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史学悠久的叙事传统
历史作品中写实的逼真与文学的浪漫，并非简单的虚构与非虚构的二元对立。在19世纪现代历史学诞生之前的人类文明历程中，史学编纂源远流长，中国和欧洲都拥有绵长而宏富的历史书写传统。在前现代社会的史学创作里，叙事风格占据着主流地位。
编年体作为中国早期主要史书体裁，以年代为序编排历史事件。《春秋》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用语极简，“大义”寓于“微言”。《左传》以《春秋》纪年为纲目，铺叙了丰富的故事内容，颇具文学性。汉初，司马迁里程碑式地发展了历史写作的散文式风格。《史记》通过极富个性的语言，映衬了历史大背景下卓越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境遇，往往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王家范先生在课堂上，就喜欢引用大家熟知的“陈涉佣耕”。这种纪传叙事，往往是大脉络准确，故事情节虚构，还包括精微的心理活动，通过高妙的艺术修辞，体现出司马迁雄深雅健的文学修养。“史家之绝唱”的部分魅力正在于其“无韵之离骚”的艺术美感。
除“真”“美”之外，“善”亦不可缺失。《史记》散文般的叙事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力图透过表象探寻历史进程中的深层意蕴。作者把价值判断和道德理想凝聚到行文中，特别是每篇纪、传、世家结尾处的“太史公曰”，集中体现其史观精髓。司马迁之所以“成一家之言”，归根结底落实在“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境界。
班固主撰的《汉书》系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其高度强调“史实”记述的准确、完备，显示出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一般都认为《汉书》思想正统，“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但其人物传记很多时候在反映历史实际情况上打了折扣。纪传后的“赞曰”即是模仿太史公，直接透露出班氏本人的是非准则。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详述史事，前因后果贯穿，把历史散文风格发挥到传统史学叙事的极致。司马光透过脍炙人口的故事，展示过往治乱、成败、安危、得失之迹，并在前人史论的基础上，通过“臣光曰”的形式补充彰显意旨。《通鉴》之后更有糅合纪传体和编年体的纪事本末体，以事件的因果转承为主题，详其首尾，完成连续性叙事。
此外，还有“实录”，按照日期记录皇帝在位期间的重要史事。这看起来没有虚构性，但语言自身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其在编裁的过程中已进行了虚构化处理。而卓越的史家可以通过这些材料，合理想象，写出活灵活现的作品。如史景迁的《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即依据清代实录和康熙遗诏草稿等材料，写出了一部生动的皇帝“自传”。
从秦汉到明清，从《史记》到实录，从非虚构到虚构，既往的中国史家以“董狐直笔”自律，也发挥了叙述性描写之长。叙事的史学写作延绵不绝，写实精神始终寓于叙事之中，而且夹叙夹议，隐含着深刻的历史思考。
而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所开创的叙述体，奠定了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基础。在希罗多德笔下，以事件为轴连贯而成的历史图景环环相扣，徐徐展开。书中对重要战役的描述气势恢宏，对人物的刻画惟妙惟肖。在搜集和考证史料方面，希罗多德认真严谨，使得《历史》一书极具史实价值。希罗多德在叙事中寻找、表达历史事件特别是战争和动荡的原因，无论是“神意”、宿命等超自然力，还是人物本身的社会活动和心理动机。而寻找兴亡因果律之目的，又在于训世教诲，即用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世人进行道德规范教育。为此，希罗多德偶尔也会牺牲“真实性”原则。比如他杜撰了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与梭伦就“幸福观”进行的对话。希罗多德以叙事的写法展现历史的真实，在虚构的场景中寻觅“义理”，这与司马迁“通变”的做法何其相似。真实性非但没有被叙事的手法消解，反而在对真理的追求中凸显。
另一位西方史学名家修昔底德则从自身的军事和政治经历中参悟到历史的冷峻，将其融入他被流放后的史学创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之中。他以求实求真为旨归，自觉地克服个人情感，通过严格、规范的证据收集和甄别工作，平实地记录“客观”“真实”的历史，并按照通用的标准分析历史运动中的因果链，评判事件和人物。然而，修昔底德虽“有意”地排除虚构性，却看似“无意”地被带有鲜明价值倾向和情感的演说辞的大量引用所牵制：一是其叙事格式受到古希腊悲剧构思的熏染；二是其借用所引述的他人言辞表达自己的观念。最令人印象深刻是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经典演说，包括对雅典城邦社会里自由与法律的一段著名表白。叙事中这类“插曲”不少，显然是刻意而为。
中国现代史学与“科学化”霸权
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与中国固有的思想和知识不断地相互作用、融合。在不断演进的全球化语境里，追求科学化的20世纪中国现代历史学经历了类别和范式的交替变换，而叙事传统越发枯萎、衰微。
