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一位名叫李时雨的人物，进入了军统局的视野，并迅速成为了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心腹”。
李时雨曾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过要职。抗战胜利后，他摇身一变，投靠了国民党，并凭借着自己在汪伪政府工作期间积累的“情报经验”，进入了军统局，并被任命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组长，官拜少将军衔。
戴笠对李时雨，非常器重，曾在公开场合，夸赞李时雨：“李时雨很有能力，为党国做了很多事情，非常了不起！”
戴笠的这种公开表扬，让李时雨在军统局内部，迅速蹿红，成为了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
然而，戴笠对李时雨的器重，也引起了军统局内部一些人的不满和嫉妒。
他们认为，李时雨不过是一个“投机分子”，凭什么能够得到戴笠的如此赏识？
更何况，李时雨的升迁速度，也实在是太快了，这让那些在军统局里熬了多年资历的老特务们，感到心里不平衡。
不久之后，有人向戴笠举报，说李时雨是共产党，有“通共”嫌疑，要求戴笠立即将他逮捕，严加审查。
要知道，在军统局内部，“通共”可是最大的罪名，一旦被扣上这顶帽子，不死也要脱层皮。
面对手下人的举报，戴笠却表现得非常淡定，他不仅没有相信举报人的话，反而公开表示，对李时雨的信任。
戴笠说道：“我了解李时雨，他是我信任的人，绝不会是地下党。你们不要听信谣言，更不要捕风捉影，随意诬陷好人。”
戴笠的这番话，掷地有声，让那些原本想借机整倒李时雨的人，不得不暂时收敛起来。
就这样，李时雨在戴笠的庇护下，暂时躲过了一劫。
不久，戴笠因飞机失事，殒命岱山。
求学、入党与潜伏之路
而被戴笠引为“心腹”的李时雨，的的确确是一位潜伏在敌人内部多年的中共地下党员，只不过戴笠本人是不可能知道了。
李时雨，并非他的本名，他的原名叫做李亭芳。
1908年，他出生在黑龙江省巴彦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虽然家境贫寒，但李时雨从小就聪明好学，成绩优异，后来考入了北京法政大学。
这所大学，在当时可是中国最顶尖的学府之一，培养了许多法律界和政界的名人。
在大学期间，李时雨不仅学习了法律知识，还接触到了进步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1931年，李时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34年，李时雨从北京法政大学法学院毕业。
初显身手：东北军中的情报工作
毕业后，他并没有选择从事律师或者法官等职业，而是接受了党组织的安排，奉命打入东北军内部。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李时雨利用自己的同乡关系，找到了当时在东北军中担任要职的张学孟。
张学孟，是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在东北军中，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在张学孟的帮助下，李时雨顺利地进入了东北军，并在西安“剿总”第四处，谋得了一个中尉办事员的职位。
“剿总”，是国民党为了“剿灭”共产党和红军而设立的军事机构。
第四处，则是负责情报工作的部门。
李时雨的这个职位，虽然不高，但却可以接触到许多重要的情报信息。
在“剿总”工作期间，李时雨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积极开展情报工作，为党组织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他还利用自己的身份，暗中策反了一些东北军的官兵，为后来西安事变的爆发，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天津岁月：检察官身份下的秘密行动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李时雨的身份，也面临着暴露的危险。
为了安全起见，党组织决定让他撤离东北军，前往天津，继续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在天津，李时雨的公开身份，是天津高等法院的检察官。
他利用这个身份，掩护自己的地下工作，并继续为党组织搜集情报。
智运电台：巧借院长座驾与冒险闯关
1939年，李时雨接到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将党组织在天津购置的一批电台机械和马达，秘密运出天津。
这批电台机械和马达，是党组织为了加强与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而特意采购的。
如果能够顺利地将它们运出天津，送到抗日根据地，那么，它们将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然而，要把这批电台机械和马达运出天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时，天津已经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天津城内，设立了许多检查站，对进出城的人员和物资，进行严格的检查。
李时雨虽然是天津高等法院的检察官，拥有日军发放的特别通行证，可以自由进出天津城。
但是，这批电台机械和马达，数量太多，目标太明显，很容易引起日军的怀疑。
一旦被日军查获，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李时雨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他知道，天津高等法院的院长，是一位非常爱慕虚荣的人，喜欢摆阔气，讲排场。
于是，李时雨就利用了这一点，向法院院长提出了一个请求。
李时雨对院长说道：“院长，我的爱人就要从外地来天津了。我想给她一个惊喜，能不能借用一下您府上的那辆菲尔特轿车，去接她？”
菲尔特轿车，是当时一种非常豪华的汽车，只有少数达官贵人，才能拥有。
