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9日，经过长途跋涉的外交使节莫洛托夫自华盛顿返抵伦敦，随即向英国首相丘吉尔全面汇报了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会谈细节及后者提出的战略行动计划。值得注意的是，丘吉尔事先已通过罗斯福的电报获知了部分核心内容，电报中罗斯福表达了对莫洛托夫使命成果的殷切期望，并透露出对苏联士气状况的关注，认为其或许正处于低潮。

针对罗斯福提议的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即便面临类似敦刻尔克撤退的风险也要推进的构想，丘吉尔表现出鲜明的立场差异。他明确拒绝了任何可能重演敦刻尔克式失败的冒险行动，强调无论如何不会让英国军队再次陷入那样的危机之中。

但是，与此同时，丘吉尔也确认了英国正着手准备于1942年秋以约六个师的兵力向法国发起进攻的初步规划，展现出一种策略性的灵活与折中。随后，英苏双方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该声明虽包含了有关1942年8月或9月可能进行的欧洲大陆登陆行动的筹备信息，但附带了一份由英国方面精心制定的备忘录，其中明确指出：“鉴于未来形势的高度不确定性，我们无法对具体行动作出承诺。”这一措辞巧妙地平衡了外交需要与军事现实之间的微妙关系。深入分析此背后的战略考量，不难发现丘吉尔在莫洛托夫抵达前的指示中已确立了两条核心原则：其一，任何在法国的大规模登陆行动必须以长期占领为目标，避免重蹈覆辙；其二，此类行动应建立在德军与苏军交战受挫、士气低落的前提之上。这实际上预示着英国在当年并无实际发动进攻的打算，而共同声明的发布更多是出于震慑德国的战略考量。在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罗斯福展现出积极姿态，倾向于在苏联处于紧急关头时伸出援手，即便伴随风险亦在所不惜；相比之下，丘吉尔则显得更为审慎与保守，其虽原则上支持开辟第二战场，但在具体操作层面采取了更为谨慎的策略。双方的分歧与共识，共同构成了二战期间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与战略格局的重要篇章。在二战的复杂战略布局中，一项高度策略性的决策被谨慎酝酿。考虑到德国在苏德战场上的潜在失利，英美联军决定延缓直接攻势，转而采取“间接制衡”策略，旨在利用敌我矛盾消耗对手实力。在此背景下，罗斯福总统虽初衷坚定，但在与丘吉尔首相深入磋商后，调整了原先计划于1942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军事行动，转而采纳了丘吉尔提出的北非进攻新战略。此决策调整触动了与苏联的既有协议框架，为维系与苏联的同盟关系，英国方面亟需向斯大林直接阐述这一战略调整的必要性与长远考量。鉴于变化源自丘吉尔的提议，解释与沟通的重任自然落在了这位经验丰富的领袖肩上。

恰值苏联方面邀请丘吉尔及其军事顾问团访问之际，丘吉尔决定携同美国总统特使哈里曼，经由德黑兰前往莫斯科，以展现双方合作的紧密与诚意。1942年8月10日晚，丘吉尔与哈里曼乘坐特别改装的B-24轰炸机，穿越夜色，启程前往苏联。途中，尽管飞行噪音影响了言语交流，但两人通过非言语方式保持了紧密的合作氛围。与此同时，丘吉尔的军事随员团队则遭遇了飞行意外，他们所乘坐的“解放者”式飞机因机械故障被迫返航。幸运的是，他们迅速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援助，获准搭乘一架条件更为舒适的道格拉斯DC-3运输机继续旅程。该飞机不仅装备了舒适的座椅，还展现了苏联机组人员的专业与热情，尽管驾驶员的豪爽性格在某些时候显得颇为引人注目。此次旅行的曲折不仅考验了团队的应变能力，也进一步加深了英美与苏联在战争中的相互理解与支持，为后续的联合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这种灵活应对与紧密合作的精神，成为了推动战争走向胜利的关键因素。该飞行员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愉悦情绪，其独特的起飞技巧尤为引人注目：他采取低空姿态滑行至跑道末端，随后实施急剧转弯，内侧机翼几乎触及地面，紧接着回旋至起点上方，以高难度的空中翻转作为对友人的独特告别方式。鉴于巴库与古比雪夫位于里海西岸敏感区域，整个飞行过程均维持在约六十米低空，沿海岸线穿越苏联后方防御区，布鲁克先生指出，此类操作极为罕见，间接反映了红军防御体系的松懈状态。穿越厄尔布尔士山北麓后，两小时即达里海东岸。丘吉尔先生回忆称，从机舱舷窗远眺，巴库及其油田轮廓隐约可见于西岸，鉴于德军逼近里海，他们选择绕道古比雪夫，以规避斯大林格勒前线区域，转而靠近伏尔加河三角洲。目之所及，俄罗斯大地广袤无垠，呈现出一片黄褐色调，平原辽阔，人烟稀少。整齐的农田网格标记着昔日国营农场的痕迹，而伏尔加河则蜿蜒流淌于宽广黑泽之中，闪耀着银色光芒，偶尔可见笔直大道横穿天际，连接着遥远的地平线两端。临近莫斯科，丘吉尔的情绪转为凝重。回溯往昔，他曾视苏维埃政权为首要威胁，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动荡时期，更是将其视为自由与文明的潜在终结者。面对即将到来的会谈，他内心充满矛盾与反思：“此行目的何在？向一个我曾试图扼杀于摇篮之中的政权传达何种信息？在希特勒崛起之前，我曾视其为不共戴天之敌，而今，我却需亲赴其地，与斯大林直接对话，以事实为据，阐明立场。”抵达莫斯科后，丘吉尔一行受到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高级官员的热烈欢迎。在一系列庄重的仪式后，包括检阅仪仗队、简短致辞及三国国歌演奏，他们被安排至位于莫斯科河对岸、距克里姆林宫约十三公里之遥的列宁山别墅休息。其间，哈里曼先生入住美国大使馆，而丘吉尔则在莫洛托夫的陪同下，乘车前往居所。途中，丘吉尔先生特意降下车窗，凝视着窗外缓缓掠过的莫斯科风景，思绪万千。在访问7号国家别墅期间，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对周遭环境展现出浓厚兴趣，其深厚的物质享受偏好迅速在别墅的豪华热水浴中得以体现。丘吉尔以其高大威严的军人身姿，散发出一种贵族气质，然而，在战争背景下，他鲜有机会奢享如鱼子酱、葡萄酒等美食佳酿。尽管如此，他对即将与约瑟夫·斯大林元帅的会晤充满期待，并通过外交渠道安排了在傍晚七时的会见，因行程紧凑，原计划的鱼子酱与伏特加晚宴只能推迟。