旧称文史哲不分家，中西皆然。西方史学的现代革命源自“科学化”方向的突破，其标志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史学派别的形成。现代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使得人们相信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上同样可以取得“客观”“中立”的认识。对于兰克而言，历史学就是科学。只要以公允的态度剔除“主观”偏见，就能如实地再现历史。如此，这种实验科学式的路径使得史学与哲学、文学泾渭分明。兰克史学等现代研究理念和方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在“新史学”的构建过程中，兰克史学“如实直书”的理念为陈寅恪、傅斯年等所称颂。在傅氏看来，通过对资料的全面收集和严谨考订，历史学完全可以成为一门科学。
“科学性”的应用催生了中国现代史学道路。从胡适呼吁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到顾颉刚引发“古史辨”风潮，“科学”成为治史者的不二法门。结果，既往史学传统的叙事方式被越来越多的“理性”分析、“客观”阐释所渐渐淹没。值得注意的是，对“科学性”的追求在“五四”后开辟出另一种指向——从社会形态上寻求中国“落后”的根源。开埠以来“向西方学习”的轨辙遭遇“十月革命”模式的挑战，史学领域也出现了“科学”旗帜下的意识形态化，即寻找历史运动的缘由、规律、动力，从政治上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其中，19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最为引人注目。
1950—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成为学界主流，史学话语和技法上强调“形态”“结构”的“辩证”分析。但真正在马克思主义学理层面造诣深厚的学者毕竟是少数，教条主义的桎梏也限制了实质意义上的思辨。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以现代化为指向、以世界为视野的学术转向。1980年代的学术态势呈现出多元化，但重宏观分析性的历史反思格外耀目。同时，学者们也越来越多地开始转向具体的、局部的经验和实证倾向的研究。随着社会思潮丕变，“思辨”的历史学在1990年代末走入沉寂。1990年代以来，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经验主义”的“碎片”研究成为主流，虽然颇有收获，但思想性日益消退。由此不难理解“海外中国研究为什么不看中文书”的“谭中之问”。
综上，在“科学化”的霸权笼罩下，历史学中鲜活的人和物随着“故事”的消失而变成材料信息的堆积或概念化的说教。传统的叙事虽然没有湮灭，但“下移”到大众知识普及的层面，并常常成为“教化”的工具。
叙事的重生：社会史、新文化史与后现代主义
历史学叙事体在中国没落的同时，在西方却有了复兴势头。这种变化与二战后历史观念的演变和史学流派的迭出密切相关，尤其与社会史的崛起联系紧密。近四十年来，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学术趋势使得社会史书写越来越偏重文化主义、文化史的取向，叙事史学由此回潮。
（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与史料的甄选
二战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第一代北美学者缔造了中国研究的基本框架。但伴随着1970年代“中国中心观”的提出，北美的学术研究逐渐摆脱以往将中国视为整体的做法，视野从国家层面转移到地方社会。社会基层场域愈发受到关注，无论是年鉴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都热烈地投身于社会史的发展。受彼岸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学术界于1980年代引介社会史理念和方法，重新思考社会微观层面的开拓，填补既有宏观“骨架”的“血肉”。
社会史的方法影响到文本的甄选和使用。越来越多的非“正史”材料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绘声绘色的文字和图像文献令后世治史者感同身受，仿佛触摸到历史的真实脉动。如《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市井小说给史学家以鲜活的感知体验，不啻为“一部社会史，一部文化史”。总体来说，社会史方法对材料的收集和阅读影响了历史书写环节，叙事史学的风格在此尽显芳华。
叙事史学中故事的虚构带来的不仅仅是趣味，更可以见微知著，管窥宏观历史的面貌。叙事风格在西方半个世纪来经久不衰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但对中国学者的影响则更多是经验主义研究的细节化。
（二）后现代主义与新文化史阐释
以故事连缀而成的叙事体，在新文化史以及新社会史的书写中得到尽情施展。以两本扬州研究专著为例，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的《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与美国学者梅尔清的《清初扬州文化》几乎同时问世，有着相同的主题，在写作中不约而同地穿插了大量故事，却生产出两个不同的扬州形象。那么“扬州”究竟是什么？历史学家大多有求真的执着，但我们无法“复制”过去。那么，到底何为“真相”？能否做到“客观”？此类问题关涉一个长久存在的争议：历史学是科学（science），还是艺术（art)？
