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与普通人的区别无疑是巨大的，但伟人又不是生来伟大，也是从普通人慢慢成长为伟人的，这其中至为关键的就是青年时期，也就是说，伟人与普通人的分水岭，其实就是从青年时期开始筑成的，这也是青年毛泽东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在北大图书馆时期的毛泽东
1918年夏，未满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那时和现在一样，毕业就意味着人生面临重大选择，对毛泽东也是如此：当时的湖南处于皖系军阀张敬尧的高压统治之下，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连谋生都成问题，更别提要实现什么理想抱负了，此时的毛泽东，对未来感到一片茫然。
所幸的是，不久，最器重毛泽东的恩师、北大教授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他，北大校长蔡元培正筹备“勤工俭学会”，你们如果能抓住这次良机，就可以赴法国深造。当时被誉为“湖南三杰”的毛泽东、萧子升和蔡和森得到这个消息，都极为兴奋。萧子升说，我们都做起了赴法的美梦。
但兴奋过后，大家越想越觉得这事还是有点儿悬，就派蔡和森先赴北京打前站，向恩师杨昌济打听清楚详细情况，再做决定。不久，蔡和森反馈信息：一战法国死去大量青壮年男子，为弥补劳力不足，决定到中国和东南亚一带，招聘大量劳工，以解燃眉之急。
起初，中国侨工局也只是想招些劳工赴法，但此事被蔡元培和李石曾得知后，他们觉得这么难得的机会，与其派些没文化的工匠去法国，不如把这个机会留给那些有志青年。让知识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将来他们就有可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
在蔡、李二人的斡旋下，侨工局才答应拨出一些名额，让一些有志知识青年以勤工俭学的方式赴法深造。但问题是，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很快传出，其他省的青年也纷纷进京，想要争取这些名额。情势紧急，毛泽东和萧子升等好友当即决定赴北京，8月18日，他们一行人终于抵达北京。
毛泽东等人初到北京的苦楚自不必说，但他们都不介意这些，他们很快就遭到一个巨大打击：本来，华法教育会起初承诺，赴法青年赴法前的培训费用、初到法国的生活开销，全都由该会帮助垫资。但随着越来越多青年进京想要争取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该会决定不再承担这笔费用了。
这一下，毛泽东他们傻眼了，因为他们在京期间，从吃住、租用教室、请老师培训法语，以及将来初入法国预计要花的钱，每个人均摊下来，都不少于几百元。就是家境较好的毛泽东都是个负担，更何况蔡和森等家境贫寒的人了。大家都感沮丧无比，想回湖南又不甘心。
此时的毛泽东就显示出了他远超普通人的一面：他没有唉声叹气，反而安慰大家，提出赶紧联络人想办法，只要大家齐心协力，这事就一定有希望。在筹款时，有人向他们透露消息：清末铁路修筑风潮中，湖南乡绅曾为粤汉铁路筹款300多万元，辛亥革命爆发，这笔钱没有返回湖南。
这笔300多万元的巨款存在了北京银行，并由湖南籍熊希龄、范静生等士绅把持，仅利息就不少。如果能说动熊、范等人，赴法勤工俭学的费用可迎刃而解。毛泽东等人立即去找熊、范二人，请求他们鼎力相助，却没料到，这两人竟然一口回绝了毛泽东等人的请求。
这时候，毛泽东又显示出了他远超普通人的一面：既然敬酒不吃，那就来点厉害的。毛泽东不客气地暗示他们，如果他们不拿钱支持这次留法，那我们就要带学生来查查这笔账。这招果然奏效，熊、范二人最后提取了16000元，给每人发放了400元，这才促成了湘籍赴法青年留法之事。
杨昌济
大家开开心心终于等到了留法预备班开学的这一天，但他们却突然发现，此次筹款出力最巨的毛泽东却没来上课。大家以为毛泽东生病了，纷纷结队去看他，却不料毛泽东正在书桌前看书。一问，大家更是大吃一惊，因为毛泽东说，他不打算出国了！
之前都约定好好的，大家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变卦了？对于毛泽东突然决定不去法国的原因，历来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因为他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因为据萧子升说，虽然经过大家努力，把出国的船费降低到了100大洋，但毛泽东借不到这么一大笔钱的。
事实上，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时采访过毛泽东，据毛泽东自己讲，1918年前后，他父亲已经握有3000多元资本，远比蔡和森和萧子升他们家境更强。就连家境贫寒的蔡和森都能凑出他和妹妹蔡畅赴法的船票，以毛泽东当时的家境，怎么可能拿不出100大洋的船票？
此外，萧子升后来又解释，说除了钱的原因，还因为毛泽东在语言上也有不小的障碍，他说毛泽东在学校就连最简单的英文发音都搞得不怎么清楚。实际上，包括萧子升在内，所有人的法语都是零基础，他们去的是法国，又不是英美，就算毛泽东英文发音都搞不清楚，又有什么关系呢？
可见，关于毛泽东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问题，萧子升的两个说法都是不靠谱的。萧子升的弟弟萧子璋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毛泽东当时觉得中国还有许多事情要研究，要人去做，他个人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国内，比出国留洋更有益处，这个说法是很多人比较能接受的解释。
但萧子璋的这个说法仍然遭到不少人的质疑：因为毛泽东如果为了研究国内，留在长沙即可，为什么要跑北京来呢？再者，如果他早有不出国的决心，为什么就连关系最好的蔡和森也没有透露一点儿口风？实际上，毛泽东进京之初，还是一心想要赴法勤工俭学的。
