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认为自己的罪行远不如徐远举周养浩深重，所以在重庆写交代材料期间，没少举报徐远举和周养浩，周养浩差点因为沈醉的举报被判处死刑——周养浩在战犯管理所并没有跟郑庭笈打过架，他被抓后唯一一次动手，就是对着沈醉的脑袋抡板凳，却被宋希濂伸胳膊挡住了。

周养浩是一个凶残的特务，却不会什么武功，他是小学老师出身，后来考入了上海法学院法律系，嘴皮子很厉害，心肠也很毒辣，但真动起手来，别说打不过百战将军宋希濂，就是跟沈醉单挑，获胜的概率也无限接近于零。

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都是1956年高级战犯大集中时才进的北京功德林，在进京之前，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西南区少将正副区长徐远举周养浩、总务处少将成希超、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都被卢汉逮捕后送到重庆关押，一开始是关在白公馆，两年后西南公安部在白公馆后面修建了一座标准监狱，就让这些大特务都搬了过去。

周养浩要用板凳砸死沈醉，就是在白公馆发生的事情，因为宋希濂夺走了周养浩手里的板凳，徐远举还嫌他多管闲事，后来被宋希濂“修理”了几次，这才消停了——宋希濂修理徐远举当然不是用拳头，因为徐远举跟他“级别不对等”，宋希濂不屑对这些特务动手，他当时之所以救沈醉，是因为这所谓的“军统三剑客”，也就沈醉看着还比较顺眼。

宋希濂是黄埔一期生中的佼佼者，在国共两方面都有很多同窗好友，他跟特务打架，会有一大帮将军出来助拳，就是真把周养浩打死了，也有人能护他周全，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想把徐远举周养浩直接枪毙——这两个家伙的手上，沾满了烈士的鲜血。

沈醉在交代材料和回忆录中对徐远举和周养浩的罪行毫无保留地交代，同时也说自己跟他们有本质区别，在徐远举对江姐用刑的时候，还出言阻止过。

沈醉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他一连问了好几声，江姐一句也不答。他性情一向暴跳如雷，便大喝一声：‘把她的衣裤都给我剥下来！’我知道他又要施展他那套审讯女人的最野蛮的方法了，先是剥了衣裤来羞辱，然后是用针刺……接着用小藤条抽打……等最敏感、最疼痛的地方。他大喝一声之后，站在两边的几个刽子手，马上恶神一般冲向江姐。”

沈醉回忆录中的某些部位名词太过凶残卑劣，笔者不忍复述，徐远举的恶行，早就该剥皮凌迟，但是沈醉对徐远举的手法如此熟悉，可见他不但见过，而且可能也用过。

沈醉说他阻止了徐远举：“江姐的怒斥，像连珠炮一样，使徐远举很尴尬。我连忙用脚在他的腿上碰了一下，小声说：‘你不会用别的办法？’”后来他命令刽子手用竹签插入江姐的几个指尖里，结果还是得不到一句招供。”

沈醉提醒徐远举“用别的办法”是出于好心吗？当然不是：沈醉在军统临澧特训班教的就是行动术，行动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刑讯。

沈醉传授行动术的时候，不允许学员记笔记，就是因为那些手段见不得人，而且沈醉在“教学”的时候还拿无辜者做人体实验，跟倭寇一样犯了反人类罪，这些事情沈醉在《军统内幕》中都承认了：“我因长期兼任军统所办的特务训练班行动术教官，为了讲行动术中刑讯这一课目，搜集过各种肉刑的资料。后来军统特务把许多身体结实的‘罪犯’当做试验品，进行种种实验，看一个人究竟能经受住多少种刑，每一种刑可以在人体上施用多久。军统特务仔细观察并将情况详细记录下来作为教材。”

沈醉也知道“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比野兽都不如，野兽虽吃人但还不懂得折磨人”，但是他在重庆当侦缉大队长的时候，还是拿被捕者当“活教材”，练习使用酷刑的方法和观察效果，以便将来用到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身上——这都是沈醉在回忆录中的原文。

沈醉绝非善男信女，他在刑讯方面的兴趣甚至还超过了周养浩——徐远举“邀请”周养浩“观摩”审讯江姐，周养浩拒绝了，而沈醉却主动要求参加。

据沈醉回忆，当年徐远举和周养浩因为争夺破获《挺进报》和重庆地下党的功劳而闹得不可开交，毛人凤也调解不了，只好让沈醉出面，调解结束后，徐远举邀请周养浩参与刑讯，于是发生了沈醉记录的一幕：“徐远举最后颇为得意地说：‘我这次在万县抓了个重要人物——江竹筠，我准备明天亲自审问她，二位谁有兴趣？’‘对不起，明天我已有约。’周养浩显然对看别人审问犯人不太感兴趣。‘我倒很想去看看！’他俩和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正好去看看徐远举审案。”

沈醉说他劝阻了徐远举杜江姐的羞辱酷刑，但是徐远举1964年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所写的在自供状《挺进报被破坏内幕》，则是另外一种说法：他1948年在重庆任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期间，常用的刑讯手段主要的有“老虎凳、水葫芦、踩杠子、吊杆子、竹签子种种毒刑，受过这种毒刑的革命人士，就是能够幸免于难，也要终身残废。”

徐远举承认，他去云南指挥“九九整肃”之前，命令将华蓥山起义的领导人及其他共产党员先杀掉，其中成善谋、陈然等十人是公开杀掉的，江竹筠等三十一人是秘密杀害的。

徐远举并不否认他杀害了大批仁人志士，但是却对刑讯江姐的过程只字不提，那些审讯“细节”，是沈醉特赦后告诉罗广斌（《红岩》的作者）和杨益言的。

沈醉的有没有阻止徐远举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谎言经不起验证，一个人撒谎，两次的说法就会在细节上出现矛盾。

咱们前面引述的沈醉参与刑讯江姐过程，出自《我的特务生涯·第二十六章·挺进报案》，但是在他的另一本回忆录《军统内幕》中则说自己参与刑讯是个偶然而非徐远举邀请：“徐远举正和周养浩闹矛盾，毛人凤要我去调解，我专门从昆明飞到重庆去办此事。我去找他们，除他们家中寝室要敲了门才进去外，办公的地方我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不用通报便一直走进去的。那天徐远举正在一间房内审江姐，我推门进去，他略一抬抬身子，便请我坐在他身旁。”

沈醉也算“资深特务”，记忆力也很好，如果他真的曾经阻止过徐远举对江姐施以卑鄙酷刑，那么时间地点应该记得很清楚，但是他却在自己写的回忆录中出现了矛盾，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他跟徐远举一样，在刑讯江姐这件事上撒了谎：在您看来，沈醉当时是良心发现出言阻止徐远举，还是狞笑着给徐远举出了更歹毒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