E.H.卡尔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过去和现在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关于如何“对话”，活在当下的历史学家莫不处在“历史”与“现实”的纠葛中。现实是历史思考的起点，也是归宿。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都不可避免地从自身所在的时空去解读文本和建构叙事。如此而言，历史不是被“发现”，而是被“制作”的；历史学家是“建筑师”，也即过去故事的讲述者（storyteller），历史叙事的构建者。正如柯林伍德所言：历史学家的作品与小说家的作品都是想象的产物，不同在于历史学家的画面要力求真实。
新文化史与对以往社会史将历史学科学化的现代主义史学潮流的反思相关，是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里诞生和发展的。在史学界，后现代主义以新文化史的样式表达自己。它以“文化”作为切入视角的同时，聚焦于社会下层，用叙事的方式徐徐展开，使读者能够进入千姿百态的微观世界，昭示历史精细、有趣、迷人的多种面相。同样，社会史自身也在革新。新社会史不再追寻社会变迁的结构性变动，转而专注于一个个社会现象与边缘群体，从而进行详尽的、微观的考察。而注重种种细节，亦增强了叙述历史的故事性。
后现代主义带来的叙事书写并非对传统叙事史学的单纯复归，其背后蕴含着不同的理论预设和叙事策略。针对历史学家的观念与研究对象的关系，197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在后现代主义的浸润下不再追求“信史”。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使命是勾勒出与暗喻、转喻、提喻、反喻的根本文体修辞类型相符合的史学研究结构，而叙事的故事结构只是历史学家的基础工作。因而他主张将编年史“情节化”——虚构的故事类型也可以描述真实的事件。因此，以怀特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家提倡史学叙事的回归，也就不足为奇。
叙事的价值：历史解释与理论思辨
讲故事就代表学理的贫困吗？叙事体裁就意味着分析的减弱吗？史学作品质量高低并不取决于体裁。就叙事史学而言，其内在的张力可以通过虚构和非虚构的方式有效彰显。
学术研究的法门无外乎“小中见大”与“大中见小”。流行于西方史学界的叙事转向，将“碎片”故事与宏大叙事勾连在一起。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主要依据不过是1940年代初河北、山东六个村庄的具体资料，却能凭此构筑基层文化权力网络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的大历史。具体的故事、细节表现出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历史学家有意义的工作在于从特殊性中提炼一般性和普遍性。为此，治史者须有大格局襟怀。而做到这点的前提是“问题意识”的导引，因为问题意识的背后是“So what”的“义理”归旨。否则，故事的讲述不过是文法句式的技术性堆砌，叙事的成分也只是对材料的简单挪用而流于表面化。而叙事体中的故事表现方式，可以让人身临其境，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思辨的熏陶。皆言史景迁先生是一位“故事大王”，可他所写的每一个故事都有严密考据的支撑。卜正民先生这十几年来讲的“全球史”故事，如《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的黎明》《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等著作，都是用叙事手法演绎对重大命题的理论性探索。
所以，叙事史学本身并不排斥理论范式，而且好的“叙事”中，虚构与非虚构都可以服务于对宏观问题的思辨分析。理论需要在经验中提炼、检验、锤炼、升华，而叙事的史学可以承载这样的理论锻造。谢天佑先生自1970年代末起开始写作读史札记和学术杂文。他通过一个个短小精悍的历史故事直抒胸怀。其《郑板桥的“怪”》一文，讲述了郑板桥刚直、孤傲、狂狷、放浪等种种怪诞轶事，但笔锋一转，点出“怪”的原因在于对官场黑暗、天下不公的“恨”和“对贫苦人民寄托无限深情”的爱。谢先生的遗著《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用一个个故事勾画出形形色色的扭曲行为和心理，进一步深挖表象下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因由。总览谢先生的作品，书写风格虽因时间和面向而不尽一致，但无论是理论分析式的，还是随笔札记式的，都践行了他“宏观—微观—宏观”的治学公式。笔者个人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也是将结构性分析内嵌在故事的叙事编缀里，思辨性的内核一以贯之。“思辨的叙事”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史学路数。
总之，文学与史学的分野不在于虚构与非虚构。叙事体裁中文学艺术品格的运用，有虚构性，也有非虚构成分。虚构中可以显现历史真相，非虚构也可能歪曲、背离历史。而且，叙事史学与经验、实证、分析、思辨等其他史学路数和技法并非不能兼容。
所以，在厘清涉及叙事史学的几个重要观念和关系后，有必要回到司马迁、希罗多德所奠定的治史原旨。一是揭示历史真相。叙事传统背后蕴含着古今中外治史者对于真知、真理的永恒求索。历史的真实性不会因虚构的使用而消散，而叙事史学通过虚构与非虚构的使用不断延展其张力。二是致力于社会进步。历史学家的求真无不源自生活的触动和激励，对光明未来的憧憬是历史学活力的源泉。（节选自《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