丘吉尔与哈里曼于既定时间会见斯大林，会议地点相较于别墅更显朴素，但讨论内容却极为直接而深入。会谈初期，氛围略显紧张，主要由于丘吉尔决定首先向斯大林通报不利消息，即推迟“铁锤”计划的决定，此举意在观察斯大林的反应。丘吉尔详述了西方盟国基于战略考量放弃1942年法国西北部攻势的原因，强调虽愿承担重大牺牲以支援苏联，但面临德军无需增援即可挫败攻势的评估。斯大林对此持保留意见，但确认了其无权干预西方决策。随后，话题转向轰炸德国本土的计划，斯大林表现出一定兴趣，并提出扩大轰炸范围至民房的建议。丘吉尔虽原则同意，但强调此举应作为打击工业目标的补充手段，以确保战略效果最大化。随着讨论的深入，会场氛围逐渐缓和，丘吉尔方才透露“火炬”作战计划的细节，该计划旨在北非登陆，以牵制德军并开辟新战线。斯大林对此表示认可，同时就潜在的政治风险，尤其是美国军队行动时法国人的配合问题，提出了疑虑，特别指出对戴高乐将军的不信任。此次会谈虽起始于紧张，但随着双方对战略意图的深入交流与理解，逐渐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丘吉尔通过巧妙的策略安排，不仅传达了西方盟国的决策与计划，也成功获取了斯大林对“火炬”计划的初步认可，为后续的军事合作奠定了基础。在深入讨论战略布局之际，针对戴高乐将军在北非所倡导的“自由法兰西”运动，有观点认为其在政治影响层面相较英美两国展现出更为显著的活力。会议尾声，丘吉尔首相的期望得以实现，斯大林元帅详尽归纳了即将展开的作战行动之多重战略价值：首要在于直击隆美尔后防，有效牵制；其次，形成对西班牙的潜在震慑；再者，巧妙利用法德矛盾，促成双方相互消耗；进而，将意大利直接暴露于战争锋面，加速其败局。丘吉尔首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此行动还将有助于开辟地中海航线，并构建起一条穿越波斯湾的铁路线，此举不仅能够极大缩短向苏联输送战略物资的时间周期，更鉴于摩尔曼斯克护航任务的艰巨性，此铁路线将作为租借法案实施的重要补充，具备深远的战略意义。是夜，克里姆林宫会议圆满落幕，丘吉尔首相对于会议成果深感满意，视为实质性的突破。但是，次日晨光初现，他再次审慎审视斯大林元帅的态度，并于午间与莫洛托夫会晤时表达了对苏联方面应对方式略显草率的担忧。莫洛托夫则以斯大林深谙大局为由，给予了模棱两可的回应。时间转至1942年8月13日深夜，丘吉尔一行在莫斯科机场目睹了苏联飞行员精湛的特技展示后，迎来了与斯大林的正式会面。夜幕低垂，会议室内空旷而庄严，仅一帧列宁画像静静悬于壁上，斯大林在此发表了一份立场坚定的备忘录，重申1942年内开辟第二战场的必要性，并强调此决议早获盟国共识。面对此强硬立场，丘吉尔并未立即逐条反驳，而是承诺将以书面形式给予全面回应。随后，会议氛围因斯大林对西方盟国，特别是英国避战态度的严厉批评而趋于紧张。斯大林指责英军过分畏惧与德军进行地面决战，并暗示实际交锋或能破除恐惧。此情此景，激起了丘吉尔的强烈反应，他愤然拍案，发表了一场被布鲁克将军誉为极其有力的演说。丘吉尔直言不讳地阐述了当前战略形势的复杂性与英方所面临的实际挑战，展现出了其作为领导者的坚定与智慧。随后，在一次交流场合中，由于丘吉尔发言语速过快，导致翻译工作出现滞后，他不得不频繁确认信息传达情况，这一插曲被斯大林以幽默而直接的方式化解，表达了对丘吉尔个人品质的认可，从而有效缓和了现场氛围。面对斯大林态度骤变的情景，丘吉尔虽感困惑，但在卡多根勋爵的安抚下稍感宽慰，并回忆起艾登一行于1941年12月在莫斯科的类似经历，指出斯大林情绪变化的不确定性。尽管卡多根提供了乐观的评估，丘吉尔仍对会议成果持悲观态度，并表达了撤离意向。