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貂赏乌林制影响十分深远，它促进了外东北的商贸发展，到十九世纪中期费雅喀人已经能用得上火器了。日本人宫间林藏在他的考察报告中描述库页岛的交易情况：“各地夷人每日几百人集聚于署中进行交易，其喧哗景象无法形容。”

间宫林藏（1780-1844年）日本探险史上的开创性人物，世界地图上第一个以日本人名字命名的地理名词“间宫海峡”的主人公。

间宫海峡就是鞑靼海峡。鞑靼海峡因鞑靼族而得名。由于间宫林藏于1808年对该海峡进行了探查，日本人遂将其命名为间宫海峡。1848年，俄国海军大尉詹纳迪·涅维尔斯科依对该海峡进行了考察，所以部分俄国人称该海峡为涅维尔斯科依海峡。

间宫海峡将其东的库页岛同其西的亚洲大陆分开，将其北的鄂霍茨克海同其南的日本海连接起来，在库页岛与西伯利亚大陆之间，北接鄂霍次克，南通日本海。约900千米长，水深4米-20米，最窄处7.3千米，黑龙江在此入海，沿岸主要城市是尼古拉耶夫斯克。

间宫林藏的本名叫伦宗，1780年出生在常陆国筑波郡上平柳村（现茨城县伊奈町），父亲是一位叫做庄兵卫的农民。因为林藏的父母婚后多年没有生育，所以林藏的降生给这个普通的农民之家带来了巨大的喜悦。正因为这样，林藏的父母对于他可谓是疼爱有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林藏有了一个幸福的童年，并且使他接受到了较为良好的教育。

林藏曾两次到过库页岛，1808年春，在幕府的差遣下，松田传十郎同间宫林藏一起前往库页岛进行勘测和侦察，以了解俄国的边界和扩张的情况，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他们在到达库页岛的白主以后，便分为两路沿东西海岸分别行进。传十郎沿西海岸前进，越过北宗谷，到达拉喀，因为前面路程艰难，就沿原路返回了。林藏则是沿东海岸前进，因为无法绕过北知床岬，不得不折回，然后越山横穿库页岛，到达西岸后再行北上。在林藏快到拉喀时，与返航中的传十郎相遇，便同传十郎一起返航，并于六月间回到了出发地宗谷。

这次短暂的勘测之旅，并没有达到林藏所预期的目的，因而他并不满意。于是，他于当年七月中旬再次踏上了北上的行程。按照他此行后的成果《东鞑纪行》所述，此行目的有三：一是要探查俄国与清国的边境；二是要了解黑龙江下游地区（日本人称东鞑地区，意为东满洲）的地理和民族情况；三是要找到清国（中国）官吏所设立的行署。

林藏于7月13曰从宗谷出发，沿着库页岛西海岸一路北上，9月3曰到达库页岛中部。后来由于天气寒冷，再加上没有了食物，只好返回库页岛南部的真冈，并在此地过年。第二年正月二十九，林藏等人由真冈出发继续北上，穿过了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海峡，于五月中旬到达了库页岛北端的那尼欧。林藏本想由此继续北上绕过库页岛的最北端，进而由东海岸返回。但因为此处水流湍急，而且随行的当地人也不愿前往，故而不得已才原路返回。

五月下旬，林藏返回了诺垤道，该地离拉喀不远，林藏北上时曾住宿于当地一个酋长家，受到过很好的接待。这次林藏在他家又住了大约一个月，同当地人一起生活劳作，因此较为翔实地了解了当地的不少情况。林藏此行的目的之一是要了解边境情况，可并没能取得成功，于是他不甘心就此回国。在当地人的建议下，林藏决定跟随他们前往大陆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当地原住民要前往大陆是因为要向清国的行署纳贡，这对于林藏来说，真是个意料之外的好机会。

1809年7月，林藏和原住民一起乘小船渡过海峡前往东满洲。在东满洲登陆以后，需要拖着船陆行一段，而后沿满珲河（即黑龙江）一路溯河而上，十天后到达了清国行署所在的德楞（即德勒恩，实际上只是三姓副都统衙门所派赏乌林官们短期办公的行署而已）。在德楞，间宫林藏受到了清朝官员的礼遇，而且通过和他们交谈得到了不少有用的信息。

林藏一行在德楞停留了七天之后，踏上了归途。他们沿着满珲河顺江而下直到河口，然后沿海岸南下，八月初返回了出发地拉喀。此后继续南下，于9月25曰返回了宗谷，结束了这次历时一年多的旅程。次年，由林藏口述，村上贞助（村上岛之允之子）执笔，完成了《东鞑纪行》和《北夷分界余话》两部报告。