天津高等法院的院长，就拥有一辆这样的轿车。他平时对这辆车，宝贝得很，轻易不肯借给别人。
李时雨平时和院长的关系处的不错，院长也对他非常器重。经过一番权衡，法院院长最终答应了李时雨的请求。
院长嘱咐说：“你可要小心点，别把我的车给弄坏了。”
“您放心，院长，我一定会小心驾驶的。”李时雨连忙保证道。
就这样，李时雨利用法院院长的汽车，将两箱电台机械和马达，顺利地运出了天津城。
他把车开到日军的检查站前，打开车窗，亮出了自己的特别通行证。
日军士兵看到是法院院长的汽车，又看到李时雨的证件，根本不敢阻拦，直接放行。
就这样，李时雨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成功地将这批电台机械和马达，运到了安全的地方。
不久之后，上级又送来了一个装有电台机械和马达的箱子。
这一次，李时雨不能再借用院长的汽车了，因为那样做，太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他决定冒险一试，自己想办法把箱子运出去。
在一个凌晨，李时雨叫了一辆三轮车，把箱子放在车上，一路来到“法国桥”边，这里是日军设立的一个重要检查站。
李时雨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服，然后，他一手提着箱子，一手举着通行证，夹杂在人群中，向检查站走去。
日军士兵看到他手中的通行证，又看到他是一位“体面”的检察官，并没有对他进行仔细的盘查，就让他通过了。
就这样，李时雨再次成功地将电台机械和马达，运出了天津城。
这些电台，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了连接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重要纽带。
而李时雨，也因为这次成功的行动，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嘉奖。
打入汪伪：从检察官到立法院委员
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扶持下，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政权。
汪伪政权成立后，为了笼络人心，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开始四处招揽人才。
他们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在国民政府中不得志的官员、失意的文人，以及一些对时局不满的社会人士。
当时，正在天津高等法院担任检察官的李时雨，也进入了汪伪政权的视线。
汪伪政权的一些高官，看中了李时雨的才干和能力，认为他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才。
于是，他们开始派人与李时雨接触，极力拉拢他，希望他能够加入汪伪政权。
面对汪伪政权的拉拢，李时雨并没有立即拒绝，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
就在李时雨犹豫不决的时候，他接到了党组织的指示。
党组织认为，如果能够打入汪伪政权内部，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搜集更多的情报，为抗日战争做出更大的贡献。
于是，李时雨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决定接受汪伪政权的邀请，打入敌人内部。
不久之后，李时雨辞去了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的职务，来到了南京，加入了汪伪政权，被任命为汪伪立法院的委员。
这个职位，虽然不是很高，但却可以接触到汪伪政权的一些核心机密。
汪伪立法院：陈公博的“助手”与情报来源
当时的汪伪立法院院长，是陈公博。
陈公博，是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
他表面上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干着卖国求荣、祸国殃民的勾当。
陈公博上任后，忙于镇压抗日军民，根本没有时间处理立法院的日常事务。
他看李时雨年轻有为，又比较听话，就把立法院的许多工作，都交给了李时雨处理。
这样一来，李时雨的权力，就越来越大，他也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机密情报。
李时雨利用自己在汪伪政权中的职务之便，经常将日伪军的动向、部署等情报，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新四军。
他提供的情报，非常及时、准确，为新四军打击日伪军，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新四军根据李时雨提供的情报，多次取得战斗的胜利，给日伪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除了向新四军提供情报外，李时雨还利用自己的职权，暗中向新四军提供了一些物资和经费，帮助新四军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对李时雨的能力和贡献，非常赞赏。
他曾经说过：“李时雨同志，一个人就顶得上一个师！”
这足以说明，李时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军统的拉拢：“欲擒故纵”的周旋策略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统局也在积极拉拢李时雨。
当时，军统上海区的负责人余祥琴，注意到了李时雨在汪伪政权中的活跃表现。
他认为，李时雨是一位有能力、有关系的人，如果能够把他拉拢过来，对军统在上海的工作，将会大有裨益。
于是，余祥琴开始派人与李时雨接触，试图说服他加入军统。
面对军统的拉拢，李时雨并没有立即拒绝，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
他知道，如果自己直接拒绝，可能会引起军统的怀疑，甚至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
