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到了欧洲国家，兴趣所致到当地旧书摊儿转转，偶然发现英文版《史记》一书，购得一套返回驻地，随手翻到《伯夷列传》一篇，想起上一次看还是上初中时候了！《伯夷列传》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
该篇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少年初读颇为司马迁“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之论而动容，曾如此感慨：
良马不逢伯乐而欲为驽马不可得，璞玉不遇慧眼而与石无异，锥不入囊中，安能脱其颖？闾巷之贤，言不出巷，行止于田畴，太史公怜其无名堙灭，亦悯人惜才也。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非特付青云之士也，假之可远播也。
今日“廉颇老矣”，笔者再读，深感前非。
此篇虽为伯夷作传，但真正写他的文字并不多。起始一句“夫学者载藉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与最后的感叹倒是相合。学者那么博学了，为什么还要考信于六艺呢？怕是要借孔子为自己撑腰，合了圣人意，也算是附了青云骥尾，入了大道正宗。可司马迁好象并不以孔子为然。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司马迁在引用一段伯夷、叔齐之死的“轶诗”后，反诘道“由此观之，怨邪非邪？”如此看来，权威人士也不是那么可信。
不独如此，接下来更是对老子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大批一通，反问“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对儒、道两教教主敢持如此不敬之论，也就是“史圣”司马迁有此胆魄！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已经不是百家争鸣的平等辩论时期，敢如此唱反调，恐怕是知识分子的敏锐洞察力使他知道了所谓教化的虚伪性，还有现实与理论的矛盾不可调和。因此，深感做一个“贤”人的可怜与无奈——无论怎么贤能厚德，还不是要靠人家提携才能发挥才能？旧朝代知识分子（士）们的命运只是在被动的可怜地位上，不需要时可随意丢弃，需要时才可能用你，而且还需要有“同明相照，同类相求”的青云之士赏识才行。如此说来，冯唐不遇，本无可叹；管乐显名，只因有幸。
文章还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质问“天地”大无畏气概。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七律：读史书赋得感慨之呓语
风悠大野泛黄昏，叹看陈屋尽腐尘。
笃武蝗虫霸坐道，纯良稻麦忍吞声。
秦纲何以世袭在？龙椅只缘诱惑存。
朽瑟续弹旧梦曲，终将败灭葬皇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