林藏的这次北方之行，可以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间宫海峡的发现，从而证明桦太是一个岛屿。然而，这个所谓的成果，其实非常牵强。因为，关于这一点其实中国人早就知道了，例如在康熙帝敕命编制的《皇域全览图》中就将库页岛明确的标注为岛屿。只是欧洲人一直认为桦太是一个与大陆相连的半岛，因而当间宫的发现传到西方以后，才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康熙皇舆全览图》是1708年由康熙下令编绘的地图。该地图以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方式进行，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比例为四十万分之一。该地图经过十年的实地测绘，才于1718年初步完成，但由于蒙古准噶尔汗国尚未归属清朝，当时新疆一带未能详绘，直至乾隆帝两次遣专人详查后方得以补全。

地图描绘范围东北至库页岛，东南至台湾， 西至伊犁河，北至北海（贝加尔湖），南至崖州（今海南岛）。绘图人士有耶稣会的欧洲人士雷孝思、马国贤、白晋、杜德美及中国学者何国栋、索柱、白映棠、贡额、明安图以及钦天监的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十余人。

日本北海道大学图书馆有几份公开的关于库页岛“酋长”的文件，其中有一份中国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内容是这样的：

奉旨，赏赫哲来之佐领付勒珲等抵至德楞，验赏乌林，查得各处各姓哈赉达俱赴前来领赏。惟陶姓哈赉达，近年以来，总未抵来领赏，每年凭以满文剳付领取，似此情形寔非办公之道。耳闻西散大国与陶姓人往来见面。是以烦劳贵官，如遇陶姓人，切示晓谕，令伊明年六月中旬，前来领赏；如不抵至，即将此姓人销除，永不恩赏，故此特恳。

哈赉达就是姓长，库页岛上一个陶姓部落的姓长，已好几年没亲自来德楞进贡，反倒记得让别人拿着清朝政府发给他的满文执照来领赏。赏乌林官员们有些不高兴，写了这份文书，请一位跟陶姓姓长熟识的“贵官”（应该是库页岛的另一位姓长）带回库页岛，告诉陶姓哈赉达，若他们明年还是不来进贡，他们就会被政府除名（销除），以后别想再要赏赐。此外，清朝文书中还说，听到陶姓哈赉达及其氏族最近和“西散大国”有来往。所谓西散国，又作西山国，指的就是彼时控制以北海道为主的蝦夷地（北海道沿太平洋部分）的德川幕府松前藩，即现北海道松前郡。

面对大清的问责，陶姓姓长作了一份文书回复：

耳问（闻）西散大国原因，并未知情。吾未大清大国赏乌林来者，若官员以并验看。不晓有国。故此捎一同来，若有顺便者，此处原因，一并分别捎来，睹直便知。实荷。拜托。大清大国官员。

陶姓姓长称自己跟日本人交际这事没影，至于没亲自领赏，则说自己没见过大清的赏乌林官不知道。此外，他又说自己“不晓有国”，意思是自己不知道还有“西散大国”这么个国家，再次强调和日本人没有来往。

从中，人们在看到日本人当时对库页岛的微弱影响的同时，更能看到清朝中央政府与库页岛上费雅喀人的统治关系——虽然清朝历史上自始至终都没有在库页岛上直接统治过费雅喀部落，但是清政府实施的贡貂与赏赐制度却深得包括费雅喀人在内的东北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民心。而不能实际控制的问题在清朝中期也便就逐渐暴露了出来。

由于黑龙江以北地区交通极为不便，清朝驻军往往是在边界设立哨所，然后一年甚至数年去巡视一次，这给早就觊觎这片区域的沙皇俄国以渗透的机会——早在雍正时期，费雅喀部落就受到了俄国探险队的侵扰，甚至还因为费雅喀部落把登上库页岛征收貂皮的清朝官员当作哥萨克探险队而引起了误杀事件。到了乾隆道光时期，黑龙江以北地区受到渗透的情况更加严重，最终使清政府就逐步失去了对库页岛的控制。

然而，让今天的人们想不到的是，18世纪中叶后，俄日相继侵入，但库页岛上的居民依旧向清政府称臣纳贡。曹廷杰（1850-1926年），湖北枝江人。光绪九年（1883年）由吉林将军派往三姓靖边军后路营中，办理边务文案。光绪十年，他广泛搜集东北史地资料，着手写《东北边防辑要》一书。