但是，如果自己轻易答应，又可能会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于是，李时雨采取了一种“欲擒故纵”的策略。
他先是假装犹豫不决，表示自己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太多的好感，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然后，他又向余祥琴提出了一些条件，要求军统方面，必须保证自己的安全，并给予自己一定的自主权。
余祥琴为了拉拢李时雨，对他的条件，一一答应。
他还向李时雨保证，只要他加入军统，一定会得到重用，将来前途无量。
“李先生，我知道你是一位有抱负的人，你肯定不甘心一辈子给那些汉奸卖命。”余祥琴说道，“现在，日本人已经是强弩之末，蹦跶不了几天了。你何不弃暗投明，加入我们军统，为抗战出一份力呢？”
余祥琴的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似乎很有道理。
李时雨听了，也“深以为然”。他表示，自己愿意加入军统，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就这样，李时雨在“半推半就”之下，加入了军统。
“双面间谍”：游走于军统与汪伪之间
余祥琴对李时雨的“归顺”，感到非常高兴，立即向军统局局长戴笠发了一封电报，详细汇报了此事。
戴笠得知消息后，也对李时雨的表现，非常满意。
他认为，李时雨能够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对军统的工作，将会大有帮助。
于是，戴笠对李时雨，也开始重视起来，并指示余祥琴，要好好利用李时雨这条线。
从此以后，李时雨一方面，继续在汪伪政权中担任要职，为党组织搜集情报；另一方面，他也有选择地向军统提供一些情报，以掩护自己的身份，并获取军统的信任。
李时雨提供给军统的情报，都是经过他精心挑选的。
这些情报，既有一定的重要性，又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也不会损害党组织的利益。
例如，他会向军统提供一些关于汪伪政权内部的核心机密，以及日军在上海的一些军事部署等情况。
这些情报，对于军统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汪伪政权和日军的动向。
但是，这些情报，并不会对中共地下党组织，造成太大的威胁。
李时雨通过这种方式，巧妙地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既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又保护了自己的安全，还赢得了军统的信任。
戴笠对李时雨的表现，越来越满意，对他越来越器重。
上海风云：陈公博的倚重与“整顿风纪”
1941年，陈公博兼任伪上海市市长。
由于陈公博比较欣赏李时雨的能力，于是把李时雨也调到了上海，并委以重任。
在上海，李时雨不仅担任了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还兼任了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
这两个职位，都非常重要，可以让李时雨接触到更多的机密信息。
陈公博经常在公开场合，大谈“廉洁政治”，要求部下“奉公守法”，但自己却在背地里贪污受贿，骄奢淫逸。
李时雨对陈公博等人的所作所为，非常厌恶，但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继续与他们虚与委蛇。
他还利用陈公博的“廉洁政治”口号，在上海滩掀起了一场“整顿风纪”的运动。
他强调要禁毒、禁赌、禁止敲诈勒索，并严惩了一批违法乱纪的警探和汉奸。
李时雨的这些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上海的社会治安，也为他在上海树立了一定的威望。
陈公博对李时雨的表现，非常满意。
他认为，李时雨是一位忠诚可靠、有能力、有魄力的干将，值得自己信任和重用。
于是，陈公博对李时雨，更加放权，让他负责更多的事务。
而李时雨，则利用这个机会，继续为党组织搜集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权力博弈：汪伪内部的斗争与李时雨的升迁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逝，结束了可耻的汉奸生涯。
汪精卫的死，让汪伪政权内部，陷入了一片混乱。
各派势力，为了争夺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陈公博，在汪精卫死后，顺理成章地接过了汪伪政权的领导权，他被推举为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并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
但陈公博的权力，并不稳固。他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特别是来自周佛海的挑战。
周佛海，是汪伪政权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也是一位老牌汉奸，与陈公博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
汪精卫死后，周佛海也想争夺汪伪政权的最高权力。
虽然他最终没能如愿，但还是被任命为伪上海市市长，掌握了上海地区的军政大权。
周佛海上任后，立即开始对上海的伪政府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组。
他把陈公博安插在上海的亲信，几乎全部撤换，换上了自己的人马。
一时间，上海的伪政府机构，几乎成了周佛海的“独立王国”。
面对周佛海的步步紧逼，陈公博也不甘示弱。
他决定把李时雨从上海调回南京，任命他为伪司法行政部次长。
这个职位，虽然名义上是“次长”，但实际上，却是司法行政部的实际负责人。
陈公博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强自己在南京伪政府内部的力量，与周佛海抗衡。
但周佛海却不肯放李时雨离开上海。
