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百合妈妈

在当下，做父母似乎是一件颇不容易的事，面对孩子的种种状况，常常会感到束手无策。前一阵子和一位朋友聊天，他绘声绘色地讲起一次去医院的见闻，有趣得很。

一位妈妈带着小孩去打针，估计是疫苗之类，护士刚准备好要下手的时候，小孩看到针头“哇”地一声就哭了。孩子妈妈抱着哄，先是拿出家长们惯用的便捷手段，诱之以利，承诺回去给买好吃的、好玩的之类。然而毫无效果，孩子仍是嚷着要跑。

无奈，孩子妈妈换了一种方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真真是苦口婆心：“来的时候不是说好的吗，你都答应妈妈了，怎么可以不讲信用？你是男子汉呀！男子汉要讲信用，要说话算话的！你那么勇敢，打针有什么好怕的？只疼一小会儿，你还没怎么感觉到呢，就完事了。打完这针你就不生病了，就可以出去玩了……”孩子哪里听得进去，该哭哭，该闹闹，就这样耽误了不少时间。

最后，孩子的爸爸从缴费窗口赶回来了。眼见援兵到来，孩子的妈妈终于祭出了看家的一招，威胁道：“别哭啦，再哭你爸爸要打你啦！”孩子爸爸一听，连忙配合起来，脸一沉，举起右手作势。这时小孩转过身来，满眼热泪、一脸无辜地望着爸爸，带着哭腔说道：“爸爸呀，体罚小孩是不对的呀！”

说完，所有人都撑不住笑了起来。

有一些家长说，我们小时候还不是被父母打大的，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什么温和、平等、尊重都不值一提，小孩子就是要打，不打不成器。

秉持这种育儿理念的家长实在是受旧时代的伦理观念影响之深，不错，从前的孩子是很老实规矩。那可真是家长们的“黄金时代”，家长拥有绝对权威，子女在威势之下几乎如奴隶般的唯唯诺诺。

这并不夸张，在旧的儒家伦理中，父母生育子女本身便是一种天大的恩典，先天便是子女的恩人、债主；子女实际上不能算作一个独立的个体，他首先是父母的一种附庸，是“某某之子”。

那时的孩子，背负着一种先天的无形枷锁，而枷锁之下的老实、规矩，又有何值得夸耀的？“老实”“规矩”，毋宁说是威势压迫之下的苟且忍耐。他们的锐气被抑制，锋芒被消磨，天性中的活泼、纯真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不是教育，是扼杀。读过《红楼梦》的人，很难不对贾政、宝玉二人的父子关系印象深刻。贾宝玉见到贾政，与其说是敬畏，不如说是彻头彻尾的恐惧，儿子见了老子，浑似于老鼠见了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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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最早的那些觉醒者们，认识到了这种权威教育的弊端，大声疾呼，提倡孩童解放。他们说，要把下一代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以父母的身份去压迫、强制下一代，要建立一种新的亲子关系，充分地尊重孩子。胡适在大儿子胡祖望诞生后，做了白话诗《我的儿子》，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种主张。他说：

“譬如树上开花，花落自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我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这是我所期望于你：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

胡适的诗，更像是一种宣言，在当时很是引起了一场轰动。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等人也都各自表达了类似的主张，一时之间风起云涌，亲子关系的探讨成为社会焦点，人们称之为“家庭革命”。就像鲁迅先生所戏谑的那样，这是“革命革到老子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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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家庭革命，鲁迅先生也参与了。

在当时撰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他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觉醒的人们，应先解放自己的孩子，为他们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若论及他的宗旨，就是一句话：“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

这篇文章写于1919年，当时的鲁迅还没有子女，直到十年之后儿子出生，那些做父亲的种种主张，他才真正得以亲身施行。

鲁迅给儿子取名“海婴”，意即“上海出生的孩子”，但他同时表示，这名字并非强加，“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充分尊重孩子的自主选择。

在给友人的信中，鲁迅屡屡满含深情地讲起与儿子的趣事：“海婴这家伙非常调皮，两三日前竟发表了颇为反动的宣言说‘这种爸爸，什么爸爸’！真难办。现在的孩子更捣乱了。”“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今年就不再问，大约决定不吃了。”在鲁迅的眼光中，一个孩子紧要的不是驯服、听话，而是活泼、健康、充满童真，是一个真正的孩子。

