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六世之余烈之二：秦惠文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贾谊在《过秦论》中的这句千古名评，道尽了秦国一统华夏的波澜壮阔。在秦国崛起、迈向大一统的征程中，秦惠文王嬴驷无疑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关键君主。他上承秦孝公变法图强之余荫，下启后世诸君蚕食诸侯之霸业，以非凡的谋略与果敢的决策，为秦国的腾飞筑牢根基，其在位期间诸多惊世之举，至今仍熠熠生辉，值得后人细细探寻。

嬴驷身为秦孝公嬴渠梁之子，自幼便在秦国宫廷的权谋漩涡与变革浪潮中成长。彼时，秦国僻处西陲，受山东诸国轻视，秦孝公矢志变法图强，广纳贤才，卫鞅（即商鞅）应召入秦，掀起一场惊世骇俗的变革风暴。

嬴驷年少为太子时，心性未定，在旧贵族的蛊惑下，一度触犯商鞅新法。商鞅秉持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的铁律，决意惩处太子以立威。然太子为国之储君，不可轻易受刑，于是商鞅严惩了嬴驷的师傅公子虔与公孙贾，公子虔遭劓刑割鼻，公孙贾被施以黥刑脸上刺字。此事令嬴驷颜面尽失，心中对商鞅暗生怨恨，宫廷之内，一股压抑的暗流悄然涌动。这不仅是嬴驷个人的屈辱，更在秦国朝堂埋下了新旧势力冲突的隐患，为日后的政治动荡埋下伏笔。

公元前 338 年，秦孝公溘然长逝，年仅 19 岁的嬴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此时秦国看似国势日盛，新法推行卓有成效，然实则暗潮汹涌。旧贵族们因商鞅变法剥夺了诸多世袭特权，怀恨在心已久，秦孝公在世时，他们敢怒不敢言，如今新君初立，便妄图反扑，欲除商鞅而后快；而商鞅凭借变法之功，在秦国威望极高，朝堂上下多有其支持者，新君权威面临严峻挑战，朝堂之上隐隐形成新旧势力的对峙僵局。

嬴驷继位伊始，公子虔等旧贵族势力迫不及待地诬告商鞅谋反。嬴驷深知，此时若袒护商鞅，必与旧贵族彻底决裂，秦国朝堂将陷入无休止的内斗，危及国本；可若惩处商鞅，又恐背负 “忘恩负义” 之名，且变法大业恐遭重创。权衡再三，嬴驷选择借贵族之手铲除商鞅，以车裂这一极刑处死了他，还灭其全家，看似冷酷决绝，实则暗藏玄机。此举一方面稳住了旧贵族，使其误以为新君站在他们一边，平息了贵族们的熊熊怒火，为自己赢得喘息之机、稳固了初立的君权；另一方面，嬴驷并非昏庸之主，他深知商鞅变法乃秦国崛起根基，虽杀其人，却明智地保留了新法，继续推行耕战之策、强化中央集权，确保秦国沿着富国强兵之路稳步前行，向山东诸国昭示秦国变法图强的坚定决心。

秦惠文王虽以铁腕手段处置了商鞅，却未被守旧势力裹挟，而是坚定地秉持东出之志，将矛头率先指向魏国。彼时，魏国在桂陵、马陵之战中连败于齐，精锐损耗惨重，国力大衰，秦惠文王敏锐捕捉战机，重用公孙衍这位军事奇才。公孙衍本为魏人，却因在魏国不得志转投秦国，一心欲立不世之功。公元前 330 年，秦军在公孙衍的统率下，于雕阴（今陕西甘泉县南）与魏军展开生死对决。秦军将士在 “首功之国” 爵赏激励下，个个如猛虎下山，奋勇厮杀；魏军则因主将龙贾战前疏于防备，仓促应战，军心大乱。此役秦军大获全胜，斩首八万，生擒龙贾，魏国河西守军土崩瓦解，被迫将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河西之地的收复，是秦国自战国以来对魏国作战的重大胜利，一雪百年国耻，秦国东进之路自此豁然开朗，秦军士气如虹，威震山东诸国。

秦惠文王并未因初战告捷而沾沾自喜，他深知魏国虽衰，余威尚存，必须乘胜追击，给予致命一击。公元前 329 年，秦军再度挥师东进，如狂飙席卷河东，连下汾阳（今山西万荣县西南）、皮氏（今山西河津县）、焦（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曲沃（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等城邑，势如破竹；次年，秦军乘胜追击，攻克蒲阳（今山西隰县）。魏国在秦军接二连三的强大攻势下，连招架之功都已丧失，无奈之下，只得割让上郡 15 县（今陕西东北部地区）以求苟安。至此，秦国不仅鲸吞了魏国黄河以西的广袤地盘，还在黄河东岸建立起稳固的东进前沿阵地，彻底突破了魏国的河西防线，为后续东出中原、逐鹿天下铺就了坚实根基，秦国的疆域大幅东扩，国力蒸蒸日上，成为令山东诸国胆寒的西部雄强。

