北京带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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