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中段，约1800公里长的旅程中，坐落着一个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城市——济州。它位于长江流域向华北丘陵的过渡地带，毗邻山东与江苏的交界，是运河全程中的最高点。如何让河水逆自然流向，穿越这一“水脊”，并在北方干旱地区维持足够的水量，成为连接运河至大都的关键挑战。自至元十七年始，元朝着手疏浚任城至东平的济洲河，开凿东平至临清的会通河，以及大都至通州的通惠河，初步构建了京杭运河的南北通道。然而，即便如此，枯水期仍严重限制了航运，尤其在明朝洪武年间，黄河决口导致新开的水道频繁堵塞，运河漕运近乎停滞。在此危急时刻，明朝工部尚书宋礼受命解决问题。在多次实地探查与尝试未果后，他采纳了当地一位学识渊博、精通水文地理的乡绅白英的建议。在济州最高点南旺，他们筑堤建坝，设立水闸，巧妙地将济水、黄河、汶水和洸府河的水源汇聚一处，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相互连通的水网系统。通过精确调控六座水闸，按照“三分供应朝廷，七分流向江南”的原则分配水流，既调节了水量，又确保了船只的顺利通行。这一方案从根本上解决了河道淤积和水源短缺的问题，保障了大运河的水运畅通。
考虑到济州在南北河运主干线中的关键位置，元朝取其“济水平安”的美好象征，将原名济水相关的济州县更名并提升为济宁府。元、明、清各朝均设立专门的河道管理总署，除短暂时期与淮安和京畿并存外，国家的水利管理总署长期落户济宁，负责“南北漕运的管理”。总署下设专业的军队与72个职能明确的部门，历史上曾有上百位知名治河官员如宋礼、潘季训、林则徐等在此履职。因此，济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运河枢纽”。作为南北运河的交汇点、漕运的关键节点以及河道管理的中心，济宁成为“四通八达之地，商贾汇聚之所”，“官船商船聚集，密布于济宁城下”。济宁迅速发展成为商贸繁荣、店铺密布的商贸与交通枢纽，大宗南北商品在此交易。马可波罗惊叹于河中船只的数量之多。文人墨客也描绘出“日中市场货物堆积，红绿碗碟如山；商人逐利夜晚不散，酒楼歌馆热闹非凡”的繁荣景象。大量人流、商贸繁荣以及经济富裕，促使融合了南北风格的园林宅邸、楼堂馆所和客栈餐馆等不断涌现。这使得济宁成为鲁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民间素有“江北小苏州”之称。
我家的祖先故居位于济宁城南石佛闸北侧，紧邻运河堤岸。这道堤岸，原本是为修建水闸而堆积的土方，久而久之形成了小山丘般的存在。尽管当年用于调控水流的闸门已不再使用，只剩下斑驳的青石闸座遗迹，但那些为抵挡洪水冲击而筑起的巨大土堆，却意外地成为了后世人们建造房屋的理想地点。长辈们常说，这里的地势相当高，几乎与济宁城内最高的太白楼顶相媲美。因此，尽管我们的老宅位于水乡地带，却从未遭受过洪水的侵扰。
居所紧邻运河，每日清晨醒来，首先映入眼帘的，要么是河面水位的起伏，要么是河面上往来不绝的舟船。直至二十世纪后半叶，家乡的运河漕运依旧繁盛，货轮、渔船与客运船只络绎不绝。在那个时代，仅有少数客运船只装备了内燃机动力，而绝大多数渔船与货运船只则依赖人力操作。货运高峰期，拉船的纤夫们发出的号子声连绵不断，昼夜可闻。记忆中的那些号子，尽管旋律简单，却充满力量。号子通常由船头掌舵的艄公发起，岸边的纤夫们随之应和，内容并无固定模式，多为即兴创作，顺口而出，诸如“兄弟们啊，使把劲啊，济宁城就在前头啊，家里的娘子等着咱啊，盼着咱回去共进餐”之类。纤夫们的回应更为直接，往往是在起句的末尾加上“嘿哟”或“嘿呀嘿”等衬词，或许唯有这种简短有力的调子，方能鼓舞士气、协调动作、消解疲惫。或许是因为我们住在河堤附近，家中常有筋疲力尽、气喘吁吁的纤夫敲门求水解渴。回忆里，祖母总是热心肠地准备茶水，但纤夫们多半客气地拒绝，他们只愿饮用院中井里的水，因为干渴与行程的紧迫让他们等不及开水冷却。
这条河流终年不息，极大地方便了居民的日常洗涤需求，同时也成为了夏日里人们避暑、游泳的理想之地。河中鱼虾蛤类资源充沛，家家户户都备有简易的捕鱼工具，傍晚时分，河边常可见到放置的鱼笼鱼网，次日总能有所斩获。不少游泳高手潜入河底，每次都能捞出满满一盆的河蚌和螺蛳，足以供全家享用一顿美味的河鲜大餐。一年四季，只需简单制作一个钓钩，配以几条蚯蚓作饵，坐在河岸垂钓一两个小时，往往都能有所收获，若是运气好，钓上几条几斤重的大鱼也并非难事。石佛闸口早年挖掘的巨大圆形水域，如今已无需用于船舶停靠，宽广的水面常年布满渔网，家家户户有客来访时，随时都能买到待客的鲜美水产。早年开凿的越河，如今已转变为莲藕种植和鱼虾养殖的池塘，成为了居民休闲放松的街心公园。即便冬季运河封冻，河面也变成了人们滑冰、抽陀螺以及利用雪橇等工具运输物品的场所，充满了欢声笑语。