公元前 325 年，秦惠文王做出了一个令山东诸国瞩目的举动 —— 效仿山东六国称王，改元更元元年。彼时，称王之风在战国渐盛，魏国、齐国等诸侯早已相继称王，秦国虽经变法图强，国力大增，但在名分上仍稍显逊色。秦惠文王此举，意在向天下宣告，秦国已彻底摆脱昔日西陲弱国的形象，拥有了与山东诸国平起平坐、逐鹿中原的雄厚实力。这一称号的变更，如同在战国的熊熊烈火中投入了一颗重磅炸弹，瞬间激起千层浪，秦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升，也让山东诸国对秦国的东出野心有了更为清晰、深刻的认知，秦国自此以更加昂扬之姿，大步迈向统一天下的宏伟征途。

秦国的强势崛起，如芒在背，令山东诸国惶惶不安。公元前 318 年，在魏相公孙衍的积极斡旋牵头下，一场针对秦国的合纵风暴呼啸而来。赵、魏、韩、楚、齐五国歃血为盟，合纵伐秦，推楚怀王为纵长，集结大军浩浩荡荡直逼函谷关。此时的秦国，虽国力日盛，但面对五国联军，亦不敢小觑。祸不单行，秦国西北的义渠部落，在公孙衍的策动下，趁机发兵骚扰秦国后方，烧杀劫掠，令秦国腹背受敌。函谷关前，五国联军旌旗蔽日、气势汹汹，大有一举踏平秦国之势，秦国上下，一时陷入前所未有的危局，存亡系于一线。

值此生死存亡关头，秦惠文王再次展现出非凡的用人谋略，他对张仪这位纵横大家深信不疑，委以重任，令其出使化解危机。张仪身负秦王重托，凭借那如簧巧舌，周旋于诸国之间。他深知，五国联军看似强大，实则各怀鬼胎，利益诉求纷繁复杂。张仪先奔赴燕国，向燕王剖析利弊，陈明燕国与秦国并无深仇大恨，何苦为他国火中取栗，燕国参与伐秦，不仅损耗自身国力，且所得寥寥，反易招秦国报复，燕国边境将永无宁日；燕王权衡再三，心生退意。继而张仪又马不停蹄赶赴楚国，面见楚怀王。楚怀王贪婪短视，张仪投其所好，许以秦国割让商於之地六百里为诱饵，劝其与齐国断交，退出合纵联盟。楚怀王被眼前利益蒙蔽，欣然应允，迫不及待与齐国决裂，还派人辱骂齐王，齐楚联盟瞬间瓦解，齐国愤而转与秦国交好。

五国联盟既已从内部崩裂，秦军趁势全力反击。樗里疾率秦军精锐出击，在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与魏、赵、韩三国联军展开生死决战。秦军将士怀着保家卫国的决绝斗志，如虎狼般凶猛扑杀；联军则因楚国、燕国撤军，军心大乱，士气低落。此役秦军大获全胜，斩首八万二千，韩、魏、赵联军丢盔弃甲，狼狈逃窜，五国伐秦之势土崩瓦解。张仪以卓越的外交谋略，成功破解合纵危局，让秦国转危为安，威名更盛，山东诸国自此对秦国的连横之策忌惮不已，秦国在战国棋局中的话语权愈发强硬。

正当秦国在中原与山东诸国纵横捭阖之际，秦惠文王的目光敏锐地投向了西南一隅的巴蜀之地。彼时，巴、蜀两国积怨已久，争斗不休。蜀王分封其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苴侯与巴王交好，却引得蜀王震怒，举兵讨伐。苴侯势单力薄，仓皇奔巴，巴国自忖难以抗衡蜀国，遂向秦国发出求救。这一求救信号，犹如一道曙光，照亮了秦国通往西南的扩张之路。

秦惠文王朝堂之上，就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张仪主张先伐韩，以图挟持周天子，进而号令天下，成就王业；而司马错则力陈伐蜀之利：“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且有禁暴止乱之名。” 秦惠文王权衡再三，终采司马错之策，于公元前 316 年遣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率大军，沿着艰险的金牛道挥师南下。

