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一部累积型小说的创作过程，弄清小说主人公的形象演变轨迹，是十分重要的。

平心而论，今本中宋江形象的塑造，算不上成功。

此人外表平庸，才能有限，连自己也承认“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第六十八回）。他唯一的优势似乎是在道德方面，但又常常给人留下心口不一的伪善印象。

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他在上山落草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反复摇摆、首鼠两端。

他身为官吏却执法犯法，“担着血海般的干系”给犯有重罪的朋友通风报信；为了逃避惩罚，他又杀死握有“通贼”证据的外室，不得不避走江湖。彼时他何曾想过国家的法度乃至亲人的安危，又哪里谈得上忠和孝？

然而当他发配江州、被众好汉邀截上山时，却又换了一副面孔，将前时准备上山的行径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一时乘兴”之举；并且全不顾绿林朋友的面子，将上山落草痛贬为“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恶行。还“泪下如雨”、信誓旦旦地说：“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甚至连枷锁也不肯开，说“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第三十六回）

宋江忠臣孝子的形象刚刚树立起来，转眼间又酒后吐真言，于浔阳楼粉壁上题下“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的狂言，并对“大盗”黄巢表示轻蔑，不是反感他对抗朝廷，而是嫌他乱子捅得不够大，“敢笑黄巢不丈夫”！（第三十九回）

至于宋江坐上梁山泊第一把交椅后，又千方百计谋求招安，也使人怀疑他是挟梁山以自重，把一伙赤心造反的兄弟当作自己飞黄腾达的人梯……

宋江的伪善，还表现在对待妇女的态度。在源于市井文学的英雄传奇中，对一位英雄人物的价值判断，总少不了“打熬筋骨、不近女色”这一条。

而今本抽象地称说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第二十一回）；事实上，他却公然讨“酒色娼妓”阎婆惜做外室，“在县西巷内讨了一所楼房，置办些家火什物……没半月之间，打扮得阎婆惜满头珠翠，遍体金玉”（同上）。

总之，这个宋江口是心非、言行相悖，颇有“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之嫌。

小说中这种并不成功的人物描写，也给金圣叹等批评者提供了攻击的口实。与鲁智深、武松等个性鲜明、完整统一的人物形象相比，宋江的性格缺陷分外明显。

是谁使宋江形象陷于“人格分裂”的境地？作者的才子之笔，为什么在宋江这位一号人物身上忽然失去了灵气？

如果考虑到今本是《遗事》与吴本的合流，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个人格分裂的宋江，恐怕正是由于两派故事共同作用、难以融通的结果。

《遗事》与吴本中的宋江字号不同、身份各异，犯罪因由彼此参商，上山途径也不一致；两人的素养、性格、气质也大不相同，根本就是两个人。

例如，《遗事》中的这个颇有强梁气概，不大注重名节操守。他与娼妓打得火热，又因争风吃醋妄动杀机。他对绿林朋友的物质酬谢照纳不误，得了金钗马上交给姘妇收存。在他身上很难看到忠孝节义熏陶的痕迹，这个宋江更像是“酒色财气、更要杀人”的草莽之辈。

吴本中的宋江则大不相同。他“驯谨而其中了然，讷厚而其诺硁然”；一贯“抚孤济茕”，很注意自己在世人眼中的形象，也确实获得了“人人得呼公明，人人咸愿为公明用”的崇高威望。对于上山落草这种不忠不孝的行径，他考虑再三，犹豫数四，先是讷讷不肯依从；一旦身不由己，被迫上山，又马上宣言：“（宋室）苟能用我，当听其指挥，立大功名！”不用说，这个宋江更容易获得江湖荣名，当其置身于芸芸众生之间时，也更能显出其特立独行、不同凡响的领袖气度。

《遗事》、吴本等各派“水浒”传说对梁山英雄的刻画各有偏胜，并非个个用力；唯独对宋江这位头号人物，却都竭尽全力、反复渲染皴擦，唯恐其不够完美突出。

而《水浒》作者面对如此丰富的人物素材，肯定会如入宝山、难以割舍，细大不捐、兼收并蓄。

其结果便造成了今本宋江的两个重要特点：

一是登台排场叠床架屋，格外隆重；

二是将不同派别传说中相互矛盾的人物性格强扭在一起，造成几近分裂的内在形象。

宋江于第十八回首次在小说中露面，排场颇为宏大。

先由何涛眼中看他的气质外貌，以“眼如丹凤、眉似卧蚕”一篇百余字的骈语道出；接着又足足用了近三百字，述说他的姓名、字号、家世、人品；最终以一首《临江仙》，唱出“及时甘雨四方称，山东呼保义，豪杰宋公明”的华采高音，对他竭力吹捧、称颂备至。

梁山好汉大多是“酒色粗人”，除了姓名，大多只有一个浑名绰号；至于表字、别号之类，则一概与之无缘。山寨副军师公孙胜因为身份特殊，在“入云龙”之外，又号“一清先生”，已属特例。

而宋江则一人拥有五六个名号：除了姓名之外，尚有表字“公明”。绰号则不止一个，时称“呼保义”，时称“及时雨”。此外，郓城县人还因他面黑身矮，唤他“黑宋江”；又因他“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

这种一人多名的现象，在小说中格外显眼。笔者窃以为，这正是今本汇聚了各派“水浒”故事而未加精拣、兼受并蓄的结果。这种现象，实可视为“水浒”故事演进中的活化石。

而类似“呼保义”这样的绰号，大概连《水浒》的最后写定者也难以说清它的原始含义，只好照单收录，不加疏解。这又可以证明，《水浒传》在成书过程中，既有不同人物、事件的罗列与连缀，也有同一人物、事件的叠加与堆砌。

可惜作者对宋江形象的熔铸工作做得并不成功。

在人物内在形象上，作者无疑倾心于吴本中的这一个，然而他又舍不得扬弃《遗事》中那些传扬既久的精彩情节；

于是他选择了加法，试图将仁人君子的宋江和草莽英雄的宋江捏合在一起。

这样一来，有污好汉名声的纳妾行为，在今本中被粉饰成收养无告的义举；

虐杀妇女的暴行，也被说成是迫不得已的自卫行动。

这个捏合得来的宋江，时而作奸犯科、毫无顾忌，时而又口称忠孝、大义凛然。

人们不清楚这是糅合未匀所带来的后果，只觉得这个形象包容着过多的矛盾；宋江不是人格分裂，便是大奸大伪。

不过小说中宋江形象塑造得不够成功，也许不应完全怪罪作者。

早期章回小说的创作方式为世代累积而成；其最终写定者（或中间环节的某位作者）所做的工作，往往是对旧作的连缀增补、润色加工。

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固然因旧作的存在而颇为省力，却也容易被旧作束缚了手脚，变得难以施为。

即是说，宋江性格上的缺陷，应归咎于早期堆砌、叠加式的人物创作方法，而同作者的思想观念、认知方式、审美立场无大关联。

《水浒》作者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捏为一人，基本做到卯合榫接、无大纰漏，这已经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创作成果。

不应忘记，《水浒》毕竟是最早的白话长篇章回小说，在它之前，几乎没有任何现成作品可资借鉴。

今本宋江形象来源于吴本和《遗事》，似乎已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