十一年五月，曹廷杰受命考察边防。五月底由三姓起程，经松花江徐尔固入俄国境，沿黑龙江至东北海口，考察了黑龙江下游地区，看到了永宁寺碑，并拓了拓片。然后溯江而上至海兰泡，又沿江而下至伯力，溯乌苏里江至兴凯湖，经红土岩，复由旱道至海参崴，再乘海船到岩杆河口，前后考察129天，往返路程16000余里。十一月，回到吉林营中，十一至十二月间写成《西伯利亚东偏纪要》，绘图8幅。

曹廷杰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对黑龙江流域的民族、历史、地理、古迹、社会经济作全面调查的人。他研究边疆地理的目的是为了反抗帝俄对我国东北边境的侵略，为了筹边固边，具有较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他的著作《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偏纪要》和《东三省舆地图说》为我国东北史地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中，《西伯利亚东偏纪要》记载了库页岛人在贡貂之后，持受赏的乌林渡海至日本交易之事：

二十年以前，每年渡海至西山国穿官，即以木城所受衣物服饰贡于该国。该国命官至所止海滨，赏赐黄狐、水獭、白貂诸皮，彼此授受俱跪，携皮归家，俟明年木城穿官卖之，亦至三姓城。

此处的“西山”即前文说到的“西散大国”，是黑龙江下游民族及库页岛人对日本人的他称。根据现代学者的考察研究，库页岛人受赏乌林的贡貂户以中华织物来换取“蝦夷地”腹地所产的贵重皮货，利润自然是相当可观：当时在日本市场上，中华织物价格不菲，一卷长四丈二尺的赤地牡丹锦可换貂皮33张，一卷一丈九尺长的绀色龙纹蟒缎可换貂皮30张，且成衣与貂皮之间的交换比率相对于锦缎与貂皮的交换比率要高出许多。另一方面，海獭皮、貂皮和狐皮在清代中晚期的中国内地市场十分走俏，价格呈暴涨之势，黑龙江地区更是“市买一貂非五六金莫可”。

不难看出，库页岛人此时俨然成了中国丝绸的“中间商”。清朝时期，皇子、亲王等贵族穿着绣有五爪金黄色蟒的袍服，而一品至七品官员则穿着绣有四爪蟒的袍服。这些袍服通过贸易活动传入‌日本北海道地区，并被当地人称为“‌蝦夷锦”。“‌蝦夷锦”进入日本市场之后广受青睐，北海道和千岛列岛地区的豪酋多以服蟒为贵，新井白石《蝦夷志》称“其服饰单衣左衽，穿袖长身，腰束细带，酋豪则裁用蟒缎杂缯”。

比这更早的是，16世纪江户、京都一带的歌舞伎服装、僧侣袈裟和官宦阶层的盛装和服也大多是用松前商人转手销售的蝦夷锦(又称“山丹服”)制成的，松前藩藩府和当地官宦之家也有为数不少的蝦夷锦收藏，它更是松前藩历代藩主向德川幕府进贡时的必备方物。

因此，有学者称，如果以“民族国家”的边界为限，清代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地区的“贡貂赏乌林”仅仅是国家内部赋税关系与附带性商业关系的集合，但若跳出“民族国家”的视角，从18世纪东北亚地区整体经济格局入手来分析，就不难发现“贡貂赏乌林”只是一个国际化贸易网络的开端，以它为起点的东北亚地区的奢侈品流通体系，并非只是一条辗转于众多民族之间的长距离贸易路线，更是朝贡体系的延伸（安琪《从“蝦夷绘”看清代东北边疆的贡赏体系》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10月）。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西伯利亚东偏纪要》还记载了库页岛人在被俄国侵占后的共同心愿。

自罗刹（俄罗斯）来，不许我等穿官，见木像则焚，见弄熊则阻。又欲我等截发易服，心实不愿，女人畏忌更甚，惟望大国（中国）如数百年前将罗刹尽驱回国方幸。

俄国现在公开出来的资料也表明，当时，乌苏里江以东的赫哲人与费雅喀人，仍“全部不服从俄国政权，而服从中国政权”，“仍然每家每户逐年”向清政府贡貂。由此可见，贡貂与赏乌林制度影响之深，也说明清朝政府对库页岛费雅喀等边疆民族的管辖是卓有成效的。在中国目前的档案材料之中，有案可查的库页岛最后一次贡貂皮的时间为同治十二年，也就是1873年，这已经是库页岛被正式侵占的第15个年头，岛内的费雅喀人依旧向清朝称臣纳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