秦军入蜀，如虎入羊群，蜀军虽据险抵抗，却难敌秦军锋芒。葭萌关一役，蜀军大败，蜀王身死，秦军顺势攻占成都，蜀国覆灭。紧接着，秦军马不停蹄，挥师东进，一举灭掉苴、巴两国。如此，秦国鲸吞巴蜀之地，将其纳入版图，设巴、蜀、汉中三郡。这一战，不仅让秦国疆土大增，更获巴蜀之地丰富的物产、肥沃的土地，为秦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资与兵源，犹如在秦国身后筑牢了一座坚不可摧的战略堡垒，使其能毫无后顾之忧地东出中原，逐鹿天下。此后，秦国以巴蜀为根基，进一步觊觎楚国，公元前 312 年，秦军趁势攻楚汉中，楚军大败，被迫割让汉中之地。秦国将汉中与巴蜀紧密相连，疆域再度拓展，战略优势愈发凸显，自此在战国地缘政治格局中掌握了更为主动的权柄。

义渠，这支活跃于秦国西北的游牧部落，长久以来犹如一把高悬的利剑，时刻威胁着秦国的后背。他们精于骑射，逐水草而居，机动性极强，时常趁着秦国主力东调、与山东诸国鏖战之机，纵马南下，劫掠秦国边境，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令秦国军民苦不堪言，边疆百姓几无宁日，秦国的后方稳定饱受冲击，发展亦受阻挠。

秦惠文王即位之初，便决心根除这一心腹大患。公元前 331 年，义渠国内突发内乱，各部落纷争不断，势力大为削弱。秦惠文王瞅准这一千载难逢之机，果断派庶长操统兵出征，直击义渠腹地。秦军挟锐士之威，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平定内乱，义渠王被迫称臣。为强化管控，秦国在义渠故地设立县制，派遣官吏治理，将其部分纳入秦国行政体系，义渠自此名义上成为秦国属地，为秦国西北边疆带来了短暂安宁。

然而，义渠人剽悍难驯，岂肯久居人下。公元前 318 年，趁五国伐秦、秦国主力被牵制于函谷关之际，义渠王撕毁盟约，再度兴兵反叛，在李帛之地大败秦军，一雪前耻，还大肆劫掠秦国边民，重燃战火，令秦国腹背受敌，陷入极其被动之境。秦惠文王盛怒之下，痛定思痛，调集重兵，于公元前 314 年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对义渠发起全面反击。秦军吸取教训，凭借精良装备与严明军纪，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历经苦战，连克义渠二十五座城池，重创其有生力量，再度迫使义渠归降。经此一役，义渠元气大伤，短期内再无力大规模侵扰秦国，秦国西北边疆得以稳固，还从义渠手中夺取了大片牧场，为秦国发展骑兵、增强军力提供了充足的马匹资源，为后续东进中原提供了坚实的后方保障。

秦惠文王用人，极具慧眼与谋略，他深知战国乱世，人才乃争雄之本，故而广纳贤才，不拘一格。朝堂之上，外籍能臣闪耀夺目，尤以魏国居多，张仪、公孙衍、魏章、司马错等皆是其中翘楚。他重用知己知彼的公孙衍、张仪，令其在对魏作战、外交斡旋中大放异彩；对魏章这位魏国降将，委以重任，在攻楚之战中，以公子疾、甘茂等重臣辅佐，魏章不负所望，连败齐楚名将，夺下战略要地汉中；司马错更是历经三朝，在伐蜀、楚、魏、韩等诸多战事中屡立奇功。

秦惠文王用人不唯亲、不唯籍，唯才是举。他巧妙制衡各方势力，让能臣相互砥砺、各尽其能，既避免一家独大，又激发人才潜能，使得秦国朝堂英才汇聚，生机勃勃，为秦国崛起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铸就了秦国强大的人才根基。

秦惠文王嬴驷的一生，波澜壮阔，充满权谋与征伐。他在秦国发展的关键节点上，以非凡的政治智慧与果敢决断，巩固了商鞅变法成果，破除守旧势力阻挠，让秦国法治根基愈发坚实；东出函谷，向魏 “首战河西、再战河东”，令秦国疆域大幅东扩，国力剧增，打破了魏国对秦国的封锁，为东进中原开辟道路；称王之举，彰显秦国崛起雄心，提升国际地位，向天下宣告秦国将不再偏安西陲；合纵连横间，重用张仪，凭卓越外交谋略瓦解五国伐秦危机，使秦国转危为安，还借机削弱他国，掌握外交主动；南征巴蜀、北扫义渠，既拓展战略纵深、获取丰富资源，又稳固大后方，为秦军东出解除后顾之忧；用人唯贤，广纳各国人才，朝堂之上外籍能臣尽显其能，相互制衡又协同奋进，铸就秦国人才鼎盛之局。他的诸多建树，如同坚实梁柱，撑起了秦国迈向大一统的宏伟大厦，为后世嬴政横扫六国、一统华夏奠定了不可撼动的根基，其留下的政治、军事、用人等诸多宝贵遗产，至今仍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令后世不断追思、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