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是仁心仁术(三)

鸿朗说健康 2024-11-05 14:38:38

医德评价是依据一定的医学道德标准对医疗行为所作的道德评价。医学道德是社会道德在医疗卫生行业中的直接反应。古代民间医家更看重社会价值的体现,通过不断钻研医术,提高自身道德修养,获得社会认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行为,筑构了更为丰满的社会医学伦理道德。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说的是:善为医者,不仅能治病救人,也能以医理论国事,治病与治国、治人,融会贯通,一脉相承。

古代医生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遵循着儒家的价值观念,表现出 “见利思义”的高尚人格。《吴鞠通行医记》中写道:“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北宋医王庞安时对 “踵门求诊者,为辟邸舍居之,亲视餤粥、药物,必愈而后遣;其不可为者,必实告之,不复为治。活人无数。”明代聂尚恒《活幼心法》:“医者仁术,圣人以之赞助造化之不及,所贵者,扶危救困,起死回生耳。”在古代儒士看来,学而优则仕兼济天下能够造福百姓,除此之外最好的济世之途就是行医,范仲淹提出“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人生理想。朱丹溪云:“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古代儒生与医生都有“惠民济世”的思想,认为以仁爱之心治理朝政,可平天下,以仁爱之心救助患者,则可将爱心传播到天下的百姓中,使家庭和睦,人伦有序,从而达到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这种对人的生存、处境和幸福的关怀以及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在古代医家的观念中占据着重要甚至是首要的地位,治病、救人、济世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如《灵枢·师传》:“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所终时。”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国后世的中医学者对自身有了更高的要求。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致其得。《素问·气交变大论》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吴瑭《温病条辨》:“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素问·疏五过论》中“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 同时对应的医学伦理要求医者“行医一时,鞠躬一生;不求闻达,但求利人。”陈实功《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纯良,不可信也。”医生的职业决定了医生应有区别于普通人的道德素质,理应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严格的职业操守,以服务人类和公众利益为目的学医。

明代裴一中《言医》:“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医,故神圣之业。” 《大医精诚》要求医生面对患者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应“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医生要充分尊重病人,态度诚挚耐心,以期营造和谐医患关系,取得最佳治疗效果。《灵枢·师传》篇说:“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 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经过历代崇高素养医者的传承与发展,铸就了中国优良的医学道德传统:仁爱救人,赤诚济世的行医宗旨;不图名利,清廉正直的道德品质;普同一等,一心赴救的服务态度;尊重同道,谦和不矜的医疗作风;注重自律,忠于医业的献身精神。

中华医学是仁心仁术,是以人为本,一切以治病救人为目的。只有中华医学,才是中国人健康的保护神。传承中医文化,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传承中医文化,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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