他知道，李时雨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人，如果能够把他留在上海，为自己所用，那将是一大助力。
于是，周佛海找到陈公博，表示希望能够让李时雨继续留在上海工作。
“公博兄，李时雨这个人，很有才干，他在上海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周佛海说道，“现在上海的局势，非常复杂，正需要像李时雨这样的人才。不如，就让他继续留在上海，协助我工作吧。”
陈公博虽然心中不悦，但考虑到周佛海在上海的势力，以及自己目前在南京的处境，也不好与他撕破脸皮。
于是，只好同意了周佛海的请求，让李时雨继续留在上海。
为了拉拢李时雨，周佛海对他也非常重视，给予了他很大的权力。
李时雨在上海的地位，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他不仅继续担任着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等职务，还被周佛海委以更多的重任。
上级指示：“大胆往上爬，官越大越好！”
李时雨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也引起了国民党军统局的关注。
军统局认为，李时雨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情报来源”，应该继续对他进行拉拢和利用。
但李时雨的“步步高升”，也让他感到了一丝不安。
他担心，自己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越高，暴露身份的风险也就越大。
他开始考虑，如何才能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继续为党组织提供情报，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
于是，李时雨通过秘密渠道，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并请求指示。
当时，担任中共北方局社会部部长的许建国，在了解了李时雨的情况后，给予了他明确的指示。
许建国通过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向他传达了八个字：“大胆往上爬，官越大越好！”
许建国认为，李时雨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越高，就越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就越能够为党组织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因此，他鼓励李时雨，要抓住一切机会，积极向上爬，争取在汪伪政权中，获得更高的职位。
许建国还引用了一句中国的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肯定和支持，李时雨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他继续在汪伪政权中积极活动，努力表现，争取更高的职位。
他的努力，也得到了汪伪政权高层的认可，他的官职，也越做越大。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统局也对李时雨的表现，非常满意。
他们认为，李时雨已经完全“忠于党国”，是一个值得信任和重用的人才。
为了表彰李时雨的“贡献”，军统局多次对李时雨进行嘉奖，并给予他各种物质奖励。
戴笠身亡：军统变局与李时雨的命运转折
抗战胜利后，李时雨的身份，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他从一个汪伪政权的高官，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党军统局的重要人物。
有一次，李时雨参加军统局内部的一次会议。
在会议上，军统局局长戴笠，突然点名提到了李时雨。
“哪一位是李时雨先生？”戴笠问道。
李时雨连忙站起身来，向戴笠敬礼。
戴笠看着李时雨，笑着说道：“余祥琴多次向我推荐你，说你很了不起啊，为党国做了不少贡献。”
面对戴笠的赞扬，李时雨表现得很谦虚，他回答说：“这都是戴先生领导有方，属下只是尽了自己的本分而已。”
不久之后，李时雨被授予军统少将军衔，并被任命为军统上海站第二组组长，成为了戴笠的嫡系。
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李时雨的“受宠”，也引起了军统内部一些人的嫉妒和不满。
他作为一个“外来户”，一个曾经在汪伪政权中担任过要职的人，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戴笠的如此信任和重用，自然会让那些在军统局里熬了多年资历的老特务们，感到眼红和不平衡。
不久之后，关于李时雨是“共产党”、“地下党”的传言，开始在军统局内部流传开来。
一些人甚至直接向戴笠打报告，要求戴笠立即逮捕李时雨，严加审讯。
但戴笠却不以为然，他说：“我了解李时雨，他是我信任的人，绝不会是地下党。你们不要听信谣言，更不要捕风捉影，随意诬陷好人。”
戴笠的这番话，掷地有声，让那些原本想借机整倒李时雨的人，顿时哑口无言，不敢再说什么。
有了戴笠的表态，李时雨暂时安全，但他的“好运”，并没有持续太久。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飞机，在南京附近坠毁，戴笠当场身亡。
戴笠死后，军统局内部，陷入了一片混乱。
新上任的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开始对戴笠的亲信进行清洗和排挤。
李时雨，作为戴笠的“嫡系”，自然也受到了牵连。
他被毛人凤下令关押起来，接受审查。
真相大白：功勋卓著的红色传奇
直到1949年，李时雨才被释放出狱。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的真实身份，才得以公开。
他被任命为中央党政机关和统战部门的领导职务，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999年，李时雨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