至于为什么后来会改变主意，其实可以从毛泽东自己的自传中找到答案：毛泽东到北京后，9月即拜托恩师杨昌济帮他找份工作。杨昌济就把他介绍给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非常仗义，安排毛泽东担任图书馆助理员，每月有8块大洋的薪水。
这个职位是李大钊一片心意，这可不是临时工，可以随便做一两个月，等那边留法预备班开学就拍屁股走人；一旦接受这个职位，就必须遵守相关制度和规定，不可能有机会天天按时学习法语，还去工厂实习。简单来说，接受这个职位，就必须放弃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
这对毛泽东来说，就需要作出抉择了。仔细想了几天，毛泽东最终决定，放弃赴法，留下来去北大做图书馆助理员。他作出这个抉择，理由是：其一，赴法只能去三流大学，这自然比不上北大；而且，李大钊答应他，他周末晚间值班，以换取平时一些时间去课堂旁听课程。
去法国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在北京大学也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两相权衡，当然是留在北大更合理。其二，赴法的本质身份是劳工，勤工时间必然远多于学习时间；在北大做图书馆助理员，近水楼台先得月，读书有极大便利。更何况，这是北大的图书馆啊！
李大钊（右一）
对于嗜书如命、好学不辍的毛泽东来说，留在北大做图书馆助理员无疑是最理想的选择。其三，国内新民学会当初是由他和蔡和森、萧子升三人创立并领导的，蔡和萧都赴法了，他有义务和责任要继续领导好新民学会的发展。如果能在北大招募新民学会会员，影响无疑更为巨大。
其四，在湖南一师时，陈独秀和胡适即是毛泽东等人心中的偶像，如今在北大正是向他们求教的绝佳机会，这是他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所以，选择留在北大做图书馆助理员就是必然的选择了。更何况，眼下在李大钊身边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求教机会。
但这期间，毛泽东又作出了一个抉择：他来北京之前，恩师杨昌济其实是想要他考北大的。但后来，毛泽东还是放弃了考北大，而是选择了做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极有主张，不愿受束缚，一旦考了北大，不管喜欢不喜欢的课程，他都必须按要求完成，这可不是他想要的。
毛泽东对于学习的态度是，不在乎那一纸文凭，哪怕它是北大，他追求的是学到真才实学。做图书馆助理员，完全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学习目标来安排自己的学习，全部可以由自己作主。这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生活，才是他真正发自内心想要的和向往的。
留在北京，毛泽东内心是非常愉悦的，除了以上诸多好处，他还可以经常和他最敬重的老师杨昌济、黎锦熙等人讨论国内社会问题。此外，此时的他，和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已经处于热恋之中。至于说留下来研究中国问题，这也是他理想和目标之中的应有之义，完全合情合理。
初入北大图书馆工作，毛泽东是非常愉悦的，不仅因为李大钊对他极为器重和欣赏，对他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在生活上也对他处处关心，尽力帮他。还因为李大钊的帮助，让他得以旁听了许多课程，对他素质的提升，视野的开阔和思想的拓展，可谓起到了突飞猛进的巨大效果。
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起李大钊来仍是满怀深情，他认为李大钊是他真正的恩师，没有李大钊的指点和教导，今天的他还不知在哪里！同时，毛泽东当然不会错过聆听他最崇拜的陈独秀的教诲的机会，他表示，在北京大学时，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而且，毛泽东还从著名的《京报》社长邵飘萍那里学到了许多关于新闻学和搞宣传的诀窍，受益终生。但毛泽东在北大日子久了，也遇到不少令他大受打击的事情，而这些，也是促使他第二年4月离开北京返回湖南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在北大期间，曾组织新民学会会友与当世名流见面会。
这个见面会让许多新民学会会友终于见到了自己仰慕的偶像，还可以当面提问、交流，当面聆听这些当世名流的谆谆教导，大家都感觉获益极多，所以，毛泽东牵头组织的这个见面会，让他在众多新民学会会友中赚足了面子。
毛泽东在北大想发展一些新民学会会员，结果，他遭到了胡适和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傅斯年等人的极大冷遇，他们高高在上，不愿“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讲南方土话”。这些所谓北大最优秀的学生，却让毛泽东非常失望。这种屈辱、难堪和失望，让他最终决定离开北京回湖南。
陈独秀
因为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如果继续留在北大，在那个讲究学历和文凭的环境里，他就是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发愤图强，也难以获得北大那些教授的认可；他就是再有热心，再有干劲，也改变不了那些高高在上的学生领袖对他的鄙视和偏见。这样的环境只会消磨他，不如回湖南吧！
这就是青年毛泽东远超普通人的地方：遇事有主见、有办法，遇到打压决不逆来顺受，而是想尽办法破解；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能够头脑异常清晰地作出最佳的选择；做任何事情，决不图虚名，而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最终目的。这些，都是伟人与普通人的区别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