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和毛主席在延安窑洞对话的时候，毛主席说我们找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群众监督使人不敢不努力！
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对话，即“窑洞对”。在对话中，黄炎培提到了中国历史上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询问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这个周期率。
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1945年7月，毛泽东等到机场迎接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一行六人。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这一回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监督政府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也是党对如何保持长期执政地位、避免历史周期率的深入思考。
毛泽东在赏花
毛主席回答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
1945年7月，毛泽东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谈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明确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胸有成竹地给出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的明确答案，绝非偶然，是同他对这一问题的长期关注和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我们党对这一重大课题长期探索的必然结果。
历史上不能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原因是复杂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开辟一条阻断周期率循环上演的新路。毛泽东在窑洞对话中给出的“民主新路”，有着非常深刻的内涵，不仅从根本制度上改变了周期率循环上演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且创造性地指明了一条永葆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的正确道路。
以“人人起来负责”的人民民主来避免“人亡政息”的问题。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现象其实只是一种表象，在其内部起支配作用的是少数人剥削和压迫绝大多数人的专制制度，是当政者与人民大众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要跳出治乱兴衰的周期率，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对立关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制度，实现由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根本转变。人民民主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绝大多数人的最广泛的民主。只有这种民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治乱兴衰周期率循环上演的社会历史条件，真正找到破解“兴勃亡忽”周期率难题的症结和钥匙。
以“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人民监督来避免“官怠宦成”的问题。一个政权在经过励精图治和有所成就之后，往往会渐渐放松警惕、涣散懈怠下来，并最终走上失败没落的不归之路。这就是黄炎培在“窑洞对”中所说的“官怠宦成”的问题。对此，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在我们国家，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才能有效防止历史上那些被胜利冲昏头脑、因权力迷失自我现象的重演，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因陷入松散、懈怠而导致失败的问题。
以“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来避免“求荣取辱”的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发生过因为急于求成、急躁冒进而导致失败的问题。要防止这个问题，关键是做到“两个务必”，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并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可以说，始终保持“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就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秘诀，就是对窑洞对话中所提出的“求荣取辱”问题的鲜明回答。
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我净化来避免“积少致巨、积恶成祸”的问题。任何一个灾难性的后果，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小错到大祸的过程。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及时纠治，必然会积重难返，使小问题变成大祸患、小管涌沦为大塌方，直至酿成全局性、颠覆性的灾难。我们党的英明和伟大，并不在于会不会犯错误、会不会受到外部灰尘和污垢的侵袭，而在于如何通过自身力量及时纠正错误和排除干扰，做到防患于未然。毛泽东说：“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打扫和洗涤的方法就是开展正确而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到“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