自幼年至成人，运河始终伴随我的成长，直至离家求学之时。有趣的是，无论是在外地学习还是工作，我与运河的缘分似乎从未断绝。在济南求学期间，我所在的区域临近运河城市临清；而在北京工作时，更是身处大运河的终点。世纪末的一次出差，我顺路回家探望运河，却惊讶地发现，记忆中的运河已不复存在。航道堵塞，航运停止，河水污染严重，眼前一片荒凉，这让我毫无防备，心中涌起难以名状的失落与悲伤。返回北京后，我连续数日心情沉重，徘徊在曾是运河终点的什刹海，希望通过积水潭中残存的一池清水和茂盛的荷花，找回一些对家乡运河的美好回忆。
步入新世纪，古老运河的命运迎来了戏剧性的重大转折。首先，国家启动了南水北调工程，使得这条曾多数被遗弃的运河再次肩负起东线调水的关键任务，运河的污染治理也被正式纳入国家议程。随后，大运河在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首，其历史价值得到了重新认识和评价。紧接着，政府将京杭大运河作为候选对象，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在这系列事件中，我因职务调整，被派往天津负责文化事务，大运河的申遗工作自然而然地成为我职责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多年后，我仍清楚记得与市领导的对话。她指出，天津只是运河途经的一个城市，申遗的结果似乎与天津的直接关联不大，成功了也不算是多大的荣耀，但一旦天津的工作出现疏漏，影响了申遗大局，文广局将无法推卸责任。这句话虽然直白无华，却让我深感责任重大，倍感压力。在接下来的大半年里，我肩负着压力与使命，满怀对大运河的热情，频繁奔波于古运河的整治工地。我们全线动员，分段作业，确保资金到位，责任明确到人，对荒废近百年、遍布违章建筑、垃圾堆场和污水沟的天津运河遗址，进行了全面的疏通、清理和改造，最终在专家验收前完成了所有预定任务，为大运河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2023年，南水北调项目全面达成补水目标，有着2500年历史的大运河重新恢复了由南向北的流畅。今年夏天，我重返家乡，惊喜地发现家乡运河的显著变化：曾经杂草丛生的运河堤岸已被整治得井井有条，两岸鲜花绿草、树木茂盛，河水透明见底、波光粼粼，成群的垂钓者悠然自得地出现在运河边，孩子们在岸边奔跑玩耍，老人们聚在一起回忆往昔，古老的大运河确实再次焕发了生机，面貌一新。尽管北运河已不再承担昔日的漕运任务，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世界知名的文化遗产，依然充满活力地存在于世。作为曾在运河边成长并参与运河保护工作的人，我内心不禁涌起一股暖意。
北运河的记忆北运河，这条流淌的岁月之河，承载着无数的故事与情感。云德以他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描绘了与这条河的不解之缘。他曾无数次漫步在北运河畔，感受着河水的悠悠流淌，仿佛能听到历史的低语。那些关于运河的古老传说，如同河面上的波光粼粼，闪烁着诱人的光芒，引人遐想。对于云德而言，北运河不仅仅是一条河流，它更像是一位老朋友，陪伴着他度过了无数个日夜。每当心情烦躁或思绪万千时，他总会来到这里，静静地坐在河边，让河水洗涤心灵，寻找内心的平静。北运河的四季变换，也给他带来了无尽的乐趣。春天，河岸边万物复苏，绿意盎然，他漫步其中，感受着生命的勃勃生机；夏天，河水清凉，他时常来此消暑，享受片刻的宁静与清凉；秋天，河面波光粼粼，金黄的落叶如同小船般漂浮其上，他沉醉在这份宁静与美好之中；冬天，河面结冰，他则会在河边驻足，欣赏这银装素裹的世界。在这条河流的陪伴下，云德创作出了许多关于运河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更表达了他对运河深深的眷恋之情。每当夜深人静，他总会翻开这些作品，回忆起与北运河共度的时光，心中充满了感慨与温暖。北运河，这条充满故事的河流，将继续流淌，而云德与它的情缘，也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发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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