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西汉年间，中原王朝就开启了对西域的探索与管理之旅。公元前 60 年，西域都护府闪亮登场，这可是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就好比在西域这片土地上插上了中原王朝的旗帜，从此新疆稳稳地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真可谓“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打那以后，西域便在中原王朝的精心呵护下，历经东汉、西晋、大唐等诸多朝代的更迭变迁，见证了无数的历史风云变幻。
大唐盛世之时，西域的影响力那可是蹭蹭往上涨。丝绸之路在这个时期热闹非凡，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这儿欢快地碰撞、交融，“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描绘的就是当时那令人心驰神往的繁华景象。西域就像一个超级大舞台，成为中原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交流互动的关键枢纽，在世界文明交流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公元 755 年，一场“安史之乱”如同一头凶猛的野兽，无情地打破了大唐的太平盛世。唐王朝为了平息内乱，不得不把安西、北庭以及河西、陇右的大部分驻军调回内地，这可给了吐蕃一个绝佳机会，它迅速攻占陇右和河西地区，一下子就截断了西域与中原之间的通道。不过，安西四镇的留守部队那可是相当硬气，在孤立无援的绝境中，依然坚守着大唐的荣耀与尊严，就像一座座屹立不倒的英雄雕像，在西域的土地上坚守了将近半个世纪。直到公元 808 年冬天，安西四镇最终还是无奈地沦陷了，这段历史充满了悲壮与英雄气概，让人忍不住为之动容。
北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 1104 年），王厚、童贯和高永年曾成功收复陇地区，还设立了陇右都护府，可惜好景不长，靖康元年（公元 1126 年）就荒废了。元朝时期，四大汗国名义上对元朝称藩，实际上各自为政，当时新疆的大部分地区都归察合台汗国统治。明朝的时候，西域由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掌控。洪武年间，明朝的西北疆界一度延伸到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还设置了一系列卫所。可岁月流转，公元 1472 年，哈密卫城被吐鲁番攻破，卫所只好内迁，虽然后来有复设的举动，但公元 1514 年又再次被攻破，15 世纪后半期之后，西北诸卫纷纷瓦解，明军无奈只能退守嘉峪关，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直接管控陷入了低谷。
直到清朝，康雍干三代皇帝对准噶尔部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且艰苦卓绝的战争。经过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终于在乾隆朝彻底搞定了准噶尔部，中央王朝得以重新在西域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公元 1757 年，清朝平定准噶尔部最后一位大汗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准噶尔汗国彻底玩完；公元 1759 年，又成功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天山南路也恢复了太平，至此，清朝全面收复西域。
那清朝为啥非要拼了老命收复西域呢？这里面可有着多方面的考量。清朝统治的根基是“满蒙一体化”，蒙古各部（尤其是漠南蒙古）的支持对清朝来说就像大厦的基石一样重要。而准噶尔部作为漠西蒙古的一支，实力强劲且野心勃勃，它的历代统治者都妄图掌控全蒙古的统治大权。要是准噶尔部真的得逞，控制了漠北漠南各部，那清朝的统治基础可就摇摇欲坠了，“满蒙一体”的格局也会化为泡影，清朝的后院肯定会乱成一锅粥。而且，准噶尔部的扩张还严重破坏了西域地区的稳定，把丝绸之路也给堵得死死的，影响了中原与中亚、西亚等地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就像古人说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为了消除这个潜在的大威胁，清朝统治者不惜一切代价，前赴后继地对准噶尔部发动战争，就是为了确保清朝的长治久安和江山稳固。
在收复西域的过程中，清朝施行了一系列很有成效的治理举措。官绅一体纳粮、摊丁入田、改土归流这三件大事，那可都是农耕文明治理智慧的典范之作。
官绅一体纳粮，打破了历朝历代官绅名下土地不用交税的特权“壁垒”，大大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以前，士大夫阶层靠着特权，肆意抢夺自耕农的土地，导致国家税收越来越少，土地兼并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这可是改朝换代的一大隐患。清朝顶着巨大压力推行这一政策，就像一把利剑，斩断了这个历史“顽疾”的根源。据记载，明朝政府财政收入最多的时候也就大概 2000 万两白银，而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财政收入突破 5000 万两，咸丰年间更是超过 8000 万两，差不多是明朝的 4 倍呢。雄厚的财政实力，为清朝治理边疆地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改土归流也是清朝在边疆治理方面的一大创举。明代以前，中原政权对边远地区的管理比较薄弱，大多采用土司制度，土司自己管理辖区事务，只给中原政权象征性地进贡。这种管理方式使得当地民众对中原国家概念很模糊，比如明末的播州之乱，就是土司拥兵作乱，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动荡和危害。清朝雍正年间，在云贵等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设置官府，派遣官员直接管理，废除土司的行政管理权。这一举措意义非凡，不仅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实际掌控力，还促进了民族融合。
大量汉族移民纷纷涌入边疆地区，经过几百年的交流融合，这些地区逐渐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清乾隆年间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在新疆先是设立伊犁将军管理军政事务，民政事务委托当地首领自行处理，1884 年左宗棠平定阿古柏之乱后，清政府正式在新疆设立地方政府，进一步完善了对新疆的治理体系，让新疆与中原的联系更加紧密。
摊丁入田政策，按照田地收税，废除人头税，有力地推动了生育，对清代人口增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明末中国人口大概有 2 亿，经历满清入关战争后，顺治年间全国人口锐减到不足 1 亿。在摊丁入田政策的刺激下，清代人口快速增长，到乾隆年间已经超过 3 亿，1912 年清朝灭亡时，中国人口达到 5.5 亿。人口的大幅增长为清朝大规模移民边疆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清朝通过大规模移民充实边疆，成功地稳定和巩固了边疆地区。就拿新疆来说，乾隆年间清朝实际控制新疆时，新疆人口只有 38 万人，到道光 30 年（1850 年）大概 80 年后，人口才增长到 73 万人。1884 年新疆设省后，内地向新疆移民数量大增，人口开始快速增长，到民国元年（1912 年），新疆人口已经达到 209 万。大量移民的涌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多元的文化，极大地促进了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新疆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
不过，清朝末年，新疆遭遇了诸多严峻的危机与挑战，甚至差点就从中国分裂出去。
