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江宁区，野猪的频繁出没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它们闯入农田，践踏庄稼，甚至闯到市区，有时还袭击居民，引起一片骚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政府出资91.5万元，希望通过招标方式雇用专业公司捕猎不少于300头野猪。令人费解的是，获得中标的公司在短短几个月后却放弃了这一项目。

为什么放着90万的“赏金”不赚？

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强，南京的野生环境得到很大恢复，城市周边山林密布，成了野猪的天堂。

以江宁区为例，这一带林地面积343平方公里，野猪数量达到700头之多，远远超过了每平方公里2头的合理密度。

在过去几年中，南京市区出现野猪的频率逐年增加，闯入酒店、校园甚至商店，已不再是什么罕见的新闻。市民们对于这些体型庞大、行动迅猛的“邻居”从初时的新奇已渐渐变为不安和抱怨。

为此，江宁区农业农村局决心采取行动，通过专业捕猎团队进行有效控制。

短短几个月后，中标公司因“无害化处理标准过高”和“人手不足”而选择放弃，重新招标的消息再次激起了公众的广泛讨论。

这家名为南京建涵的公司，在建筑工程咨询领域算得上有一席之地，曾参与多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根据项目要求，捕猎后的野猪不能简单地掩埋或遗弃，而是需要在捕获后安全运输到指定地点进行无害化焚烧处理。

在南京的山林地带，捕猎者必须将每一头捕获的野猪从山上运到山下，再行处理。捕猎队员还得在山地间用笼捕、网捕等相对温和的方式来进行捕猎。

在没有猎枪和其他快速制服工具的情况下，捕猎者的安全与效率受到极大限制。每次捕猎耗费的人力和精力远超想象，中标公司最终选择放弃似乎不难理解。

南京的野猪问题并不仅限于江宁区，而是整个市区甚至全国多地面临的共同挑战。南京的城市空间有限，但周边山林区域广阔，生态环境的修复让这些区域成为野猪栖息的理想场所。

大量繁殖的野猪在缺乏天敌的环境下肆意生长，当它们的栖息地逐渐接近城市边缘，便时常“误入”市区，造成人类与野猪的频繁碰撞。

这些大型野生动物行为难以预测，行动敏捷，攻击性强。

野猪不仅会破坏农作物，还可能威胁人类安全，因此其种群数量的管理显得迫在眉睫。正因如此，江宁区才会选择通过招标的方式，引入专业捕猎公司控制野猪种群数量。

而当人们质疑为何不直接放开限制，让农户自由捕猎时，问题的答案却并不简单。

野猪体型巨大、力量强悍，捕猎者的安全风险很高。普通农户装备简陋，无法在无损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有效捕捉或猎杀野猪。

虽然野猪已不再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其无害化处理依然有法律和伦理上的限制，必须符合环保和公共安全要求。

因此，捕猎后野猪尸体的处理成为一大难题，一些地方政府已开始对捕获的野猪进行有偿收购，条件是须按规程进行无害化处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南京不轻易放开野猪捕猎权限，而是选择通过专业捕猎公司的介入来确保捕猎的科学性和合规性。

为了解决野猪泛滥问题，南京并非孤例，国内多个地区已尝试通过“赏金猎人”机制来鼓励捕猎。

安徽、陕西、四川等地纷纷出台赏金政策，以每头野猪1000至3000元不等的奖励吸引捕猎者，形成了一支兼职“赏金猎人”队伍，承担捕猎工作。

现实情况并不如想象中那般轻松。捕猎野猪的设备、人员、饲养成本相当高昂。即便是在补贴力度较大的情况下，一些猎人直言入不敷出。

以四川阿坝州为例，当地的“赏金猎人”在捕猎过程中需要配备无人机、猎犬、网捕工具等专业设备，还需妥善处理捕获的野猪，不少猎人反映，设备、交通、人工开销让人难以持续。

这些成本投入与实际捕猎收入的差距，反映了捕猎活动的高成本和高难度，也进一步表明“赏金猎人”制度的局限性。

与此同时，野猪在全国范围内的泛滥情况也日益严峻。根据国家林草局的数据，全国已有28个省份面临野猪入侵问题，预计野猪总数高达200万头，其中致害省份达26个。

部分地区的农田被野猪践踏得不成样子，甚至村庄和城区也难免遭到野猪“袭击”。这种现象的背后，正是生态环境恢复与种群管理措施滞后的矛盾。

南京的绿化园林局数据显示，近年来南京市区周边野猪种群密度不断攀升，而生态空间有限，城市与野生动物的界限愈加模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专家们提出了多项建议。首先是通过科学规划生态空间，划定明确的“野猪活动区”和“人类活动区”，以减少人类与野猪的直接接触。

同时，先进技术手段如无人机、红外相机、电子围栏等可以用于监控和管理野猪活动，确保捕猎的效率和安全。此外，国家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考虑引入野猪的天敌来进行自然控制。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政策支持和科学调控，推进野猪数量的长效管理，确保人类生活不再受到频繁的野猪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