鲁迅说：“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他时常光顾附近的杂货店、玩具摊，去书店时也不会忘记向老板淘一些有趣的童书。他曾给周海婴买过一套木匠工具，见孩子在那里有模有样，四处敲敲打打，玩的不亦乐乎，他也不住地笑起来。春秋时候齐景公曾像牛一样驮着自己最爱的小儿子，鲁迅也是，并自嘲说：“俯首甘为孺子牛。”一片父爱，昭然可见。

周海婴后来回忆鲁迅对他的教育，说：“父母对我的启蒙教育是顺其自然，从不强迫，不硬逼。”作为父亲，鲁迅是极好的榜样，他对孩子给予悉心的照料、对人格的尊重、符合其天性的培养和教育，使孩子在宽松、舒展、自由的空气中茁壮成长，并未曾套过任何世俗的枷锁。在遗嘱中，鲁迅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周海婴后来以自己的能力考入清华大学，成为一位无线电工程师，这也足以证明鲁迅的教育理念是相当成功的。

无怪乎诗人柳亚子评价说：“近代对于儿童教育最伟大的人物，我第一个推崇鲁迅先生。”

自从孩子们被解放了，他们也着实大胆、放肆起来了。以前头上有大棒、身上有枷锁，屈于淫威，他们只好唯唯诺诺。现在不同，一个合格的父母既要保存孩子的天性，给予他们自由，让他们自在、张扬地成长，又要加以适当的引导和管束，这对于家长教育子女的能力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正如鲁迅当年所预见的：“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

有一句话说的好：“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孩子的每一种所作所为，实际都是父母日常行为的投射。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在不知不觉中深深影响着孩子。因此，在当今这个时代，父母在关注子女教育的时候，首先要做的，还是应当先审视一下自己：“我自身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会对孩子造成怎样的影响？应当如何改正这些问题，避免影响到孩子？”做好自己，便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是这个道理。如果自己本身就一堆毛病，再去教育孩子，结果必然是孩子不心服，自己也觉得理亏。

之前读《汉书》，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实在忍俊不禁。

西汉中期有一个人叫陈万年，他善于逢迎拍马，因此官运亨通，一直做到御史大夫，成为当朝重臣。晚年时，陈万年大病一场，自感不久于人世，于是把小儿子陈咸叫到床前，将毕生做人、处事的经验传授给他。做父亲的不顾病体，一直唠唠叨叨到夜半三更；跪在床边的儿子却坚持不住了，昏昏睡去，一头撞到屏风上面。陈万年大怒，抄起手杖就要行家法，说：“你老子在这里教导你，你反倒睡着了，怎么回事？（乃公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儿子陈咸赶忙叩头谢罪，说道：“我完全明白您所说的话，大体意思就是叫我多多地拍马屁。（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陈万年听了，也无言以对，干脆作罢。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在过去的时代，父母自身不正，孩子尚且会产生质疑、敢于不从，何况今天。由此想到，如今有些家长，整天禁止孩子碰手机，结果自己倒好，一天到晚抱着手机不放，试想一下，孩子又凭什么会听他的呢？

除了做好自身，适当学习一些家教方法也确实是非常必要的，这使我们在处理一些亲子问题时能够更加游刃有余。在这点上，可以多和有心得的父母聊一聊，讨教一些成功经验。此外，还可以多读一读书家庭教育方面的书籍。

但是，一些理论性过强的家教书籍往往不是好的选择。这类书籍通常名气较大，其中的一些概念、理论不可谓不先进，但其可操作性可就很难说了，大部分内容往往玄远迂阔，难以施行。还有一类亲子书籍，则与此几乎是恰好相反，完全是一副实用手册的模样。

一部足以使人真正发生改变的好书，它影响人的方式通常实在潜移默化之中，不会有一种非常刻意、明确地说教。惟因如此，它才更为可贵。西晋名将杜预曾说：“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厌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好的家教类、亲子类书籍，应当避免过多的直接、正面论述，优柔厌饫、轻描淡写、举重若轻才是理想的手段，让读者主动、自然地从书中寻找他探寻的答案。

公认的家教经典《傅雷家书》事实上就是如此，就其内容来讲，它无非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日常通信，庞杂、琐碎地谈及艺术、文学、戏剧、处世之道、道德修养、感情处理等诸多方面。仔细考究，却发现它在子女教育、亲子关系方面却极少正面的论述和说教。可是，几乎所有做父母的，在读过这本书后，无不感觉获益匪浅，确实地学到很多亲子之间的相处法门。而这，这正是这本经典著作长盛不衰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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