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国共矛盾极其尖锐，国民党反动派对国统区的地下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残酷的迫害，尤其川东、川西地下组织破坏最为严重。
1948年，川东地下领导人刘国定被捕，为讨好特务，他供出了地下党员李忠良等人。李忠良被捕后，又出卖了另一位领导人余永安。余永安也经受不住考验，出卖了冉益智。一下抓到这么多中共地下党，国民党反动派简直得意洋洋。
一日，几个特务和叛徒坐在一起胡侃，特务头子雷天元忽然想起一个叫“郑眼镜”的人，便问冉益智等人。冉益智感觉到雷天元是在考验自己，连忙回答：“郑眼镜？这人我认识，他原名叫蒲华辅。”
雷天元一听这个名字兴奋得立马从板凳上站了起来：“什么，他就是‘郑眼镜’？我和他是铜梁县中的同学，真是太巧了。”为了“立功”，冉益智连忙交代了蒲华辅是共产党员的身份，并表示会协助抓捕。
此时，“郑眼镜”蒲华辅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特务盯上了。
1949年1月的一天上午，蒲华辅从家中走出，来到约定的茶楼与接头人见面。哪知，他刚刚与接头人分开走出茶楼，就被早就蹲守多时的特务抓捕。
当天晚上，特务们就对蒲华辅进行了残酷的刑讯。一开始，蒲华辅还能忍受，但当特务们使用更加残酷的刑具时，他便被吓破了胆，求饶起来，说出了自己在党内的职务，并出卖了同志。
在被他出卖的地下党成员中，甚至包括他的妻子郭德贤。
郭德贤是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40年她跟随蒲华辅以一个家庭妇女的身份长期掩护地下党机关工作。在这期间，她与蒲华辅还生育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
郭德贤怎么也没有想到，她最信任的丈夫会出卖革命，也永远也忘不了被捕那一天的艰难险境。
那一天是1949年1月13日号晚上九点左右，郭德贤见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丈夫依旧没有回来，不免心中焦急。她按照纪律，将密封好的情报放到顺手的地方，准备随时烧掉。
就在她焦急等待的时候，大门突然发出了剧烈的响动，几束手电筒的光亮从外面照射进来。郭德贤顿感不妙，立刻将情报投掷入火中，情报瞬间化为了灰烬。
果然如郭德贤猜想的那样，回来的并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国民党的特务。特务们将她和孩子们赶在一旁的角落中，疯狂地搜索着房间里的东西。
孩子们被这一幕吓坏了，郭德贤心疼不已，却没有任何办法，只能使劲将孩子搂在怀中。郭德洁此时还不知道是丈夫出卖了自己，她的脑中飞转，猜想着各种可能。
重要的情报已经被郭德贤烧毁，特务们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但他们并没有直接将她带走，而是派出一个特务看守。郭德贤知道，特务们是在蹲守，如果有人上门，都会被带走。
想到这里，郭德贤决定想办法给外面的同志传话。
第二天早上，郭德贤看见打扫卫生的邱嫂正在打水，她便对看守的特务说：“我要去打水做饭。”那名特务没有怀疑，放她走到水井旁。郭德贤趁机用极低的声音对邱嫂说：“我们家的烟土生意被抄了，还请你赶紧告诉马先生。”
邱嫂只是个普通妇女，并不知道郭德贤的真实身份，但经过相处，她知道郭德贤是好人，也认识她口中的“马先生”。
于是，邱嫂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院门，并找到了“马先生”的家，传达了郭德贤的话。
“马先生”即马识途，也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听到消息后，他及时撤退，避免了一场灾祸。晚年，他感激地表示：“我永远也忘不了郭德贤的救命之恩。”
没有抓到与郭德贤接头的人，特务们只好将她和两个孩子带到了监狱。直到进入监狱，郭德贤才知道是丈夫出卖了自己。
郭德贤深受打击，但她很快就振作了起来。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始终坚称自己只是一个家庭妇女，什么都不知道。
1949年，郭德贤与两个孩子和其他被捕地下党成员一道被特务押到了重庆白公馆看守所。在狱中，她与难友们相互安慰鼓励，等待黎明的到来。
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郭德贤和狱友们从报纸上得知了这一喜讯，听闻新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他们还用红被单和五个用纸做成的星星，做成了想象中的红旗。
郭德贤最不能忘记的是11月27日的那一场大屠杀，直到晚年仍旧触目惊心。
那天，有许多同志都被押出了外面，再也没有回来。郭德贤知道，迟早就轮到自己的，她不怕死，却担心自己两个孩子的安危。
幸运的是，就在当天晚上，她和狱友们获得了一次逃生的机会。他们策反了看守，逃了出来，并费尽千辛万苦终于从敌人的火力中突围了出来。
不幸的是，有许多同志没能逃出，郭德贤的女儿也在混乱中丢失。
不久，重庆解放，郭德贤与幸存下来的同志们一起为遇难的烈士们收殓遗体，那个情景真是惨不忍睹。直到晚年，每当想起这个场景，郭德贤还是会心惊，她说：“这么多年了，我很怕回忆当时看到的场景。老天让我多活了几十年，我不会忘记牺牲的同胞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