但是，在斯大林的晚宴邀请下，丘吉尔勉强同意留下，但明确了次日离开的行程，这一决定显然出乎斯大林的预料。晚宴期间，双方对于未来合作的具体规划未能达成明确共识，会议成果悬而未决。次日，丘吉尔情绪低沉，面对军事讨论保持沉默，尤其是当话题转向苏联新型迫击炮的技术细节时，苏联方面的保密态度加剧了他的挫败感。夜幕降临，斯大林于克里姆林宫格卢姆宫设宴款待，尽管宴席上佳肴满桌，但氛围却略显拘谨，缺乏往日的融洽。斯大林与丘吉尔的对话虽坦诚且流畅，但缺乏亲密感。斯大林分享了自己过往与南希·阿斯特及萧伯纳的交往经历，间接提及了丘吉尔在过去决策中的责任问题，而丘吉尔则主动承担责任，并询问斯大林是否已释怀，斯大林则以“过往云烟，已归上帝”回应，展现了宽容之态。晚宴临近尾声，丘吉尔以“过早”为由请求提前离席，实则是在凌晨1点30分以稳健的步伐离开宴会厅。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总理的陪同之举，透露出其避免此次访问彻底失败的意图。至此，整个事件在8月15日晚以一种微妙而复杂的情绪中落幕。在一次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会面中，温斯顿·丘吉尔爵士造访约瑟夫·斯大林位于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进行了其任期内最后一次正式会谈。此次会面，斯大林展现出较为缓和的姿态，随后，基于双方达成的共识，斯大林邀请丘吉尔至其私人居所，位于克里姆林宫内的寓所内共饮，以示友好与进一步交流。寓所位置隐蔽，穿越了占地广阔的克里姆林宫庭院，面积广达二十万平方米。抵达后，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依循礼节亲吻了父亲，随后礼貌退席，同时，外交官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亦在场见证这一时刻。当晚，两位领袖间的对话持续长达七小时，氛围总体友好，其间，斯大林就皇家海军某事项提出了批评意见，丘吉尔则以谦逊之姿回应，表明自己对海军事务略有涉猎，并巧妙指出俄苏长于陆战、英国擅长海战的传统差异，这一解释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缓和了先前的微妙气氛。在深入交流中，斯大林甚至以乌克兰农场合作化运动的艰难作为对比，强调当前战争之严峻虽不及彼，却同样考验着双方国家的韧性。会谈直至凌晨2时30分许方告结束，丘吉尔心满意足地离开，而原本期待就战后波兰问题深入讨论的波兰将军威拉迪斯劳·安德斯则略显失望。

紧接着，丘吉尔不顾疲惫，直接前往机场，率领代表团搭乘航班前往德黑兰，途中利用大使馆的便利设施恢复体力。随后，代表团转赴开罗，与亚历山大将军及蒙哥马利将军会晤。丘吉尔搭乘由范德克卢特担任机长的“突击队员”号专机，于1942年8月24日（星期一）晚间顺利返回伦敦。此次行程，对丘吉尔而言，是一场充满挑战与风险的外交之旅，他直面将推迟开辟第二战场计划的决定告知斯大林，从而在西方的战略考量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同时也致力于构建并强化与苏联之间的合作关系。尽管面对诸多困难与不愉快，丘吉尔认为此行巩固了双方间的“特殊联系”，为后续合作奠定了基础。至此，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暂时进入了调整与等待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