第一次分裂危机是阿古柏之乱。1865 年（清同治四年），在英国支持下，中亚浩罕国军事首领阿古柏率领大军入侵中国新疆南部，自立为王，建立了“哲德莎尔”伪政权，霸占了天山南北的大部分地区，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当时，清政府正忙着镇压内地人民起义，根本无暇西顾。1871 年，沙皇俄国又趁机出兵占领新疆伊犁地区，新疆一下子就陷入了被英俄两国夹击侵吞的危险境地。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清政府内部就收复新疆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集中财力建设水师来防御日本，他觉得新疆就是“数千里之旷地”，收复新疆会“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而左宗棠则坚决反对，他深刻认识到新疆的战略重要性，指出一旦失去新疆，陕西、甘肃的清军就会被长期牵制，西北门户大开，蒙古、甘肃等地就会面临被叛军和沙俄攻占的危险，“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最终，朝廷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临危受命，虽然年事已高但毅然出征，还抬着棺材上阵，以此表明收复新疆的坚定决心。西征军在他的英明指挥下，历经千辛万苦，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成功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境内地区。但收复新疆的过程极为艰难，耗费巨大。清政府为了全力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那可是掏空了家底，户部拨款、各省协饷，甚至还通过胡雪岩向汇丰银行借款，前后总共花费了约 5230 万两白银，几乎把清政府多年的财政盈余都花光了。此后，左宗棠又集结重兵在伊犁附近，凭借强大的军事压力支持曾纪泽与沙俄谈判，直到 1881 年才成功收复伊犁，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才得以重回祖国怀抱。
第二次分裂危机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以孙文为领袖的革命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纲领，这个纲领存在比较严重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把东北、西藏、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排除在“恢复中华”的范围之外。1911 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十八星旗”成为革命军标志，它代表的仅仅是十八个行省，黑龙江、吉林、奉天、新疆四个行省以及蒙古、西藏等广大边疆地区都被排除在外。武昌军政府发布的《布告全国电》，以“十八省”“汉族”“汉人”为号召，这可让边疆地区的民众感到恐慌和不安。
当时的中国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国际环境，列强都在虎视眈眈，日本想要争夺东北，俄罗斯觊觎新疆与蒙古，英国企图吞并西藏。革命党的这个纲领无疑给了列强可乘之机，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裂危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袁世凯、立宪派以及即将灭亡的清政府共同努力，挽救了国家的分裂局面。1912 年 2 月 3 日，清朝皇帝在《授权袁世凯与民军商酌情退位条件指令》中特别提出“蒙古、回、藏之待遇，均应预为筹划”；2 月 12 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明确提出“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境内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一退位法令为民国替代清政府提供了坚实的法理依据，也明确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性，五族共和才得以成为中华民国的主流理念，新疆也得以继续留在祖国大家庭之中。
第三次分裂危机发生在盛世才执政时期。民国时期，军阀混战，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对边疆地区的经济支持几乎为零，新疆局势动荡不安。盛世才，这个东北出身的满族军官，靠着外部势力的支持，在 1933 年成为新疆的统治者。在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给盛世才提供了大量军事与经济援助，并在新疆获得了一系列特权，新疆逐渐沦为苏联的势力范围。盛世才甚至还想劝说斯大林让新疆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国民政府虽然多次抗议，但也无济于事。
直到 1941 年 6 月 22 日，法西斯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行动计划，苏军遭受重创，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卫国战争，苏联逐步停止了对新疆的蚕食。1942 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中国成为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国家，大量美援涌入中国，盛世才审时度势，转而投靠国民政府，将苏联军民移出新疆，新疆才得以暂时摆脱分裂的危机，继续坚守在祖国的版图内。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新疆的发展与稳定，把帮助边境地区发展政治、经济、文化，走各民族共同繁荣之路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推行。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一穷二白，面临着工业化建设的艰巨任务，很难抽出大量资源支援边疆。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中央创造性地设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54 年，驻扎在新疆的十几万解放军官兵集体就地转业，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员。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独特模式，通过大规模组织屯垦建设，既减轻了驻军财政负担，又为新疆的经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生产建设兵团的官兵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戈壁、荒地甚至沙漠中开垦出大量良田。他们不畏严寒酷暑，不惧风沙肆虐，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创造了奇迹。“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他们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在新疆大地上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赞歌。如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发展壮大，成为新疆经济建设、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防巩固的重要力量，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与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棉花、瓜果等特色农产品产量丰富、品质优良，畅销国内外市场；工业体系逐步完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开发利用成效显著，为国家能源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备，交通、通信、水利等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新疆与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教育、文化、医疗等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新疆，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始终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从西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到清朝的重新收复，从近代的危机四伏到新中国的繁荣稳定，新疆的每一段历史都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坚韧与顽强，彰显了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如今，新疆正以崭新的姿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奋勇前行，成为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与窗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着独特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